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与混沌之间取得平衡】

 

最近,人们都在谈论 “互联网思维”,好像它已能成为现今商业社会里的金科玉律。跟互联网思维一起被谈论的几个概念——“以客户为中心”、“挖掘数据进行总结”、“以优化产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的客户”——都不是新鲜事,只是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它们更多地成为现实。但互联网思维也不是全无新意,我认为,互联网思维所提出来的更多是所谓实践中的实证观察(empirical observations), 它还不是一种理论或理论框架,但或许可以促进一项新的战略理论的诞生。

企业的战略理念往往因商业环境变化而变化。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市场正处于相对静态的格局,波特五力模型、波士顿矩阵等工具注重分析产品、行业和市场。到了1990 年代,商业环境加速转变致使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强调将企业多方面的资源、技术、能力有机结合形成持续竞争优势,以及基于对市场趋势的预测和对变化中的顾客需求做出快速反应。近年来,商业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肖纳·布朗(Shona L. Brown)和凯思琳M. 艾森哈特(Kathleen M. Eisenhardt)共著的《边缘竞争》 (Competing on the Edge ),以及丽塔·麦格拉(Rita McGrath)所著的《竞争优势的结束》(The End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指出,如何在动态环境下保持竞争优势才是当今企业发展的核心。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基于组织内部的能力,这些能力通常体现在企业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为客户带来持续的价值,与竞争对手相比具有差异性且较难模仿,有能力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在企业能力中,有形的是产品、品牌、价格和渠道,而无形的则是企业的弹性、韧力、适应性和节奏。无形的部分相对于有形部分更难以达到:弹性主要表现在对于市场的灵活应对,韧力所代表的是不断自我修复的能力,适应性所表现出的是对潜在新环境、新市场的反应能力,而节奏更多体现在公司革新过程中可以循序渐进的演变能力。

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下,企业需要选择趋向于不断发展原有核心竞争力所定义的范围,还是趋向于通过“跳跃”法,在原有的企业基础上发展新机会。市场的发展往往源自人类生活方式、喜好和需求的改变。特斯拉电动汽车契合了社会对于环保的诉求,以及消费者对于节约能源的诉求,并在车内置入无线网络覆盖等功能以迎合消费者的生活喜好。这对于传统汽车行业而言是一种“跳跃”,甚至可能引领未来汽车行业的趋势。而这个“跳跃”却并非来自传统汽车制造商,可见迈出“跳跃”的第一步对于各行业的传统业者而言并不简单。

其实,战略的要点即是在动态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的平衡,控制或是释放,集中或是授权,维持或是变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处于某个极端的管理方式会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隐患。在我看来,在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中发展,企业的发展战略其实就是在控制与混沌之间取得平衡的思想和做法。

边缘竞争战略把“如何制定战略目标”和“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两个方面的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不断地寻找新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这种战略充分显示出业绩的关键动力即是应变能力。边缘竞争理论认为公司应根据市场及自身变化,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形式。未来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快速变化和不可预测,因此,战略管理最重要的是对变革进行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变革做出反应;二是对变革做出预测;三是领导变革,即走在变革的前面,甚至是改变竞争的游戏规则。

行业边界改变中的边缘竞争是不断寻求新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优化组织结构和调整企业战略相互适应,在组织结构的“固定”和“松散”中平衡,寻求最佳模式并把握节奏。互联网时代的出现使行业边界变得模糊,行业间出现融合和裂变。因而在这种新型商业环境下,企业应当考虑致力于边界内的边缘竞争,还是打破边界进入更大范围的竞争。

以阿里巴巴为例,他们习惯于在动态中调整战略和组织结构。根据市场做出反应、预测,对战略和组织结构进行不断调整和平衡:以平台化、市场化、生态化、数据化为基础,不断调整其大电商、大数据、大金融相融合的战略。在组织层面进行简化,建立独立事业群,强调组织协同以达到效率最大化,并将业务、市场与企业整体融合,使业务与市场紧密挂钩并融入企业整体。

海尔则不断调整战略和管理模式,其网状企业架构扩大了平台,以形成战略多样化、组织简单化、作用最大化,海尔致力于扁平化的组织,使企业与市场更贴近,对市场变化灵活反应,并及时调整战略。而在产品方面,海尔发展智能家电,继续发展核心竞争力。当然,海尔的变革能否成功还言之过早,但它已经开拓了一个新的实践方式。

企业的战略由领导力推动,没有领导力,就无法实现战略,因而实现战略最重要的仍是领导者的素质:领导者所应具备的,是帮助企业在变革与维持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能力素质,以及具有更适合中国市场的战略思维,即在边缘上竞争的动态思维。

在进入国际竞争格局后,中国企业要在新形势下保持对外部的警觉,关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行业在变化,行业的边界也在变化,因而需要思考和重新界定企业的边界。企业只有从核心能力出发,建立拓展新业务的判断标准,不断挖掘自身能力,才能实现新的跨越。
【来源】《管理学家》杂志2014年08月刊

南华早报 | 香港必须为年轻人创造向上流动性

香港必须重燃年轻人的希望,并疏导他们的精力。

社会流动性之说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上升空间是存在的,年轻的工薪阶层都有机会攀上社会阶梯。不过,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停滞、没有上升空间,要打破社会流动性僵局,唯一途径便是创建新产业,由此创造新职位和流动性。

如今的美国,就业增长主要由科技产业推动。在几乎没有高科技产业的城市,人们只好前往其它地区求职。在西班牙、葡萄牙及希腊,青年人就业是个问题,社会经常弥漫沮丧情绪,社会动荡也越发常见。格拉斯哥是苏格兰其中一个青年人失业率最高的城市,在早前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该市由独派胜出。当地年轻人表示:如果我们没有未来,那么我们希望改变。
香港目前每年约有7万名中学毕业生,毕业之时也恰好成年,可以成为合资格选民。香港必须为这些人创造新职位,但不是低薪工作,而是可让他们发展技能的就业机会,培养他们成为10至15年后的商界领袖。

自从香港回归以来,港府一直未能认真处理这一问题,迄今仍采取同样的策略:偏袒现存的大企业;鼓励内地人来港旅游;支持地产市场;加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旅游业及零售业的工作往往薪水很低,从业人员无法真正向上流动。地产行业方面,开发商虽然利润丰厚,却不会分享财富。在金融业界,最好的职位往往由内地人和外国人得到。

与此同时,香港制造业衰败,贸易业也迅速萎缩。15年来港府欠缺应对政策,已经制造出过百万愤怒或失望的选民。此外,香港的经济逐渐失去其多元化的特色,因此也失去了抗逆能力。更甚的是,曾为香港基石的企业家精神,如今也消失殆尽。

过去,香港从不欠缺向上流动性。例如李嘉诚及李兆基等传奇人物都是白手起家。年轻人在跨国企业等各类企业中逐步擢升至要职,此类的成功故事不在少数。
然而在过去15至20年,香港再也没有白手起家的新富豪。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会晤的香港商界领袖代表团,成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强烈反映香港需要改变。
与香港相反,内地的企业家精神一直茁壮成长,过去十年尤其明显。一批批的企业家不断涌现,涵盖各行各业,例如互联网、食品、汽车、可再生能源、物流、零售、电信及地产等。自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以来,许多年轻人都当了老板。其中一些人与政府有人脉关系,或曾经是公务员。但大部分都出身低微,尤其是较为年轻的创业家。

许多人白手起家,而促使他们前进的动力,正是来自对向上流动性的信念。许多此类新兴企业都与美国硅谷的企业架构相似,尤其是互联网公司。资金及企业所有权并非仅由一个主要创始人掌控,而是大家分享,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便是一例。阿里巴巴上月于美国上市,创美国最大规模IPO纪录,一夜之间令公司逾1万名员工成为千万富翁(以人民币计算)。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为内地无数人创建了一个平台,做些小生意赚钱,这种形式是前所未有的。阿里巴巴的经营者大部分是20多岁或30多岁的青年。今年50岁的马云认为自己“太老了”。腾讯主席马化腾则表示自己最大的担忧,是跟不上90后新一代消费者的想法。

内地年轻人都乐于碰碰运气,自己创业,渴望能成为下一个马云、马化腾或创建百度的李彦宏。 (此三人位列彭博今年的内地富豪排行榜前三位,均在约15年前开始创业。)
内地环境并非十全十美,实际上离完美还差得多。许多人批评内地实施一党制,也有人称之为独裁主义体制;内地腐败仍然猖獗,国企仍享有特权。然而,内地企业家精神迅速崛起,并对全国其它地区产生影响,反映即使在不完美的环境之中,人们仍能设法取得成功。这便是企业家精神的意义所在。习近平表示,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不过,这不仅是一个梦,还需要有远见、热情、努力、敢于冒险、无惧不明朗因素,并要精心策划每一步。内地许多年轻人明白这一点,或至少正在付诸行动。而香港许多年轻人仍不明白,始终原地踏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分歧,不仅是物质上的,更多是思想上的。

怎样为香港年轻人创造向上流动性?我们认为必须从私营领域开始。 1990年代首个互联网时代揭开帷幕,香港投资氛围活跃,也有若干企业家出现。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这些企业家也随即消失。但在内地,这些人失败后再次崛起,继续努力,吸引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内地。
如今,香港的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都希望了解香港年轻人有何出色的意念。香港年轻人应该善用内地市场,尤其如今信息和意念都已不受地域界限限制,可以轻易分享。

尽管港府曾令人失望,但如今必须提供支持。董建华曾有先见之明,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首位主席田长霖曾就创新与科技所制定的报告内容也十分不俗,可惜未能落实。而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忽视了整个创新与科技领域。梁振英重新启动创新及科技局的做法值得肯定,不过当局应给予更高重视,保证该局资金充足,且尽量减少繁文缛节。该局应该与香港所有部门互相合作,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香港的当务之急是创建新行业、新职位,建立中小企业,并聘用年轻的毕业生。港府必须密切与私人企业合作,以达致目标。

最终,香港年轻人应该以自己的能力和热情为基础,利用中国市场,就自己选择的行业努力做到最好。这才是最佳方法,不仅能对香港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内地。

香港许多年轻运动员在多年努力训练之后,在近期举行的亚运会上取得奖牌,我们对此深感自豪。在商业领域,我们必须也这样做,为香港年轻人创造新行业和新职位,重燃本港青年的希望,疏导其精力去努力创造更好的未来。香港可以做到这一点。

谢祖墀是高风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高风咨询公司是立足于大中华区的全球战略和管理咨询公司。Sunny Cheng 是环境技术顾问。
来源:《南华早报中文网》

 

瓦解國企壟斷 華成創新沃土

撰文:謝祖墀 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欄名:中國經緯
中國是創新的沃土?恐怕國際上大多數人不會認同這一觀點,因為中國經常與山寨、缺乏言論自由、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填鴨式教育和國營領域過於傲慢等負面形象聯繫在一起。

或多或少地出於上述原因,外界包括許多香港人通常認為中國缺乏創新成功的基礎。但這一觀點過於簡單和膚淺。不妨讓我們在這些所謂的原因中擷取兩條開展深入研究。

保知識產權乏力 創新仍不斷

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確實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其並不能阻礙創新的步伐。在過去10年裏,源自中國的創新案例不勝枚舉,包括產品技術創新和業務模式創新。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盡管進展緩慢,但確實在不斷改善,並且在近年來也有外國企業成功起訴中國企業侵權的案例。

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也是經常被詬病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是國營領域也能帶來創新。大型的創新案例不勝枚舉且在不斷湧現,其中就包括中國的航天計劃、不斷擴充的高鐵網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進藏鐵路)和運算速度最快的超級計算機。這些創新都是在國家主持下得以完成。

盡管有許多人抨擊中國抄襲甚至竊取他國的技術,但對於上述如此複雜的項目而言,創新是無可否認的,且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能夠為科技的進步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經過20餘載的發展,中國的市場經濟目前仍在不斷完善。新中國建立以來,在30年的時間裏一直奉行全面計劃經濟,而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根本轉型,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過去20年中我們的所見所聞也無論如何稱不上完美。但是我們需要全面了解這些主導未來變革的力量,並且領會這些變革的方向和速度。

盡管國營領域迄今為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中國未來大多數的創新並非來自於此,而會來自於在日益開放的經濟下開展競爭的企業甚至是個人,其中既包括國有企業也包括國內外的私營企業。

經濟領域續開放 迎市場競爭

為了應對市場競爭的要求,愈來愈多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將隨之出現,而不同種類企業間的界綫也會因此而愈來愈模糊。中國正在有計劃、明確地放開各個領域的監管,盡管不是所有的經濟領域都將全面放開,但這一趨勢已經非常明顯。

鑑於中國市場的規模和盈利潛力,當政府放開一個領域後,其將成為全球競爭最為激烈的市場之一。這迫使企業不得不具備創新精神,憑藉最好的產品、服務和業務模式來獲得成功。而在中國企業家中也瀰漫着一股「非我莫屬」的心態,一旦機遇浮現,他們通常會放手一博。他們中有些人(也許是大部分人)會失敗,但在龐大的人口基數下,即使是小概率的成功也值得注目,並不斷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大膽嘗試。簡而言之,不斷湧現的中國企業家將推進更大範圍的試驗和更多的創新。

「小米」傾聽用戶 「海爾」以客為中心

作為中國領先的智能手機生產商之一的小米,就是競爭激烈的行業中創新型企業的傑出代表。小米的掌舵人雷軍深諳互聯網的力量,將企業的業務模式定位於通過社交媒體「傾聽用戶」,即所謂的「眾包」概念。這一戰略發揮了奇效:小米自2010年從零開始,收入在2013年就達到了50億美元,公司估值更是達到100億美元。

蘋果公司的領導人史蒂夫.喬布斯認為自己最了解用戶,因此並不相信焦點小組,但雷軍反其道而行,深信用戶才是決定產品設計方案和服務模式開發的最佳人選。雷軍目前擁有數百萬的粉絲,宣稱其業務模式的盈利點並非來自硬件,而是來自於服務。

在更基本的創新層面上,中國白色家電製造商海爾則通過推出既能洗衣服、又能洗土豆的洗衣機迅速獲得市場知名度和市場份額。這一產品源自於某位用戶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海爾「以客戶為中心」的管理理念。雖然並不是每家中國企業都會如此,但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靈活、敏銳和具有創新精神的中國企業將會獲得巨大的回報。

為了成功培育創新,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容忍錯誤和失敗。此類失敗包括短命的創新,但這類創新是創新歷程中的一部分,也為創新如何能在中國持續下去提供了例證。騰訊QQ是微信的先驅,而後者是一種類似於推特/WhatsApp的平台,成長迅速,在國內外非常受歡迎。盡管微信推出僅有兩年的時間,但註冊用戶數量已逾6億,其中活躍用戶數量達到2.7億,且這兩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微信先於WhatsApp推出了語音服務,並且其最近推出的支付業務正在撼動阿里巴巴支付寶的統治地位。

電信運營商將微信和新浪微博視為競爭對手,因為後兩者蠶食了其短信業務,而互聯網尤其是無綫互聯網的普及,正在迅速打亂傳統的分配方式。僅僅在幾年前,國美和蘇寧還在憑藉傳統的實體門店在零售領域內佔據着主導地位,但如今的蘇寧正迅速轉型為O2O(Online to Offline)零售商。海爾等企業也在朝着這一方向發展,而許多零售商(尤其是國有企業)正在研究如何改善其業務戰略,從而保持競爭力。

隨着中國經濟轉型的深入,愈來愈多的壟斷壁壘將土崩瓦解。盡管中國在短期內不大會完全放開所有監管,但中國正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且新一屆政府在去年十一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了這一發展軌迹,強調市場機制將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非國有資本將能進入更多領域。國有企業將繼續保持其重要的地位,而非國有企業則第一次能夠與國有企業平起平坐。諸如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型自由貿易區將在中國多個城市中推廣,建設有利於創業型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開展創新的經濟環境。

錯綜復雜和幅員遼闊是中國的獨特之處。即使是小概率的成功,放在全球商業的大環境下看來,也意義重大。香港應該密切關注中國的創新動向,因為它帶來的不僅僅是威脅,也伴隨着更大的機遇。

(謝祖墀博士是高風管理諮詢公司創始人)

来源:《经济日报》

 

SCMP | Hong Kong must create jobs to inspire its frustrated youth

Edward Tse and Sunny Cheng say after years of inaction, Hong Kong must create new jobs for young people to give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become our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for social mobility to exist is that there is room above, so that younger workers can indeed move up. But, in a stagnant economy, where there is no room above,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e social mobility deadlock is to create new industries, and thus new jobs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employment growth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technology sector. For cities with little hi-tech industry, people simply move to seek work elsewhere. In Spain, Portugal and Greece, where youth employment is a problem, we are seeing more frustration and unrest. In Glasgow, where youth unemployment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Scotland, the city voted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Scottish referendum. The young are saying: if there is no future for us, then we want change.

Each year, Hong Kong has about 70,000 school-leavers. They become qualified to vote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create new jobs for them – not low-wage opportunities but those whe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kills and become future business leaders in another 10 to 15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Hong Kong’s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seriously address this issue. The strategy so far has been to continue on the same track: favouring incumbent big businesses; encouraging mainland tourism; propping up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fortifying our place as a financial centre. Yet jobs in tourism and retail are often low paying, without real upward mobility. In property, the money goes to the developers, who share little of the wealth. In finance, the best jobs are going to mainlanders and expatriates.

Meanwhile, we have seen the demise of our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 trading sector has declined rapidly. Fifteen years of policy neglect has created more than a million frustrated, if not angry, voters. Also, Hong Kong’s economy is losing its diversity and, therefore, its resilience. Worse, what used to be the bedrock of Hong Kong, our entrepreneurial spirit, has now dampened beyond recognition.

In the past, upward mobility was not an issue. Legends, such as Li Ka-shing and Lee Shau-kee, began with nothing. Success stories abounded as young people worked their way into senior positions at corporations, including multinationals.

Yet in the past 15 to 20 years, Hong Kong has had no new, self-made tycoon. The Hong Kong delegation of business leaders recently receiv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d an average age of over 70 – a strong signal for change.

In contras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has been thriving, especially in the past decade. Waves of entrepreneurs have emerged, from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food, autos, renewable energy, logistics, retail, telecoms and property; many since the 1980s – even since the 1990s – are becoming their own bosses. Some have tie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ere civil servants before, but most, especially the younger ones, come from pretty humble backgrounds.

Many started with nothing, or next to nothing, and it is the belief in upward mobility that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

Many of these new companies, especially internet companies, are organised like those in Silicon Valley. Money and ownership are not controlled only by a key founder: they are shared. For example, the e-commerce company Alibaba, whos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last month was the largest in US history, overnight helped more than 10,000 employees become yuan multi-millionaires.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created a platform for countless people in China and their small businesses to find a way to make a living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 Alibaba is now run by people that are mostly in their 20s or 30s. Jack Ma, who is 50, considers himself “too old”. Pony Ma, of Tencent – owner of the popular WeChat messaging service – has said his biggest concern is falling behin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post-1990s consumers.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keen to try their own luck and they aspire to be the next Jack Ma, Pony Ma, or Robin Li, of Baidu, the mainland search engine. (They hold the top three places in Bloomberg’s list of China’s richest people this year; all began their businesses about 15 years ago).

China is by no means perfect; indeed, far from it. Many point to its one-party rule: some would call it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orruption is still rampa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enjoy special privileges. Yet, the rapid r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have shown that even in an imperfect situation, one can find ways to make it work. This is precisely what entrepreneurship is about. Xi said this was the era of the “Chinese Dream”.But it is more than a dream. It takes vision, passion, commitment,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ambiguity and risks, and a carefully crafted plan. Many young mainlanders understand it, or at least are taking action, while many in Hong Kong still don’t, and are stuck in a rut. The divid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is not only physical, but, more importantly, it’s mental.

What can be done to help create upward mobility for Hong Kong’s young people? We believe it must start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During the first internet era in the late 1990s, Hong Kong had a vibrant investor community and a number of entrepreneurs, too. After the internet bubble burst, these entrepreneurs disappeared, while on the mainland they (re-)emerged and just kept going, in spite of failures. Investo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mainland.

Today, angel and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in the city want to know what good ideas young Hongkongers have. Our young people should utilise the China market, especially when information and ideas are not necessarily constrained by physical boundaries.

The government must support this, though it has a disappointing track record. Tung Chee-hwa had a promising vision and Professor Tien Chang-lin’s report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was good, but unfortunately, it failed on implementation; Donald Tsang Yam-kuen neglected this entire area. Leung Chun-ying’s initiative to re-establis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reau is a good one, but it needs to be a higher priority. Funding must be sufficient and bureaucratic red tape minimised.It should be aligned with all bureaus; everyone must see that creating new industries, job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employing young graduates, is a top priority for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must work closely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make it work.

Ultimately, young Hongkongers should strive to be the best at what they choose to do, building on their own capabilities and passion, and leveraging the China market.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influence not only Hong Kong, but also the mainland.
We are proud that many young local athletes won medals at the recent Asian Games after many years of focused training efforts. We must do the same in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create new industries and new jobs, reignite hope for our young people, and channel their energy into creating that better future. It can be done.

Edward Tse is founder & CEO of 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 a glob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business with roots in Greater China. Sunny Cheng is a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nsultant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nt edition as The only wayis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