谢祖墀: 中国已经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

文| 谢祖墀
翻译| 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庄蕴菲

高风咨询公司于今年10月8日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 — Powering Ahead – China is Rapidly Evolving to Becoming Hub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s. 近期,《观察者网》将此文章翻译成中文并命名为《中国已经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并于11月5日发表在该网站上。我们很高兴于此与大家分享这篇译文。

今年9月,超过2000名来自各国政界、商界、艺术界和社会团体的行业精英出席了在中国直辖市天津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此次论坛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题成为了焦点。

据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介绍,中国凭借着能够“打破物理、电子和生物界限”的最新前沿技术,正在领跑这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中国制造2025”已经是中国力图成为先进制造和高科技产业领导者的象征。中国正在洗涮“山寨大国”的污名,成为时下全球商业创新的中心。据中国新华社报道,2017年,在包括网约车、电子商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内的网络和科技领域,中国实现了18%的增长,大幅超过6.9%的年经济增长率。

在近期《纽约时报》的评论板块中,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引用互联网明星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最新发布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称:20年前,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上市科技企业前20名榜单中,中国一家也没有。5年前,中国有两家,美国有9家。而如今,中国有9家(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百度、小米、滴滴、京东、美团和今日头条)跻身该榜单,美国有11家。

在《福布斯》杂志的一篇评论中,财经评论员约翰·马尔丁(John Mauldin)指出,中国正在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创新经济体——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广东省的9座城市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其体量、政策支持以及创新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打了激素的硅谷”。

中国正全力发展人工智能、数据网络、区块链以及5G网络等新型科技产业,以便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民营企业都在大力投资有望引发革命性变化的产业领域。这些科技创新将进一步带动自动化、互通性、智能化以及有望改变产业格局的商业模式。

比如,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16年,为了推动自动化生产,中国新增了87000台工业机器人,这个增量仅略少于欧洲与美国的总和。施瓦布认为中国在高端制造上的进取姿态是“供给侧的奇迹,将在效率和生产力方面给中国带来长期利益”。清华大学最新的研究显示,全球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中有三分之二已经流向中国,这在去年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带来了67%的增长。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ABI Research的一份报告,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初创公司超过美国同行,获得了近50亿美元的的风险投资。市场调研公司CB Insights给出的数据表明,中国公司申请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的数量最多,达到了硅谷的7倍。去年11月,上海市政府宣布新的发展路线图,将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国家级中心。

在中国,在不同产业内使用区块链的新价值链已经出现。据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的数据,在中国,已经注册的区块链科技公司约有450家。监管部门的态度从怀疑转为接受,现在已经变成了鼓励。

今年,为发展区块链网络,中国政府已投入数十亿美元作为创始基金。今年4月,仅杭州市政府就向全球区块链创新基金(the Global Blockchain Innovation Fund)投入了16亿美元。

在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获得了加速发展。与此同时,自动驾驶以及“共享出行服务”也得到了发展,后者致力于重塑市民的出行方式。目前,无论外国还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动力汽车制造商,他们都在努力将自己重新定位为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他们与新出现的几个中国民营汽车品牌(如蔚来汽车,该公司刚刚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形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将成为领跑者之一,而且中国有望超越大多数国家。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的主题,未来会继续保持热度。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也将取决于它拥抱这一发展趋势的意愿和能力。

许多外国公司以及他们所雇佣的游说者一直在抱怨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颇高,并且要求得到“互惠”待遇。他们执着于这些问题,却大多忽略了与此同时中国在创新领域进行的转型,也因此成为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旁观者。

目前,美国与中国已陷入贸易战,可即便如此,中国仍将成为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富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中国无法避免发展道路上会遇到的动荡起伏,有些政策试验或许无法得到理想结果,也有部分资源可能会被浪费。

中国缺乏尖端芯片这样的核心技术,这暴露了中国的弱点,但也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进步的动力。在中国,许多初创企业会失败,但仍然有一小部分会成功。任何人若质疑中国达成目标的决心和能力,必将被证明是轻率的。

创新必将为社会带来挑战:失业、教育转型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但是创新也会为社会带来利益——那些能够预见并抓住机会的公司和个人将占有先机。而那些没有意愿或能力抓住机会的公司和个人将被边缘化甚至更糟。现在是时候问问自己了:你想站在历史的哪一边?

关于作者:
谢祖墀博士(Dr. Edward Tse)是高风管理咨询公司(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过去的20年里,他创立并领导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在大中华区的业务。外界评价他为“中国的全球领先商业战略家”和 “谢博士之于中国企业界就如大前研一之于日本企业界”。他曾为数以百计的公司(总部设在中国及其它地区)咨询过所有关键战略和管理方面的业务,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和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他还为中国政府在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等方面做过咨询。他已发表200多篇文章并出版了4本书,其中包括于国际获奖的《中国战略》和《创业家精神》。谢博士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博士、MBA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士、硕士。

 

新浪财经 | 谢祖墀: 改变与韧性

文 | 谢祖墀
改变的真正本质是帮助一个组织提高它的意识水平,也即“修炼”,以便它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组织内的个体也可以有意识地去做正确的事情。

最近,不少客户都来寻求我在企业战略方面的帮助,他们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在中国经营的跨国企业来说,外部的经营环境瞬息万变,这让许多领导人都感到迷茫,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中国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

对许多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市场,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阶段的发展。在中国独有的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即某些人士所称的“中国发展模式”。顶层的中央政府积极地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在资源调配方面作出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中的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之间常有竞争,在区域内城市群内亦有不少的合作。这种三级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韧性的来源,而且仍然持续发展。

在这一模式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规模、复杂性、政策和创新性往往以多重的、不连续的、多维的方式不断发展。在这种趋势下跨国企业的决策者们需要拥有充足的信息和全面的视角,才能制定有效的中国战略。

中国背景的多阶段和颠覆性要求所有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在战略,组织,能力和变革等方面采取动态方法。没有哪家公司能永远玩同样的游戏,每个公司都需要采取正确的行动以适应新的游戏,这通常是一个多级跳跃的过程——每一步都涉及到改变,摧毁和重建。任何根据过往进行的线性的对于增量的推断都是不够的:变化将是非线性、不连续和前瞻性的。

企业是有意识的。和人类一样,企业也具有其显意识和潜意识,组织的意识驱动着组织和组织内个体的行为。显意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潜意识则是根植于企业的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在日常运作中,企业绝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由潜意识推动,尽管这些行为在企业的显意识之中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一切都看似正常。而其余那些必须由显意识引导的过程、系统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和工具来调控企业行为,但这往往只是企业行为调控中极小的一部分。

在很多时候,企业的潜意识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将企业推到某个边缘,可能是巅峰,亦可能是深渊,而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者却往往都不会在第一时间内意识到。这种情况在快速发展的“指数型”企业之中更为常见。在管理层和企业背后的资本一意孤行地追求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之余,尽管他们的显意识并不一定是要企业作恶,但潜意识却往往会将企业在那“旋转的游戏”中越转越大,而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

如何才能改变?改变的真正本质是帮助一个组织提高它的意识水平,也即“修炼”,以便它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组织内的个体也可以有意识地去做正确的事情。这不仅仅是通过过程和度量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组织行为和文化的意识和觉悟。

组织中的个体需要从根本上确立自己在公司的目的,并使之与自己在组织中的行为相一致。作为员工,要了解自己在公司的定位:“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怎样才能帮助公司成功?”

此外,组织内的个体还需要培养对外部环境,特别是外部环境变化的警惕性。清晰地明白一个人在新环境中需要发展哪些技能,以及如何培养并真正利用这些技能。从战略上预测外部环境可能会带来什么,并将这种预测转化为内部行动以先发制人。

企业领导者的工作就是帮助整个组织通过兼顾组织的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来提高其整体的意识水平。在建立良好的集体显意识之余,同时亦要引导良好的潜意识。显意识的建立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关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潜意识的引导比较复杂,因为它是关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需要时间和技巧来潜移默化。
在快速变化、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模糊和复杂的环境中,变化的速度、确定性和准确性变得极其重要

2006年,朗达•拜恩(Rhonda Byrne)在他的《秘密(Secret)》一书中,提出了“吸引力法则”(the law of attraction)。该法则表明,在我们所生存的宇宙中存在着看不见的能量,当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心里有好的意识时,我们所接触到的事物,乃至所处的世界,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对组织而言,也是类似的道理。组织提升其意识,组织内的每个个体都会在清晰的意识下去做事,并对周围的环境释放良好的信号。这里的环境并不只是只狭义层面组织的物理空间,还包括企业所能影响到的广义的空间,如社会、历史等。在吸引力法则下,当外界的环境接收并感受到这些良好的信息,也会和释放信息的组织、组织内的个体进行良好的互动,以正面、积极地驱动组织和组织所采取的行为。这才是组织行为的本质。

在快速变化、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模糊和复杂的环境中,变化的速度、确定性和准确性变得极其重要。企业的领导者应带领企业有机地打造适当的组织意识,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越来越重要。最低限度,企业领导者要避免在面对危机时,组织的惯性让它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只是“如常进行”。较理想的是在危机出现之前,能防范未然;同时,在新的不连续性机会来临之际,能有效掌握机会,跳跃发展。这种战略和组织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其实是组织的意识。

最终,组织将因这些意识提升带来的改变,而变得更有韧性。

原文发表于《亚布力观点》(2018年10月刊)并保留所有权利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关于作者:
谢祖墀博士(Dr. Edward Tse)是高风管理咨询公司(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过去的20年里,他创立并领导了两大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在大中华区的业务。外界评价他为“中国的全球领先商业战略家”和 “谢博士之于中国企业界就如大前研一之于日本企业界”。他曾为数以百计的公司(总部设在中国及其它地区)咨询过所有关键战略和管理方面的业务,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和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他还为中国政府在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等方面做过咨询。他已发表200多篇文章并出版了4本书,其中包括于国际获奖的《中国战略》和《创业家精神》。谢博士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博士、MBA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士、硕士。

 

滴滴,你该如何自救?

来源:商业评论,原文自《亚布力观点》月刊
作者:谢祖墀,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

导 读
与滴滴顺风车相关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滴滴也不是第一次公开道歉,为什么之前的承诺没有兑现?在追求“金钱的速度”时,企业需要时时反省的是什么?

今年8月24日,滴滴顺风车司机奸杀案成为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

而此案件的发生,距离前不久震惊国的空姐滴滴遇害案只有3个月,滴滴在“空姐遇害案”后就曾经发布了对其顺风车整改的一些相应措施。

此次案件发酵后,滴滴再次进行了整改,宣布自8月27日起下线其顺风车业务。

而后9月7日,滴滴出行CEO 程维在一封内部信中表示:“滴滴绝不是一家黑心企业,也绝不是一家赚钱高于一切的企业。”

这些话都是遇害事件发生之后才讲的,而问题在于,为什么滴滴不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采取足够的措施防范这些风险?

而此类事件也非第一次发生在滴滴顺风车上,滴滴也非第一次公开道歉,为什么之前的承诺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让此类案件重复地出现?

企业的潜意识

在我看来,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企业在觉悟上的不足所致。

其实出了这种问题,并不是滴滴一家企业的问题。先不说那些作假的企业,诸如长春长生、三鹿奶粉等。不少看似正常的企业,也往往会在某些节点上出了问题,比如百度、乐视等。

我以前曾讲过,企业是有意识的。和人类一样,企业也具有其显意识和潜意识。

显意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潜意识则是根植于企业的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

在日常运作中,企业绝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由潜意识推动,尽管这些行为在企业的显意识之中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一切都看似正常。

而其余那些必须由显意识引导的过程、系统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和工具来调控企业行为,但这往往只是企业行为调控中极小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企业的潜意识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将企业推到某个边缘,可能是巅峰,亦可能是深渊,而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者却往往都不会在第一时间内意识到。

这种情况在快速发展的“指数型”企业之中更为常见。

在管理层和企业背后的资本一意孤行地追求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之余,尽管他们的显意识并不一定是要企业作恶,但潜意识却往往会将企业在那“旋转的游戏”(circle game)中越转越大,而它们自己都还不知道。

有智慧的领导者会怎么做

一家企业创立的初衷是什么?一家企业生存的意义和原因是什么?一家企业应该追求什么?一家企业的领导人应不断地问自己这些问题。

假如一家企业只是盲目、单独地追求经济上的绝对回报,或者最大化估值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企业已经迷失了自己。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以济世为怀,并无偿地为社会工作。但企业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大多数人通常所讲的顾客、员工和股东而已。

“顾客-员工- 股东”这个圈是企业的“物理边界”,是距离企业最近的能够影响的圈子。在这圈子的外部,还有其它很多多数企业所忽视了的问题。

许多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和社会接触较频繁的企业,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往往远远超过此狭义的物理边界。在物理边界之外它们亦会影响到各个社会阶层。

以滴滴为例,它在中国乃至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坐拥5.5 亿的注册用户和3000 多万名司机,在全国400余座城市中运营,滴滴已经与当地政府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诸如滴滴这种类型的公司,有着庞大的责任和义务去履行模范企业公民的角色,而经济上的回报只应是它追求的一部分而已。

企业背后的资本是这其中的一大推手,在追求“金钱的速度”(speed of money)之时,他们亦需反省他们存在的价值根本是什么。

因此,滴滴要改进的远远不只是顾客的安全问题。改善和确保顾客安全当然是最基本的工作,但这却只是弥补了操作上的缺陷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企业的潜意识。

对滴滴而言,最重要的是提升企业整体的意识,让所有(或者至少大多数)的行为和决策都能在清楚的意识下进行,而不是被不知所措的潜意识所牵引,坠入迷惘而不知觉。

做到这一点并不仅仅是遵循所谓“企业的价值观”的问题而已。

“价值观”这一概念在企业里已经有点被滥用和被“庸俗化”。狭义的价值观是不足够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意识的问题的。

那么企业领导者的工作是什么?

他们不单是许多人所说的企业的愿景、战略等的领导力的缔造者。企业领导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让企业的意识不断地提高,并通过清晰的意识让整个企业都明白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

同时亦让大家知道企业发展最恰当的速度和节奏是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快,什么时候应该慢。

就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所著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里所提出:“进行判断和做出决策需要快思考和慢思考的结合”。

领导者要知道节奏和分寸在哪里,追求速度无可厚非,但亦不能永远盲目地全速进行,结果欲速而不达。有时候放慢一点,并非坏事。

有智慧的企业领导者其实应该是缔造、维护和逆转企业命运的人。他们的关键工作就是要带领团队进行修炼和不断自我反省,由外向内地进行系统化的调整,并将企业的意识不断提升。最终,在某个临界点上,企业的觉悟便会自然发生。

China Daily | Dual Drivers

By Andrew Moody | China Daily Europe | Updated: 2018-10-12

President Xi emphasizes that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both crucial to China’s economy

He said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Northeast China that it was wrong to “bad-mouth”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resident was speaking to workers at Liaoyang Petrochemical, a subsidiary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the State-owned gas and oil giant on Sept 27.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he ha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SOEs to China’s economy. He also did so in his report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in October last year.

On the same visit to Liaoning province, Xi also pledged the Party’s “care and suppor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which has been beset in recent months by funding issues.

Xi’s comments have sparked a renewed debate about how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economy.

Many commentators, particularly those outside China, awar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greater credit for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as launched 40 years ago this year.

Yet many SOEs, particularly the 102 national ones supervised by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are among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ies, including CNPC and such giants as telecom operator China Mobile.

The combined revenues of the SASAC companies – 23.4 trillion yuan ($3.38 trillion; 2.91 trillion euros; £2.55 trillion) as of 2017 – are bigger than the entire economies of either the United Kingdom ($2.94 trillion) or France ($2.93 trillion).

In any debate about China’s economy, it is also important not to overlook the role of State direction with central planning still remaining key – with the government publishing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five-year plans, which are a blueprint for action, and also launching initiatives such as Made in China 2025, steering the country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key new technologies.

Edward Tse,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Gao Feng Advisory, a management consultancy, who has advised Chinese SOEs and leading private enterprises, believes Xi was right to emphasize that China now has a “dual track” economy.

“Both parts of the economy contribute in their own ways. The SEOs have had to deal with a lot of issues, such as overcapacity, and also problems concerning corruption, but they have also played a major role driving forward the economy,” he says.

Tse, author of China’s Disruptors: How Alibaba, Xiaomi, Tencent and Other Companies Are Changing the Rules of Business, says that one only has to look at China’s high-speed rail network to see how effective SOEs can be.

In a little more than a decade, the network – spearheaded by China Railway Corp, an SOE – i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with 27,000 kilometers of track, enabling passengers to travel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country at speeds of up to 300 km/h.

“No private compan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do this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e private sector, everything has to be measured in commercial returns, and because of the cost, high-speed railway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deliver them. Yet you cannot meas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network in terms of profit and loss, because it has delivered such major benefits to the wider economy and society.”

China’s State sector, however, is now the smaller part of the overall economy. The private sector contributed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China’s GDP in 2017, according to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t also brought in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fiscal revenue, generated 80 percent of jobs and contributed 70 percent of 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ew products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federation.

Zhu Ning,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says China’s private sector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has obviously delivered the bigger share of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78, because the private sector didn’t really exist before then. Its contribution has been quite enormous,” he says.

“We now find us having this renewed debate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State and private sectors because it is perceived that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Zhu says this is partly a result of regulators clamping down on wealth-management products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