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2022-05-13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5月13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却可能会有3种情景出现。

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及上海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许多企业（包括外资和内资）以及投资人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中国与西方在贸易和商业方面的关系在将来会在哪些方面产生改变，而这些改变又将会对他们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中美角力持续 世界风云变幻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世界风云变幻，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了中国（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众多行业和产品中最大的市场之一、重要的供应链枢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与美国在经贸关系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亦基本结束了自从1990年代以来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与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冷战不一样，经历了30多年的全球化发展之后，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进行了高度的融合，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是这种高度融合的情况并未阻止某些人提出「脱钩」的言论。具体表现在对高端芯片的停供、对一系列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和「清洁网络」等各种举措。

但在同时，中国对外的贸易额却不断攀升。在这次疫情之前，202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4%。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亦破了记录，2021全年为1734.8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

加强中国与西方脱钩的正负因素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的韧性所在。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有什么因素将会加强中国与西方脱钩，而又有什么因素将会让双方的关系继续增强，至少不会恶化。

从负面因素上来看，地缘政治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原因不言而喻。俄乌战争将加剧西方对他们认为是非盟友的高度怀疑。西方给予俄罗斯的制裁将不单只对俄罗斯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无论在直接方面或是间接方面的影响亦在所难免。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亦受到严重的中断，许多产品的供应都受到了影响。对某些行业来说，「脱钩」已经形成。比如众所周知的是高端芯片的供应。在智能汽车方面，中美双方在智能基建方面的投入和理念不一样──实际上，在智能以及自动驾驶方面，中美已经基本走上了不同的路。

根据于5月刚发表的上海美商会的调查，56%的受访者表示供应链中断对他们的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有68%的受访者表示目前可以部分复工，但其中一半都认为供应链中断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至于正面因素，中国市场就许多行业和产品而言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中国亦是许多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心，特别那些依赖庞大供应网络集群和高效人力资源的行业。同时，中国在不同领域中亦体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无论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或者5G技术等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势的创新动力和生态系统。

不少跨国公司认为他们必须要处于中国，以便他们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吸收中国创新的真髓，从而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学以致用。中国的创新正在从过去跟随别人所定下的规则去进行创新，逐渐在某些领域变成新标准的制定者，不但为自己，亦为他人制定新的标准。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在这次国际地缘政治开始大变之前，事实上人类不但已经充分接受了全球化的理念，认为它是能为全人类带来整体好处的；而且在科技驱动之下，人类一直期望着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可以出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透过一个「向善的网络」来进行更多、更直接的沟通。

未来中国与西方的3种情景

不过这样的理想在今天的局势看来不一定可以在短时间内出现。而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却可能会有3种情景出现：

第一种情景可以形容为「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世界变成了两个集团，一个由美国领导，一个则由中国发挥关键作用。这两个不同且高度割裂的中心，使得全球的贸易投资、供应链、人才流动等受阻，而基于这种情景，亦会形成多个独立的跨境金融支付系统。

从另外一个极端来看，我们可能迎来「全球化2.0」，在这第二种情境下，中国将继续作为向西方供应产品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将成为需求来源，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RCEP等区域贸易集团亦将加强中国的贸易和供应链地位。虽然SWIFT仍是主要国际支付系统，中国的CIPS亦将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支付系统。中美关系的演变，亦可能进入一种折衷的情景：「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这种情景下，中美之间部分「脱钩」、部分「重新挂钩」、亦可能部分「新的脱钩」。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的作用虽仍然重要，但是有一定程度的供应链会「回流」到西方/美国，一些新的制造业亦将在西方/美国建立，以及一些「区域化」和「本地化」现象亦会出现。此种情景下，虽然SWIFT仍然是主要的支付系统，但其他系统亦将会涌现。

当然，这些情景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对于一些敏感度比较高的行业，如高科技，某种程度的脱钩完全有可能；相反来说，敏感度较低的行业，如快消品、零售、食品等，「全球化2.0」的情景则最有可能实现。而对于大部分其他行业而言，「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情景将会怎样演变？许多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管理层人员、智库及研究机构亦曾与我交流过。可以说，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众说纷纭，都自觉是有理有据的。

而我个人则倾向认为，总的来说在主体经济上，中国与西方将会逐渐转移到「全球化2.0」的情景。但这需要一定时间和某些「有定义性的时刻」（defining moments）出现。

对未来的发展做出清醒和客观的判断将是制定具体战略的最基本输入。

文 | 谢祖墀

2022-05-0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5月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下一届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的CPU」，而是一个具有整体和超越过去眼界和视野的能力，加上能协调强大执行力的新战略规划能力部门。

我在4月20日「灼见名家」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建立战略规划能力〉一文。在4月29日，李先生在宣读他的政纲时提到，他将会「强化政策研究和统筹能力」。有报道说，李先生是要重新建立中央政策组（CPU）。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他说的那样，受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问题、科技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香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分裂与融合同时存在。在香港内部，人们仍然需要面对2019年修例风波的后果、疫情困扰，以及长期存在的住房、教育、社会向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

中国经济模式 重在不断试验

自2020年起，香港开始将自己的规划和目标与中国大陆的国家规划相互结合。中国具备在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可以良好运作的规划体系和能力，然而香港在这方面没有可以与之对应的政府部门或组织。

某些评论者们不断声称，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是「计划经济」，并批评它并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但这是错误的观点。虽然中国这种规划方法起源于前苏联，但它已经演变成另一种非常不同的体制。与苏联不同，中国孕育了大批的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他们通常会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及透过了解国家政策进行投资和经营。地方政府亦与中央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来支援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许多跨国公司也从这种模式中受益。

在过去40多年的中国政治开放中，按照「有中国特色的3层经济发展模式」揉合了政府规划和市场力量的优势，中国在经济市场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除了政府和市场、企业的揉合之外，这种做法关键在它能容许不断的实验和按实验结果来进行调整。这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一个恰当的范例。

香港规划须考虑中国及世界格局

CPU成立于1989年英国统治香港时期。1997年香港回归后，CPU仍然保留了下来。在董建华先生当特首的期间，我曾担任CPU的非全职顾问。当时的CPU非常注重从香港的普通民众那里获得对政府政策的反馈。虽然达不到应有的战略高度，但它还是能够从政府以外的专业人士那里，收集到一定程度和水准的战略思考。今天，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复制旧CPU的模式，将并不能满足香港今天和未来的战略需要。「新CPU」应该涵盖更广泛的、更具有战略性的香港特区议题。

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塑战略规划能力，打破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并且应该在规划香港特区自身战略的过程中，将中国内地，以及全球宏观的背景影响考虑在内。特区政府还不应只进行短期、以政策局为主导的规划，而应该同时解决跨职能边界、复杂的长期问题。

战略规划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专业能力。战略规划始于对问题的明确定义，以及对需要做出选择的来龙去脉的深入理解。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建立起一个恰当的战略规划组织，并招纳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才。这个小组需要与中国内地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发改委）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建立紧密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与公众的互动是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这个战略规划的团队应当深入到当地的社区与基层中。同时，它亦需要与本地、内地以及全球的关键意见领袖、智库保持密切联系。因此，这个团队的关键人物不仅需要在战略思维和战略分析方面训练有素，而且需要能够巧妙地用其他人可以理解且欣赏的语言，来表达复杂而且更有深度的见解，特别是面对国际上有影响的机构或个人。

地方政府须扮演积极角色

事实上，尽管香港回归已经快25年了，香港特区官员对于中国内地的治理体制，特别在产业发展规划方面的了解甚为乏善足陈。许多官员以为，在内地任何事情都是「阿爷话事」，仿佛在上面一个人或一小撮人便能令所有事情发生。

内地的产业规划虽然往往是内地中央政府制定大方向，但地方政府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积极的地方政府会扮演引导投资者的角色，往往透过地方引导基金投资于初创企业，向它们进行孵化，透过当地政府成立的生态系统，协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并于适当的时候退出投资。

深圳在这方面是佼佼者，据立法会议员洪雯女士的研究，深创投是深圳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于1999年成立的。深创投采取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积极引导资本培训初创企业。截至2022年3月，深创投已投1440个项目，居内地创投行业之首。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出资成立深投控，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以科技金融、科技园区、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2020年成为深圳市售价国企世界500强企业。

而洪女士亦建议政府化被动为主动，拨出未来基金中的一定份额，设立一个由香港政府直接参与的创投机构。在资本构成方面，可纳入部分「香港增长组合」及其之下的「策略性创科基金」和「大湾区投资基金」。若采用混合所有权模式，可以邀请国内、国际顶尖投资机构战略合作，力求股权结构多元化、管理团队国际化。

在投资标的方面，应该聚焦对香港长远发展具战略价值的创科产业、制造业及其他能丰富本地经济结构的新兴产业，覆盖从初创期到成长期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既孵化本和培育本港优秀企业，也吸引境外企业来港，为香港经济开拓新的增长点。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不过，在做这方面的决定前，相关政府必须对该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提供详细的可行方案。没有类似「新CPU」的规划机构，是很难有效、及时做到应有的设计和决定的。

新CPU须建立自身的生态系统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在现在（和过去）的相关特区政府团队里，实际上放了多少精力去分析和了解，更不要做出预判，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对于香港本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以及我们的发展和应变战略应该是什么？

过去数年间，中国推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将会指导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它和国际，特别是区域伙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研究过，共同富裕、双循环经济政策、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经济/碳中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要政策对香港的含义是什么？还有「一带一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和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区域性甚至跨大洲的倡议或协议，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从全球局势来看，俄乌战争、新冠疫情、中美博弈、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可能场景，香港又应如何事前作出适当的部署呢？特别是地缘政治的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的演变，将会对香港以及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府必须深思熟虑，有一班人全职地去观察、思考、研究和不断地作出对香港、大湾区乃至中国最恰当的判断。这是一份全职和专业的工作，需要透过多类渠道收集信息和进行分析与沟通。换句话说，这组织部门必须建立它本身的「生态系统」。

下一届的香港特区政府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的CPU」，而是一个具有整体和超越过去眼界和视野的能力，加上能协调强大执行力的新战略规划能力部门。

中国的规划演变的历史是市场与政府边界调整的历史。香港拥有有效的市场，过去缺的是有为的政府，但政府如何有为，需要从大历史、大的体系去考虑，香港需要大格局。

香港市民对新一届的特区政府抱有很高的期望。因而，建立一个能够超越旧CPU战略规划能力的新CPU应该成为目前的重中之重。

文 | 谢祖墀

2022-4-20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4月20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建立（或重振）在战略规划方面的能力和相关组织部门。从根本的工作本质来说，这部门应该要比以往的CPU更加战略性；相对政策局来说，更有驾驭的权力。

自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财政司郭伯伟所提出的「不干预政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为香港经济政策的核心价值，到今天已过了50年。这种今天看来极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方针，一直被认为是香港经济政策的金科玉律，而同时主导了香港政府体系内受训练出来的政务官（AO）的思维和做事方式。

这种情况尽管于回归之后，依然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特区政府，在做出政策时的思维方法。

港府缺乏战略观点

尽管「不干预政策」于港英时代被奉为主要的决策依据，港英政府于1989年设立了中央政策组（CPU），目的是为港府三位主要官员研究复杂的政策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政府多个决策范围的政策问题），分析各项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自从香港回归之后，CPU一直延续下来。我亦曾于董建华时代担任了CPU的兼职成员，对它的运作有一点了解。严格上，CPU（起码我在任的时候）工作主要在几方面：第一，通过成员们吸收社会对香港政府的某些政策的反应；第二，让各政策局局级官员在推出新政策之前，来进行预演，听取成员的回馈；以及第三，定时进行民意调查，对香港人对政府方面的意见进行调查和分析。

感觉上，尽管有了CPU的存在，香港特区政府在主要的大战略和大观点方面依然缺乏；起码从外界来看，不是很清楚。而香港尽管回归之后经历了几位特首，他们之间对战略的认知和执行有相当大的差异，从最本质上依然延续着过去的思路，主导着香港的政策。

到林郑月娥年代，她甚至取消了CPU，连最低限度的跨职能规划能力都被消除了。政策变得更为困囿于不同政策局的个别范围之内，观点集中于纵向思维，而对较宏观和跨越既定纵向边界的横向思考和考虑并不足够，特别在需要充分了解世界与中国发展的全局观、地缘政治、科技发展、全球企业动态等方面是非常不足够的。特别是在2020年之后，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开始积极融入中国国家发展大局之中，这方面能力上的缺口更加明显。

中国战略规划优点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在其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它的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同时牵头组织统一规划体系建设。此外，发改委负责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的统筹衔接，以及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等。

中国的重要规划主要体现于它的5年规划，而这些规划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进行层层分解，令全国都可以按规划来进行适当的部署和执行。尽管有不少人认为这种「从上而下」的规划方法违反了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的原则，而事实并不如此。而且总的来说，中国在过去3、4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证明了从国家层面作出适当的规划，是可以相当有效的。

客观来讲，中国的体制揉合了国家规划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它的有效性同时取决于其他两个因素，第一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高度参与。第二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和民间（包括本地和外资）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纽带，让国家政策可以透过与企业合作在地方层面有效执行。

事实上，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他们最高速发展的时候，政府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引导角色。台湾地区在发展最快速的阶段时，政府亦起了关键的带头作用。

美国于罗斯福总统年代执行的「新政」，主要条件亦是政府大力参与经济建设，让美国可以从大萧条时代快速走出来。今天我们看美国总统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新政，实际上亦涉及了不少政府的直接参与。

战略规划日趋重要

今天香港面临的问题、机遇和挑战日趋复杂、多变和不确定。许多问题是不容易从某种既有的方式来对待和分析的，因为许多事物的边界正在不断的转移，同时新的事物亦经常出现。假如我们只凭过去的眼光来观察和进行分析，往往连最低程度的problem definition（问题的定义）都可能弄不清楚。从时间方面来看，同一议题可以穿越时空而所延伸，简单地把问题分成「短期」和「长期」往往不足以完全掌握议题的核心和解决的方法。

其实不单在政府里面，在企业里面特别是那些大型的跨国企业，他们一般都会设有战略部门，因为这些企业都知道，他们在做营运的同时，必须具备一定的战略分析能力来协助企业的CEO和其他高管作出正确的预判和战略选择。特别是在今天全球瞬息万变，不确定性特别高的环境里，战略部门对跨国企业的重要性日趋重要。

在考虑战略的时候，企业必须清晰知道他们要做的战略部署基本原因是什么？同时他们亦需要对影响公司发展和战略的大局（Context）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了解。从最基本面来看，战略主要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1）在哪里玩？2）如何玩？3）什么时候玩什么？和4）我们胜算的理由何在？假如连企业都需要战略部门，比企业复杂得多的政府是否更需要这方面的能力呢？

战略的本质就是要在不确定性情况作出最优选的决定，包括风险的规避，而做此决定的时候必定会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和竞争（和合作）态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在这样情况中能够对大局和将来作出客观和合理的分析和抉择。当整体战略出来之后，战略部门会负责将此整体战略进行分解，让整体战略可以分拆到可执行的水准上，以及将分解了的战略单元与相应的绩效衡量指标（KPI）连接起来，让战略和执行可以一气呵成。

战略是一门专业，其中有科学的成分，亦有艺术的成分。负责战略工作的人必须拥有足够的资质和天分，并不是随便找个人来担当就行。

建立内外有效沟通

我认为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建立（或重振）在战略规划方面的能力和相关组织部门。从根本的工作本质来说，这部门应该要比以往的CPU更加战略性；相对政策局来说，更有驾驭的权力。他必须要与内地重要规划部门，如中央和各地方的发改委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工作关系。

当然他应向特首负责，并协助特首和司长们分析和解决，重大和关键的重要战略问题和相关的顶层设计。他必须与各政策局保持紧密的工作关系，让重要战略和局级的政策能够保持一致。

在工作过程中，战略部门对外部环境应该保持高度的联系和紧密的观察。这不仅仅包括香港本身、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大湾区之间的关系、同时亦应包括对亚太区域以及全球形势有着密切的观察。这需要战略部门的从业者必须走进社会，与社会各阶层经常接触，能够充分掌握着社会对政府的回馈和意见。

此战略部门还应与全球的政府对口单位和相关智库研究机构，建立和保持紧密的沟通和交流。从对外关系来说，战略部门亦应利用这些对外的关系，积极讲好「中国的故事」和「香港的故事」。有需要时，他们（可以配合内地相关单位）对国际事务作出详细的研究。

能够做好这方面的人必须能够进行战略性思考，有深厚而广泛的知识，能横向思考、拥有丰富、跨国界的人脉关系，以及能够娴熟地利用对方能够明白的语言和语境进行沟通。香港很多人都能够说英语，但能够战略性和复杂性地（sophisticated）表达观点的其实不多。

新的香港特区政府令人期待。新的特首要做的事很多，建立有效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将是一重要举措。

文 | 谢祖墀

2022-04-1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4月1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2年4月13日刊登于《中国日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2022年4月10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导方针，提出打破地方保护和消除市场分割，并破除影响经济增长的障碍，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有效监管、公平竞争和完全开放市场的重要举措之一。

统一准入制度 促进公平竞争

新的指导方针将允许企业家们充分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这亦将加快构建中国高标准的市场生态系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持续推动中国的深化改革和高品质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将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可以促进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更加顺畅的流通。除此之外，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亦会提高生产和监管效率，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举措之一是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为国内外企业进入市场提供统一的国内生产要素和资源。因此，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同时，亦可增强市场监管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事实上，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想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官方于近期公布的新政。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但市场上依然存在许多旧经济体制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市场被分割成多个由当地法律法规管辖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受当地政府保护已成为常态。尽管多年来，中国在消除阻碍市场发展的区域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严格来说，中国迄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科技打破壁垒 再思发展战略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内部驱动因素的影响，在现在这个时机推出这项新政策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此外，全球地缘政治、俄乌战争、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因素，对中国在全球商业中的角色产生了重大影响，亦增加了贸易的不确定性。中国为了实现其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确保其内部商业和贸易的稳定，即中国政府经常提及的「内循环」。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压力下，中国正在积极地采取具体措施，从而加快建设高效、基于规则和开放的国内统一市场，并鼓励公平竞争。这亦是国家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市场主体注入更多活力，同时推动国内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新举措。

建设强大统一的国内市场，必须消除国内外企业的市场准入壁垒，构建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商品和服务的内外畅通流动。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的快速进步与发展，现在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加需要仔细思考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设计各自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仅仅考虑一些预先具备的（因体制给予的）定位优势。

为了确保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国政府需要确保竞争环境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政府应该鼓励适当与正确的竞争，同时确保规则的公平性与透明性。为此，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更多的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加入中国市场的竞争，这亦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竞争和创新。

跨省市合作区域试点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想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疑问，中国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还是一系列的地方市场？按照中国的方式，中国政府已于好几年前开始在区域层面，对这一政策进行试验与探索，例如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京津冀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跨省市合作区域。亦是这些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构成了国家新政策的基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另一个目标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说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来降低交易成本。以此为契机，中国将进一步统一基本制度和规则，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中国需要在不同部门分别建立其基础设施和平台，并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无缝连接，这其中包括物流、交易资讯以及交易平台的共用。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各种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资料和能源。

除此之外，市场将会建立更加统一的商品和服务标准。而为了进一步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确保公开、公平的竞争，相关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政府执法亦将变得更加规范。

私企、外资仍是主要参与者

我们曾接触过的一些公司提到，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这项新政策的实质内容。从我的观察来看，造成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政策还未有交代得非常清楚。有些人认为这个新政策会将中国带回「计划经济」模式。但事实上，虽然中国政府在这项新政策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未来的市场主要参与者，将会是更多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基于规则的竞争将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亦将会提高。

总而言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对平衡资源配置、促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振兴全国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已采取多方面的努力，不断打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如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进一步开放不同产业等。

而新政策的提出，将通过采取更加统一和清晰的措施，与其它的政策一起，为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新政策下所提出的市场开放，不仅将提高中国经济，亦将更近一步改善全球供应链和创新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发展。

文 | 谢祖墀

2022-3-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3月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Why Strategic Thinking is Important For Globa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于2022年3月1日发表在高风咨询微信公众号，此为中译本。

今天，中国是许多跨国公司的首要市场。尽管存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中断和许多其他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中国仍然是许多跨国公司业务的中心。2021年1月至7月，中国收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1,007.4亿美元，同比增长30.9%，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FDI接收国。

除此之外，根据上海美国商会2021年中国商业报告统计，超过80%的受访公司预计它们2021年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将增加，其增长水准亦将恢复到中美贸易战前的水准。

考虑到变化的规模性、复杂性、速度和强度，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角色的迅速演变，许多跨国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并没有那么熟悉的领域。更为根本的是，不断发展的治理体系，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划和充满活力的商业领域，通常通过具有能力并且资源丰富的地方政府作为桥梁进行连接，从而建立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治理方法。

这种治理方法是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并创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因此，很少有跨国公司在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便能够完全理解并欣赏这种环境。而中国的治理体系随着时间也在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积极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性，同时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

不断变化的中国环境

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给予了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商业环境和格局。当跨国公司初次进入中国时，他们一般会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产品或商业模式简单的复制到中国来。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目的的。不过，许多跨国公司很快就开始感受到在中国经营独特的地方，并意识到他们需要作出对应的调整。

中国环境的变化是由政策、科技和需求模式的变动而推动的。中国的政策往往为国家带来新的方向和重点，亦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新的机会。如今，科技无处不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亦是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和发展新商业模式的助推器。而中国的需求模式亦正在迅速变化，它不仅源于新政策或新技术的变化，而且还源于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的追求以及品牌偏好的变化。

这些驱动因素通常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以不连续的方式出现。随着市场的扩大，中国本土竞争者全面崛起。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是这些跨国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线上支付和物流等行业，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过去，中国企业仅在少数几个领域占据强势地位，而其中许多是有政策和资源倾斜的国有企业。随着中国不断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允许外国公司更多进入，这种现象正在逐渐减少。在更多开放的领域，中国企业表现出的实力和能力，甚至连一些知名的西方跨国公司都难以企及。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国企业通常比跨国公司更具战略预判的能力。换句话说，相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企业一般更能在事前能够预判由这些关键驱动因素变化而带来的即将发生的变化和发展。

本土化？什么是本土化？

外国跨国公司很早就意识到了本土化的必要性。在30年前，当我开始为跨国公司提供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的建议时，跨国公司已经知道他们需要进行本土化。然而，他们当时对本土化的理解仅仅只是雇用一些当地员工，而包括战略在内的主要决策权仍由太过不了解中国背景的经理们掌握。

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公司对于本土化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跨国公司会雇用一个「中国区负责人」，他通常是具有销售或行销背景的人。他的优先职责是实现全球总部制定的产品和商业模式的销售目标。

另外，一些多业务单位的公司会指定某人为「中国区CEO或主席」，只是他通常没有或很少有业务职责，通常只是公司的一个形象人物。这类「中国区负责人」的工作重点除了作为公司在中国的公众形象外，还要建立和维护与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以及与中国合资伙伴的关系（如适用）。

在这两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领导力能力都不理想。只是专注于运营的领导者只会专注于根据「已事先定义和制定的内容」来实现公司在中国业务的财务目标。这些管理者通常只重视短期利益，思想是线性的和只关注增量和KPI（关键绩效指标）。

仪式型领导则只是注重公关活动和相关仪式。在业务上他们往往只能扮演边缘的角色，而非核心。跨国公司的总部通常与中国有一段距离，对中国的情况谈不上熟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了解。

虽然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雇用了当地员工，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调来了他们的员工，但在某些能力方面仍存在差距，特别是解释不断变化的中国环境的能力。许多跨国公司发现他们无法在中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潜力，不仅是在营收或对于供应链的掌控不如预期，而愈来愈多的是从中国的创新中获取知识和灵感的能力。

许多跨国公司亦被新政策、新创新或新竞争对手的出现打到措手不及。过于简单的对本土化的理解和派遣一些外籍人士到中国，不足以让跨国公司充分实现其目的。

尽管战略思考能力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管理人员的一项关键技能，但并没有多少跨国公司能够有效地培养他们当地管理人员这种方面的技能。在普遍不具备足够基本的战略思考能力情况下，企业可能会掉进一些常见的误区。

1. 错过了「不连续」的机会（或威胁）

在中国，机会（和威胁）往往以不连续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运营为中心的线性思维和方法往往会错过大机会或威胁。虽然以运营为中心对实现短期结果至关重要，但从战略上预测下一个不连续的出现方式和时间的能力将意味着企业能否掌握下一个新的机会或威胁。

2. 周边视野不充分

上述第1点的一个推论是，为什么以及关注运营的管理者往往忽略了公司业务的边缘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他们只关注业务的核心。在这里，「核心」意味着公司的核心业务或商业模式，而「边缘」意味着在公司业务的边缘或核心之外出现的新情况。但今天的核心业务可能明天变成公司的边缘业务。相反来说，亦很有可能。能够做到这种动态战略的调整需要管理者拥有适当的周边视野和观察。

以产品市场细分为例，许多跨国公司有时倾向于关注中国的高端市场，因为他们认为在世界其他地方作为高端销售的产品在中国也应该服务于高端市场。不过，当他们专注于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很快就会出现一个「中端市场」的细分市场。由于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们在专注于高端市场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中端市场的出现，而中端市场往往由迅速崛起的本土竞争者占有。有限的周边发展视野往往限制了跨国公司管理者们在中国所能看到的机会和风险。

3. 忽略了新的竞争对手

只专注于经营却缺乏战略思维的跨国公司管理者们通常将在中国的竞争对手，定义为与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的竞争对手一样。他们来到中国后，在一段时间内，通常会遇到一些当地的竞争对手。这些本地公司通常来自相同的行业，并且一开始就被知悉。

然而，随着中国环境的发展，新的本地竞争对手往往「不知从何而来」。这些公司可能是较小的本地公司，他们能够看到新的市场机会，并希望从市场上获得一些份额。或者，他们可能是已经在其他相邻领域取得成功的本土企业。当这些本土企业看到机会时，他们可能决定进入你的市场。这些竞争者往往会带来现有玩家可能不具备的生态系统和能力，因此可以改写游戏规则。

4. 需要更好地了解如何建立自己所需要的能力

跨国公司往往把能力看作是他们内部发展和拥有的东西，有时他们会通过兼并和收购，或组建某种合资企业来获得新的能力。尽管如此，跨国公司普遍认为能力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由他们自己拥有。这是从「核心竞争力或能力驱动战略」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概念。

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中，连续跳跃的战略方法往往要求公司在从一个机会跳到另一个机会的过程中，形成协作伙伴关系，以填补能力差距。一般称「生态系统」，这些合作关系的形成和维护正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注重运营的跨国公司经理人往往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未能为其公司建立正确的生态系统。

思想领导力和沟通是关键

跨国公司的中国业务领导人的角色因跨国公司本身的定义而不同。跨国公司（通常是多业务单位）的中国区负责人最原始的角色是一个仪式性的推动者。随着跨国公司本身对这一职位的战略重要性的内化，中国区负责人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作为公司正式的业务领导，中国区负责人必须履行一系列的职责，不仅要负责财务表现，还要负责对思想的领导。

考虑到快速发展的中国环境，以及环境本身如何制定跨国公司在中国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领导人和管理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精髓提炼成为「思想领袖」。

近期从美国霍尼韦尔（Honeywell）刚退休的全球高增长地区总裁，也是其中国战略的设计师沉达理（Shane Tedjarati）强调将中国团队视为「思考型团队」并加以对待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管理者不能简单地认为「业务如常」，只是执行命令。本土团队必须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中国市场的战略动态，并能够向全球总部和业务部门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说明在中国采取什么正确的战略方针。

战略思维能力使本土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将中国的情况传达给全球总部的相关人员。更多的时候，全球总部的高管并不能密切关注中国错综复杂的发展，也没有足够的背景和知识来充分了解当地的情况。因此，本土管理者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本土管理者从战略角度充分掌握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向全球总部传达。但更多的时候，这种沟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足，导致了上述许多常见的误区。

毋庸置疑，对于跨国公司的中国区管理者来说，在中国如何达到运营和财务指标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仅仅关注运营而不具备足够的战略思维，并不足以使任何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更多的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需要，并愿意通过适当的投资来建立这种能力。鉴于中国的重要性和当地人才的可塑性，我相信情况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

文 | 谢祖墀

2022-2-23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2月23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月8日发表在高风微信公众号。展望未来，中国不仅将引领着跨国公司的商业战略思考和部署，它亦将会主导他们在组织和领导力方面的重塑。

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一些前所未有的干扰及问题， 如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地缘政治、数字经济和数字鸿沟，以及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之间的拉锯战等，正在严重地影响着全世界。

特别是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约40年前，相对于与当时毫无疑问是世界遥遥领先的经济体美国相比，中国的GDP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今天，中国的GDP已经占有全球总数的大约15%，紧随美国之后。全球经济力量结构上的重大变化为中国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未知挑战。

中国汽车行业正快速更迭

汽车行业是一个展示未来可能发展的好例子。中国的汽车行业正在快速更迭的过程中变得智能、互联互通、电动化以及自动化。这意味着软件和电子零部件正成为汽车愈来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们的产品生命周期亦正在变得愈来愈短。与此同时，新产品和技术所须的资本投入亦正在大幅增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体。中国政府鼓励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了全球汽车行业创新与变革的中心。2021年中国汽车总销售量同比增长3.8%，达到了2628万台。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达到了450万台，几乎达到了总销售量的六分之一，并占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总量的50%以上。

随着中国的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智能和互联互通的的交通工具变得愈来愈普遍。而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方面亦随着世界领先的软件和硬件企业的参与，正在取得可观的进展。这一进展得益于不少中国城市正在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亦是中国推出智慧城市计划的一部分。

一系列新的新能源汽车玩家已经开始出现，这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央企如一汽、长安，以及地方国企如上汽、广汽都已进入了新能源汽车领域。其中，广汽集团已经宣布它的电动汽车子公司广汽埃安将会独立运营。民营企业也正在积极参与到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中，包括例如吉利、长城、比亚迪、奇瑞等汽车公司。

近10年内创立的电动汽车初创企业，例如小鹏、蔚来、理想等「造车新势力」已经在市场上开辟了新的道路，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除此之外，华为、百度、小米这些科技公司也正在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

创新者，而非模仿者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已经从一个「山寨大国」发展为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透过利用移动互联网作为平台，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创造了新的数字商业模式来解决了不少社会中的痛点问题。这些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字节跳动、京东、拼多多等，在这段时间都实现了飞速增长，并形成了大型的平台公司。

与此同时，「硬科技」行业的公司如华为、中芯国际、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也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公司的增长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当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高管看到其他创业者的成功例子时，他们经常会问「为什么不是我？」「如果别人能成功，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些企业家的领导下，这些公司，尤其是在创业期间，往往能够快速、敏捷的适应市场变化。

他们一般并不介意把他们的想法投入市场做实验，特别是对于消费互联网领域的企业来说经常更是这样。他们俨然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如果我们从近距离观察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营汽车公司的领导者，我们会发现他们都具有一些类似的特质。这些企业家都是连续创业者，他们不害怕承担风险，在面对多变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可以迅速地调整经营策略和敏捷应对市场变化。他们一方面具有竞争的特质，同时亦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与他人合作。

适时、连续的跳跃战略

企业战略背后的概念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30年前，企业高管、咨询公司和学者们喜欢讨论在「多元化」（建立庞大但通常互不相关的业务组合）和「聚焦」（透过公司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内经营）之间的比较和取舍。从那时开始，「基于核心竞争力或能力」的战略便成为了商业世界中的主流战略框架，指导着许多大型企业高层们如何做出战略决策，以及支配着资本市场如何衡量公司的价值。

这两个概念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和一些美国西岸领先的科技公司）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对于那些于2000年代后期，透过使用消费互联网作为平台高速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

在2014年，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框架：即使公司缺乏所有必要的全部能力，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适时、连续的跳跃」，从现有的情况跳跃而获得新的机会。采用这种战略的企业领导层需要经常评估新机会带来的吸引力，对比他们当前的能力。尽管往往企业当前的能力未必能够足以应付新业务中的需要，企业决策者会作出跳或不跳的决定。尽管能力有所不足，不少企业都会从原有的领域跳进新的领域中，然后尽快弥补中间的能力差距。

弥补能力差距可以通过企业的自身建立，亦可通过从与合作伙伴合作中获取，后者即今天许多人所讲的「生态系统」。我称这种战略思考方式为「战略第3条路」，它可以弥补前面提到的两个原有战略框架之间的理论不足之处。因此也可以说，商业生态系统是「第3条路」战略的组织体现。换言之，商业生态系统创建的基本需求，是出于公司在跳跃时希望尽快弥补能力空缺的原因。

通过这种适时、连续的跳跃战略，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互联网企业，通过利用了移动互联网，在有合适时机的时候完成了从一个机会跳到另一个机会的跃进。今天，他们所依赖的科技已经变成人工智能、物联网、5G、区块链和云计算等前沿的科技。放松管制催生新的企业错综关系

中国政府将科技创新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汽车就是有代表性的行业。可以想像，未来中国许多行业将会出现更多颠覆性的变化。

自2022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取消了所有在中国汽车整车领域对外资的限制。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外资汽车生产商必须以合资的形式在中国市场经营，而且外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0%。许多评论者在过去一段较长时间中却不断假定在这些中外合资企业中，重要的价值贡献者是外资，而中资大部分只是在占着便宜而已。

但是在这个规定取消之后，外资汽车公司并没有大量取消或调整他们与中方的合资关系，从而建立自己的独资业务，反而是马上出现了许多不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新的错综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了多个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国公司的不同排列组合。除了汽车生产商，其他参与者如零部件供应商和软体设计公司也有所参与。这些企业之间的错综关系意味着在新时代竞争需要更多和更新的能力和创造力，而汽车行业的格局将会被进一步颠覆。

作为智慧城市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数字和智能的基础设施正在快速和大量兴建。这些建设让更先进设计的新一代汽车以及其他关键零部件如电池等的实现变为更有可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全球汽车行业正在走向「一个世界，两个系统」（One World, Two Systems），这两个系统的中心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或西方世界）。

中国正在塑造跨国企业的组织与领导力

而对着中国的改变与成长，西方跨国公司也不断地在进行反思。最初，他们一般会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产品或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来，认为这样做便能足够获取中国市场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是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目的的。

但在过去20、30年间，中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经历了多次的更迭，中国和中国企业已经变得更有创新能力，而在华经营的外国跨国公司通常反而对不断变化的科技创新和商业环境反应较为缓慢。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观察、理解和内在化的认知能力有所不足所致。

今天，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华经营的的跨国公司已经明白并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但他们常常由于多年累积下来的组织惯性不能完全或及时作出适当的改变。但是为了面对环境的改变，他们必须进行调整，能够实现这种改变的领导层变得更加举足轻重。跨国公司要做的是，要了解自己需要改变什么以及如何领导和管理这些改变──不论是在思维方式、战略制定、推动创新，还是在预测消费者或客户偏好等多个方面。

随着中国从「标准追随者」到「标准制定者」身份的转变，不少跨国公司亦已意识到他们的改变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中思考和着手。中国正从4个方面开始制定新标准。第一是技术协议的设置，主要在5G的部署上体现。第二是创造新颖的商业模型。应用程式TikTok（抖音海外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彻底颠覆了短视频App领域。在2021年，TikTok超越了谷歌成为世界上最多访问的网站。第三方面是中国建立的新的产业赛道，并进行颠覆，例如新能源汽车。第四，中国推出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开创性应用将会对中国以及全球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大多数跨国公司的中国组织都是以前建立的，这其中包括架构、人事、能力、系统和流程，以及企业文化和风格。当时中国的整体情况往往与今天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每一家跨国公司都需要检验以上这些元素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的新时代。毕竟，中国的振兴不仅仅是技术性质和递增式发展而已，它是凭借着中国悠久而丰富，且具包容性的文明、文化与历史，同时它也是变革性的。

展望未来，中国不仅将引领着跨国公司的商业战略思考和部署，它亦将会主导他们在组织和领导力方面的重塑。

文 | 谢祖墀

2021-1-26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1月26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谢博士解释了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贝尔弗中心，Belfer center）于2021年12月发布了报告《科技大竞争：中国对美国》（The Great Tech Rivalry: China vs USA），对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科技技术发展状况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报告作者，来自于哈佛甘迺迪学院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亦与谷歌前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同时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专栏文章，他们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5G、量子资讯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领域已经超过美国。

贝尔弗中心的研究报告用了一句话来概括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举国体制」（原文用了”whole-of-society”的叫法，但更普遍的叫法应是”whole-of-nation”）。但它是如何推动中国科技的加速发展的？美国政治决策层需要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研究推动中国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原因，以便其决策者能够制定更具战略性的应对措施。

中美的「举国体制」差异

中国的「五年规划」的功能是制定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应对中国未来国内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措施。尽管某些人一直在嘲笑中国自上而下的规划体系，但中国的规划及决策，尽管不是没有瑕疵，但总体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特别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的快速发展显得尤为突出。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例如对高端半导体芯片的制裁，但这种制裁反而促进了中国自身的科技发展和科技独立。芯片业内，世界上许多人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芯片产业在高端领域能赶上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近期发布了数字经济相关发展政策报告，其涵盖了中国未来5年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的发展）、关键传统产业和关键技术的数字转型、以及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扶持产业这一举动并不新鲜。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后，亦是通过「罗斯福新政」振兴了美国经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确定各自的工业政策和优先战略定位，使其经济快速增长。其他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政府扶持。

但中国在推行自上而下的规划政策的同时，也在让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兴起，他们加上原有的国有企业，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

国有企业提供如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公共物品，他们不仅仅以狭义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是更多的来履行其对人民的部分社会责任。这些公共物品亦为中国的所有企业的运营提供了支持，包括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从而进一步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率的生态系统。

此外，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和民间企业之间的纽带，不断引导资源流向政府规划的优先产业，同时通过融资、孵化初创企业和公私合营等方式，支援其辖区内的企业。这种分层方法确保了国家资源支援实现最为关键的目标，同时提供凝聚力和韧性。

这为什么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中国由古至今的战略思考

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一直在深思该如何振兴中国。他们深刻意识到，相较于其他方法，科技将是振兴中国的关键。

随着时间的演变，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发展了诸多的思想和哲学，而历代的中国人亦会从中寻找、发展、调整、吸收和学习，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加上对西方政治思想如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共同构建了成为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以史为鉴，展望未来」的意志。在中国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这种包容和瞻前顾后的心态以及方法亦可从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体现出来。

面对科技制裁等威胁，中国将坚定不移的采取行动去中和这一威胁。在中国政府提出明确和合理目标的大前提下，人民和企业愿意且致力于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计画和政策，并为之而付出努力。

在中国运营的西方跨国公司的企业家们比政客们更了解中国。前苹果大学的顾道格博士（Doug Guthrie）强调了为什么中国对苹果的成功至关重要。作为苹果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心，中国的供应商集群、勤劳的工人以及来自当地政府的支援为企业运营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地可靠的，以及成本、品质和时效性都最优化的结构。

苹果公司和其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了苹果产品所需的智慧财产权，实现了双赢，苹果亦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企业。

同样的故事亦发生于特斯拉和英伟达。2019年，当特斯拉在美国经营遇到困难时，中国政府帮助其从几家中国国有银行获得14亿美元贷款，容许了其在上海的超级工厂的建造，并给予土地、基建的支持。这一举动扭转了特斯拉的命运。如今，特斯拉作为中国最畅销的电动乘用车品牌，其在全球的交付量有一半来自于上海的工厂。中国对于特斯拉至关重要。

同样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美国半导体公司英伟达亦从中国对汽车芯片的巨大需求中获益匪浅。英伟达副总裁阿里‧卡尼（Ali Kani）强调了中国充满活力的电动汽车行业对公司拓展全球汽车业务的重要性，并预计公司未来6年将实现80亿美元的汽车业务收入。

与此同时，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亦在中国经济中获益，并能够理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有效性。而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将公司的中国战略视为一种双赢战略，在其战略规划中，他们自己和中国都将是赢家。

这样的战略思考同样适用于国家层面。尽管贝尔弗中心的研究将中美之间的科技关系称为”Rivalry”，意即「有对抗性的竞争」，但更具建设性地思考中美科技发展关系，更应是「在必要时竞争，在适当时合作」。科技，可以帮助改善人类的生活，因此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推进这一发展进程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文 | 谢祖墀

2021-1-1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2年1月1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2年1月16日刊登于《中国日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现今不少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创新能力，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数位化经济体。自2000年代末以来，许多公司利用了移动互联网在中国日益普及的优势，发展出不少创新的商业模式。随着5G、人工智慧、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型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科技创新阶段。

加上政府作为「十四五」规划的一部分宣布的最新政策，科技自给自足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重点之一。为此，创新的重点正在从消费互联网驱动转向「硬技术」领域，如：高端半导体晶元、精密和智慧制造、机器人、生命科学和其他领域。在科技金融领域，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也已成为发展的优先事项。

从技术追随者变为标准制定者

在不久前，中国还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喜欢抄袭别人的国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经常被嘲笑为「山寨货」，被认为品质低劣，经常是假冒或模仿的，缺乏创意。很少有人会预料到中国人会如此迅速地转变，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创新者。亦让谷歌前首席执行官艾力‧施密特（Eric Schmidt）感叹地说，「（中国）的技术比西方先进了几代了。」

这一个新时代标志着不仅体现中国在采用了什么技术或在哪些领域进行了创新，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从技术标准追随者逐渐转变为全球标准制定者。

中国人正在以四种方式制定着新的标准：第一个是技术协议设置，目前主要表现为5G的推出；第二是创造创新的商业模式；第三是通过创造全新的产业来对整体行业进行颠覆；还有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开创性应用。

在技术协定制定方面，华为等中国公司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在5G技术标准制定方面。这项技术对许多加速增长和发展的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5G正在实现更高级的自动驾驶、远程诊断和操作以及数位孪生。2020年7月，在5G标准竞赛中，华为发明的3GPP 5G技术被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宣布为唯一的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到2023年底，将最终确定30项关键行业标准。

人工智慧驱动 优化用家内容

中国的创新者还开发了不少新的商业模式，为其他企业树立了「标准」做法。例如，主要视频的社交媒体应用如TikTok、淘宝和京东等电子商务应用程式、食品配送应用程式美团等。于2021年，TikTok超越了谷歌成为全球访问次数最多的网站。其巨大的使用者黏性表明该应用程式深受使用者喜爱。

TikTok及其在中国的孪生兄弟抖音，使用人工智慧驱动的演算法，来评估每个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在使用者感兴趣的领域推出「订制」内容，从而提高其商品推广的转化率。TikTok和抖音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们背后强大的AI演算法，这些演算法可以优化内容的创建、策划和推荐。TikTok的成功令Facebook亦曾经尝试抄袭，但最后并不成功。

TikTok、抖音，以及哔哩哔哩、快手和小红书等其他社交商务应用程式，已经成为消费品的主要销售管道。与此同时，关键意见领袖（KOL）已经彻底改变了现代销售和行销。中国和外国公司都抓住了这一趋势，兰蔻（Lancôme）和雅诗兰黛（Estee Lauder）等化妆品品牌都在中国采用KOL和社交商务此一行销模式。

建设智慧城市 催生协同效应

中国也在重新定义整个行业的标准，汽车和出行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互联数字经济开拓方式的发展让汽车制造商公司重新思考其产品，以及孕育了一批全新的出行行业的企业。与此同时，电动汽车技术正在腾飞，从好几年前开始，中国政府就出台了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而且，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在为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并将智慧成分嵌入其中。这反过来产生了协同效应，导致了新型智慧和互联新能源汽车的出现，而自动驾驶技术亦不断有所发展。随着软体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不仅在车的设计和生产，整个行业的价值链都受到了根本上的颠覆。

外国汽车制造商也已经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创新。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宣称「中国是大众汽车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对福特汽车而言，中国创新计划和智慧技术计划是其「中国2.0」战略的核心部分。

中国是第一个开发和部署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主要经济体，CBDC是一个国家官方货币的电子记录。CBDC将会简化跨境支付，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并通过将无银行帐户客户纳入金融体系来促进经济中的金融包容性。虽然一些国家正在开发自己的数字货币，但中国在数位人民币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

2020年4月，数位人民币试点专案在四个城市启动。数字货币的首次亮相是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PBOC）在2014年宣布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系统研究开始的6年历程的高潮。如今，数位人民币试点的范围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还可能颠覆全球金融体系，因为数字人民币可能成为重新定义全球金融规则的工具，并可能会颠覆该行业现有的参与者。

随着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制定更多标准的国家，其创造和定义「创新新赛道」的能力将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仅在中国，逐渐更会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地区。

文 | 谢祖墀

2021-12-0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2月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上海包容的数字发展环境，吸引了许多中外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不论是央企、地方国企，还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积极探索特色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并在转型的进程中不断培养企业知识化、品质型和数位孪生的特征。

30年前，我开始在上海开展我在中国战略咨询的工作，亲身经历了上海乃至全中国内地在数十年中发展的过程，印象深刻。特别是作为一个曾经留学美国的香港人和长时间先后在数家顶级国际咨询公司工作（故此常态地与全球商业精英们工作和沟通），亲身体验着不同地方之间的此起彼落，不同体制下产生的不同结果，感受良多。

特别是曾经被委任为上海市政府的特聘专家顾问，对上海市政府的发展思考有近距离的观察。自从2014年起，我亦担任着上海国际智库高峰论坛的顾问，每年都给予上海市政府一些建议，见证着上海在这些年的发展。我认为在全国发展的框架和纲领下，上海正在进入一个新数字建设阶段。

良好的数位化转型基础

上海作为中国城市的创新先驱，正在深入贯彻数位中国、智慧社会的重要思想和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早在「十三五」时期，上海就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并卓有成效。于2020年，上海成为首个获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的中国城市。展望未来，上海可以在哪些方面建设并引领城市数位化转型发展？

上海先进的基础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数位基建方面，上海不断宽频网路、5G基站等建设，并与交通设施进行跨界融合。除此之外，上海亦致力于推进绿色高端数据中心建设：截至2020年，建成面向公众服务的互联网数据中心103个，机柜总量近14万架，建设30余种智慧感终端近60万个。

在数据资源利用方面，上海着力推进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不断推动普惠金融、商业服务、智慧交通等多个产业试点建设。上海亦不断开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致力于实现更多的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数据交换。

整体联动发展，推动全面数字化转型

上海政府为数位化在多个领域的发展与落地提供了大力支援。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科技方面，上海市金融局从数位人民币为切入点，落地了包括钱包交易、白名单客户等场景。在制造领域，上海市经信委建成了26个工业互联网标杆平台。

而在科技创新方面，上海市以科学大数据为核心建造了世界级数位产业集群。目前，上海是国内领先的积体电路产业发展城市，2020年销售规模达2070亿元，同比增长21.4%。在上海，有700余家相关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吸引了全国近40%的相关产业人才，其中不乏知名晶元企业如英特尔、英飞凌等。

领先企业带动了一批本土的初创企业成长为国内的独角兽企业甚至是龙头企业。在人工智慧产业方面，上海集聚包括商汤科技、依图等在内的1000余家核心企业，相关产业重大项目纷纷在上海立项推进。

在生活领域，数位化重塑了许多行业的服务模式，大大提高了效率与便捷性。以智慧医疗与智慧出行为例，上海市政府与理疗体系围绕医护建立了诊疗知识库，在全国率先实现市级医院号源池统一，而利用「互联网+」医疗，上海致力于实现医疗机构间的资讯互通，特别是各种检查种类和相关要求的互通。

在智慧交通方面，打通城、车、人的数据互通。未来，从出家门到目的地，实现车随人需、无缝衔接的新体验，极有可能颠覆交通工具的功能和形态。

在治理领域领域，上海市政府打造了更为精准、智慧的「数治」城市新范式。「随申码」、「一网通办」等平台使诸多民生服务完成数字化转型，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企业是上海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中坚力量

上海包容的数字发展环境，吸引了许多中外企业共同参与建设。不论是央企、地方国企，还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积极探索特色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并在转型的进程中不断培养企业知识化、品质型和数位孪生的特征。

领先的外企发挥了示范作用。汽车制造业中大众、特斯拉、凯迪拉克等企业在上海打造超级工厂；制造业中ABB的示范工厂高度实现机器人行业高度柔性和自动化生产；GE医疗打造「爱迪生医疗」平台生态，在中国推动医疗器械100%国产化；还有数位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例如埃森哲、普华永道、IBM、西门子、SAP等一直致力于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重点民企也发挥主力军作用，推动了大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上平台。其中，正泰集团打造的「一云两网」是能源行业的标杆，该系统管理200多个大型光伏地面电站，有效使平均发电量提升3%、降本5%，能源利用效率提升8%。

云汉芯城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连结超40万电子产业开发者、超过6万家电子元器件供应厂商，协同全国10余个电子产业服务平台，实现设计、制造、服务云化。企业的不断创新与投入，为上海未来的数字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构建高效网路安全治理体系极关键

随着数位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多维度融合的复杂系统也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家最近颁布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海量数据的安全治理提供了第一步的法律支援。

在制度方面，上海积极推进《上海数据条例》的立法工作，以保护个人资讯安全。在技术方面，上海不断探索个人资讯和数据脱敏与保护。在制度方面，大数据中心正着眼于从机制上解决系统小而散、数据共用难等问题。

聚焦上海最新的发展

随着愈来愈多的创新科技将不断深入，人们已经开始勾画对未来的更多想像。例如量子计算、脑机介面技术（Brain–machine interface，BMI）、元宇宙（Metaverse）等在民生、医疗、政府治理等层面的应用。

未来，元宇宙的概念也许会真的实现，并能进一步赋能上海在经济、生活、治理上的成就。元宇宙为使用者创造了过去无法想像的交互体验，即在一个数位化的世界里进行内容创造。元宇宙必须是即时的，并提供与现实世界的交互。由于其跨平台、跨虚实的特性，任何人都可以在元宇宙共用、分享、创建、改造及运营相关内容。

届时，人们的生活将会更加便捷，政府的治理也将更加高效。我们认为，欧美国家的元宇宙发展将以企业和个体消费者为中心，而中国元宇宙的技术将更多会被适用于社会发展方面。到时，不仅是上海，各地方政府将面临关于数据安全与治理，个人和集体行为管理等方面的全新挑战。

同时，它亦将会创造一个新的产业链和相关供应链族群。无论在硬体抑或是软体，都很有可能创造新的业态。

展望未来，上海将在「十四五」时期加速迈入数位新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上海在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位之都的征程上继续前进。

文 | 谢祖墀、胡瑞淇、林宇倩

2021-11-2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与高风咨询高级顾问胡瑞淇、林宇倩共同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1月2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名为Shenzhen: China’s Success Story, 此为中译本。

过去40年以来，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与标志性城市。华为、腾讯、平安、比亚迪等中国知名企业均在此落地深耕，深圳的GDP超过2.7万亿人民币（约4200亿美元），如果与某个国家比，深圳城市GDP仅次于挪威，可排在世界第31位。

深圳已然从一个朴素的小渔村，成功蜕变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科技中心。如今，不少世界各地区和城市都希望借鉴并复制深圳的发展经验。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跃升

深圳的故事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深圳被指定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这意味着它可以尝试新的发展方式，而不必严格参照国内其他地区的做法。在此期间，深圳成为了主要面向西方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基地。

由于深圳毗邻香港，不少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的资金，为此类专案提供了足够便利且资金充足的启动平台。由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公司主导的工业活动让不少深圳的本土企业，亦逐渐成长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除了在服装、鞋类和玩具等行业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其消费电子行业亦开始脱颖而出，并逐渐将业务边界从美国拓宽至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

这些企业被经济特区的政策所吸引，而这些政策亦确保了深圳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廉价工作力也从中国其他城市不断涌入深圳。

在这一时期的深圳发展中，两项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深圳政府开始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或长期租赁）土地，这是从香港学来的创收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深圳积累了大量财政收入，并快速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例如城市交通与电信系统，而这成为了深圳工业化的重要推手。

积极寻求发展与重新置放

大约在2010年代的早期至中期，深圳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其竞争力，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其他地方或亚洲国家转移。当地政府深刻意识到深圳亟需改变，开始为深圳的下一阶段发展做起了准备。新阶段发展的重点领域聚焦高科技产业，并成功取得了诸多科技上的进步和突破，其中许多专案亦是中国在该领域的首次尝试。

随之而来的，是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园区的发展建设。深圳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正在进行重塑的全球先进电子产品产业价值链，助推了新一轮的资本加持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浪潮。这使得深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尤其是在电子产业，走在了世界前列。不得不提的是，深圳原先打造的传统电子制造产业基础，亦为今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内外企业在深圳的大规模投资，大大推动了先进电子制造、物流和金融服务领域的本土创新。一个拥有先进电子产品供应链网路和由设计师、工程师、零部件供应商、制造商和测试商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深圳应运而生。一个通过硬体赋能的快速反覆运算的环境应运而生。

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手机产业。从2000年代初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到后来苹果推出的智能手机，都选择在深圳生产部分零件。在深圳，手机可以以低成本实现快捷的生产，且其产品与功能已被不断反覆运算与改进。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华为、OPPO、Vivo（均是在深圳地区诞生的公司）都开始对新的手机产品不断创新。

政府的策略引导与积极参与

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为许多特定领域的初创企业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起初的重点是扶持与发展已经建立优势的消费电子产品，此后其范围又扩展到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作为最早推出政府引导基金（包括公募资本的投资基金）的政府之一，深圳不仅推动了地方创新，也快速推动了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市场在深圳的发展。

如今，深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2020年，深圳出口总值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2650亿美元），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深圳不仅是制造基地，也逐渐蓬勃发展成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中心，并不断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发挥作用。

深圳，亦是一些国内外知名公司的所在地，它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才和投资。IBM、康柏、施乐、杜邦等一大批领先的外资跨国企业纷纷在深圳开展业务，他们为深圳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而华为、腾讯、比亚迪、TCL、平安科技、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等本土龙头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此。

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其亦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中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正如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深圳将与其他城市共同合作，推进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其自身竞争优势，发挥潜力。

例如，作为电池和汽车制造商的领先企业比亚迪，其总部位于深圳，但电池工厂位于惠州，而其在香港的实验室中所实现的创新突破，往往在深圳落地，实现商业化。

什么造就了深圳奇迹？

多种因素的推动成就了现在的深圳奇迹，使得深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中国独特的治理结构，深圳的迅速发展正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微观缩影。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确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的一致性，从而使地方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创新。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确保了国有企业对公共产品及服务发展的提供，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不是为了狭义上的经济回报，而是为了更广泛的造福社会。而包括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内的私营企业的成功，亦受益于此类业务的展开。

这种治理方式最初来源于由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领导下提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中国在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衡的同时，亦在探索政府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自下而上的创业追求之间的平衡，二者同步进行并协调发展，从而确保其能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环境。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法本质上极具包容性，因为它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接受并容纳新思想的出现。因此，它亦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一致，多种思想流派以有意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深圳对中国治理的启示

深圳也从多个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了诸多支援。自1990年代以来，深圳建立了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支援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并将通过公共和私人来源所筹措的资金，不断投入发展中最需要的地方。

同时，深圳不断深化人才引进战略，完善人才储备。从1984年成立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到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用以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体，都是其人才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地方政府亦不断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创新。

当然，深圳在其发展过程中亦遇到了诸多问题，如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经济发展能否保持高速等。但尽管如此，深圳已成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纪实，以及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深圳政府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成为学习的典范。

深圳成功的故事值得其他国家与政府学习与借鉴，并根据各自的情况加以调整。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亦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文 | 谢祖墀

2021-11-1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1月1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多个领域如智慧城市、制造、移动出行和医疗服务等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准，令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定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榜样。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其旨在深化大湾区内11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同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融合发展。

大湾区的独特性在于其包括三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和资讯流的互联互通对大湾区的运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科技发展 加速互联互通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互联互通明显增强。一系列专案在大湾区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其跨境投资的无限潜力。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启动的「港股通」和「债券通」，亦积极促进了资本在香港与内地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流动。继上述专案取得顺利开展后，首个以大湾区为重点的跨境财富管理互联互通计划（「跨境理财通」）于2021年10月启动，从而进一步开放了内地金融市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5G、AI、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的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大湾区在开发这些创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新兴的创新技术，亦将前所未有地加速互联互通的发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新的商业模式随之出现，亦将在未来赋能下一代智慧城市和诸多传统行业的数位化转型建设，例如医疗健康领域将迎来新的浪潮。

粤港澳大湾区亦是金融科技创新的聚集地。区块链所支持的分散式账本技术使得协同多种服务成为可能。举例来说，「i深圳」是深圳统一的数位身份验证系统，它利用分散式账本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慧，帮助实现跨境无缝的金融系统运作，且该技术将持续推进各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

中国亦处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研究和应用的前沿。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首批开展数位人民币试点的区域。于2020年10月，深圳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位人民币红包试点，面向公众发放总额高达1000万的红包。诸多的试点不仅加强了大湾区内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更进一步扩大了数位人民币测试的应用场景，展现出它极具透明性的特征，亦将为数字经济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科技重新定义 香港再工业化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商业模式也在逐渐转变与升级。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微医」（WeDoctor）等「互联网+」的医疗平台正说明大湾区居民通过不同管道，更加便捷地享受线上和线下一站式「远程诊断、治疗和覆诊」的服务。展望未来，随着大湾区内病人医疗资讯的加速互通，数位医疗运营和合作将会愈来愈普遍。

为了进一步实现湾区内人员、货物的持续流动，城市物理基础设施（如桥梁和高速公路）和制度基础设施（如系统和资讯）亦在不断融合。如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铁网路）的全面升级，大大促进了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安途（AutoX）、文远知行（We Ride）、百度阿波罗（Apollo）等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企业，也在广州、深圳等城市交通转型中取得进展，为未来大湾区智慧交通的建设添砖加瓦。日益自动化、智慧化和加速互联的商用车领域也颇具潜力。

在制造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向着成为智慧化、互联化和多中心化的的制造中心升级。到2022年，愈来愈多的数位化和自动化方面的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将重新定义制造的方式。香港抓住这个机会，并借此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倡议，因而香港将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制造业体系和生态系统。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并非所有环节都需要在香港进行，亦可在大湾区其他城市完成。科技带来的互联互通，将加速香港在制造业的能力，重建其中心地位，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推进智慧城市 须加强数据安全

随着新科技技术的应用完善了数位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湾区内的城市也变得更加智慧。例如，广州正在建设涵盖态势感知、运行监测、决策支撑的「数位孪生城市」。而随着城市进一步智慧化，它们对城市重点功能的衔接提供的支持愈来愈强，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护与控制。

然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我们需要更加全面的安全措施，去保护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海量数据。而最近颁布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位经济发展的提供了第一步的法律支援。

跨境数据应作为大湾区综合发展的重中之重，跨境监管机构必须合作制订跨境数据管理的规则、机制，以及跨境数据的安全标准；同时，应鼓励和开展允许跨境数据流动的试点计划。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互联互通，是将其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多个领域如智慧城市、制造、移动出行和医疗服务等之间的互联互通，亦将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定位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榜样。

文 | 谢祖墀

2021-11-0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1月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展望未来，人类将会追求一个更为互联互通、虚实共存的世界。同时，由于各个国家在数据主权上的要求，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将变得愈来愈复杂。

众所周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数字经济体。截止至2020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接近10亿人。

同样在2020年，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数已超过12亿，抖音的每日活跃用户已超过6亿，而拼多多作为成长最快的电商平台，每月有超过7 亿的访问用户。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借助其二维码支付的技术优势，共处理了中国约95% 的数字支付。

暴风式增长的中国数据市场

在中国，数据生成的速率可谓是暴风式增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在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从2017 年的2.3 泽字节（1泽字节=270字节）上升到2019 年的3.9 泽字节，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早在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就曾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能源的时代，这个时代核心资源不是石油，而是数据。」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中国企业家便迅速利用互联网创业，建立了围绕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为中国孵化了许多世界闻名的科技公司， 如阿里巴巴、腾讯，以及字节跳动等等。

这些公司通常会构建由数据支持的，多支柱的商业模式。首先，它们通过大量数据与用户建立全方位联系，这些大型平台公司旗下的APP均拥有大量的活跃用户。其次，他们可以通过用户过去的数据记录，利用大数据及算法，聚焦到每一个具体的用户。

而许多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也恰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没有太多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取的中国创业者在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痛点的过程中，公司得以快速扩张。而其中不乏一些「指数型组织」，其增长速度以指数型方式出现。

数据安全问题引发社会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数据安全相关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数据的产生或创建，到数据的使用、编译、筛选、结构化、重新格式化、扩展、分析，再到数据的销售和购买，会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声称他们对数据拥有所有权。

其次是 保护个人数据和敏感信息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时，公司和监管机构会很难界定哪些数据是私人的，哪些数据可以共享，以及哪些数据不能共享的。第三是 互联网公司往往拥有数百万或更多用户的个人数据，他们可以通过复杂的算法，利用这些数据谋利，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最近就有一些因为数据问题引发诸多争议的社会案件。2020年8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由于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未能保护信用卡用户的个人数据，对这两家大型国有银行开出巨额罚单。2021年7月，滴滴出行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赴美上市后，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网络安全审查。

审查期间滴滴被要求停止新用户注册，并且在IPO两天后，其App被中国网信办要求下架。随着监管的收紧，许多计划赴海外上市的公司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中国健身应用平台Keep、中国最大播客平台喜马拉雅等公司近期均取消了赴美IPO计划。

中国颁布数据相关法规法令

目前， 中国颁布了三部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它们为解决数据安全问题奠定了基石。2017年6月，中国实施了《网络安全法》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纲领。该法律要求公司数据需存储在中国境内，并提出相关组织和网络运营商必须接受政府对于数据的安全检查。

为了进一步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和公共利益，自2021年9月1日起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则要求中国所有企业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并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2021年8月20日，中国还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将于2021年11月1日生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个人信息的数据收集和保护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突破传统法律的属地管辖原则，强化了数据法的域外效力。待生效，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与《网络安全法》 和《数据安全法》共同建立系统的监管架构，以保护中国的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运营的国内外公司需要关注诸多问题。对跨国公司而言，他们需要关注如何有效管理在中国和在其本土的数据，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法律监管下的跨境数据传输。而对想要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公司而言，他们需要制定以遵守数据法规为基础的战略计划。对于所有公司而言，他们都需要了解如何利用数据来产生竞争优势，以及远离「红线」。

数据规管对跨国企业的影响

在遵循新的数据法规的同时，公司亦会面临不同的影响。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尤其是依赖于云基础设施，对数据进行集中控制的跨国公司，他们更需要评估其实践操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许多国际科技公司，为了确保公司数据获取的过程是安全、可控的，以及该过程获得用户同意，可能会做一些有争议的决策。而国内企业在处理数据时，可以选择将数据外包给专业机构或聘请相关合规人员。这样，企业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和公共利益。

同时这些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将促使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更多的研发和创新中心。对跨国公司而言，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问题：从数据安全到地缘政治问题。

他们已无法忽视中国的重要性，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或供应链枢纽而已。中国展现出来的创新能力，使其日益成为全球知识和创新的主要来源。而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正在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速度、强度和复杂程度远超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驱使企业在某种程度方面调整它们运营的方式，同时，亦会带来公司对管理系统和流程以及组织架构的改变。而各个公司应对的方法会根据行业进行调整，因为每个行业本质上都是有所不同的。

问题的核心往往是：数据应该存储在哪里？如何有效保护数据？哪些数据可以共享？而哪些是数据管理的「红线」？

展望未来，人类将会追求一个更为互联互通、虚实共存的世界。同时，由于各个国家在数据主权上的要求，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那能更好更快理解新规则的公司，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和拥有新的竞争优势。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高管和战略家都需要不断思考，以应对新的挑战。

文 | 谢祖墀

2021-10-2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0月2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5G与其他颠覆性技术带来了创新的新拐点，5G将通过创新为更多的行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将重塑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售后和服务的整个价值链的多个环节。新的篇章正在悄然开启，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极为重要。

5G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尽管我们还处在5G商用化的早期阶段，但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政府与相关企业已经对5G相关产业倾注大量的投资。在未来几年，5G与人工智慧（AI）、区块链、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将催生更多创新的火花，亦会加速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中国处于5G发展的前沿

根据全球行动供应商协会（GSA）的最新报告，全球范围内70个国家（与领土）中的169个行动营运商已经推出了5G服务。截至2020年12月，全球范围内5G基站的部署已经超过100万个，并且预期会在2021年底超过210万个。与此同时，根据摩根大通的调查研究，全球范围内5G的用户数量在2020年12月已经超过2.25亿，预计在2025年将跃升到30亿。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处于5G发展的前沿。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5G基站的数量超过了71.8万个，几乎是第二名韩国5G基站数量的6倍，占所有5G基站数量的70%。中国的5G用户数量也是遥遥领先，全球2.25亿使用者中有约2亿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5G的研究上亦遥遥领先，据日经亚洲（Nikkei Asia）的调查显示，世界上1/3的5G专利来自于中国。

得益于5G与其它颠覆性科技如人工智慧、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进入技术创新的新时代。我们正处于经历创新与颠覆的重要拐点，会有更多创新的公司甚至是颠覆者出现。

未来可望实现全场景互联网

5G的应用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由于5G具有低延迟、大频宽和超高速率的特点，它被广泛应用于诸多生活场景，如覆盖面广阔的集体运输如高铁和地铁，人口密集地区的住宅和办公楼，需要低功耗且有多种场景连接的智慧城市和智慧农业，以及需要低延迟网路的的自动驾驶和数字孪生。

其中，5G赋能物联网（IoT）、「车路协同」、远端医疗和工业互联网一直以来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在物联网领域，5G被大量应用于智慧手机、智慧家具、自动驾驶的车辆、可穿戴设备等终端设备上，伴随着愈来愈多设备之间的无缝对接，未来亦会实现全场景互联网。

在汽车行业中，5G是推动该行业进入「智慧出行」时代的关键，在这个时代中，车辆变得更加智慧化与互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可实现车辆的自动驾驶。5G也加强了许多车载功能与体验，如车载娱乐、即时定位和导航系统、车联网（V2X）和自动驾驶等。

在工业领域中，5G加强了柔性生产和智慧制造的能力；在医疗领域中，5G加速了远端监控、远端咨询与指导，以及使远端手术变为可能；在泛娱乐领域中，5G使得云游戏和高清视频服务正在成为现实。

在中国，尤其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十四五」规划，与实施不久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碳中和、双回圈等关键政策，5G赋能的应用将在驱动这些政策和规划方面起到关键的助推作用。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看到产业融合和转型的加速，5G将使更多行业间的合作和资讯无缝交换，并可能引发下一代工业革命。

多间科企投身「元宇宙」

近年来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快速发展的「元宇宙」（Metaverse），简单来说，它是多人在线游戏、可编辑的世界、经济系统、社交系统和去中心化认证系统，以及现实元素等众多因素的集合。它融合了增强现实（AR）、虚拟实境（VR）、混合现实（MR）和脑机介面（BRI）等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了过去无法想像的交互体验。

虽然对于元宇宙的研究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许多知名的公司已经表达出进入这一领域的强烈兴趣。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将Facebook转变为一家元宇宙公司。据外媒The Verge 10月19日报道，Facebook计划重新命名公司，以突出元宇宙的概念。微软（Microsoft）、英伟达（Nvidia）和Roblox等其他领先的科技公司亦宣布，它们将持续关注与投资元宇宙领域。

5G与人工智慧，是推动元宇宙实现商业化的关键因素。元宇宙对网速的要求高达100Mbps，目前所有网路中只有5G网路才能实现。5G可以使人们在进入元宇宙之前，将大量体验场景下载到本地设备。

此外，5G网路的延迟小于10毫秒，这将更好地维持远端渲染（remote rendering）。畅想未来，连接元宇宙所需要的设备也将变得更加迷你，因为使用5G可以将场景直接传输到耳机或其它设备，这将减少对当前设备的大部分发热元件的需求，并同时降低了冷却和电源需求。

5G将会带来什么商业模式？

对于消费者来说，5G同样可以创造新的使用者需求。5G时代下，愈加丰富的使用者沟通与用户体验将催生新的产业以及新的商业模式。

与当今其他的产业相似，5G的商业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数据安全主权等问题的影响。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5G的商业化更为复杂。同时，人类却在不断追求更多的互联互通。因此，公司需要将这些考虑因素纳入其未来业务战略的制定中。

5G与其他颠覆性技术带来了创新的新拐点，5G将通过创新为更多的行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将重塑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售后和服务的整个价值链的多个环节。新的篇章正在悄然开启，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极为重要。

文 | 谢祖墀

2021-10-20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0月20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10月14日刊登于《中国日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10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与其继续说中美脱钩（de-coupling），人们不如开始思考中美之间的再挂钩（re-coupling），她的言下之意即是所谓的脱钩已经（或应该）成为过去，或者说脱钩已经失去了意义。

她的言论是否准确？再挂钩是否真的发生？如果是的话，它将会如何发生呢？而它对于商业的启示又将是什么呢？

美国公司成群结队离开中国？

一般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对华干预措施，是造成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脱钩的重要原因。这些措施包括将华为、商汤科技和海康威视等一系列中国科技公司列入他们的「实体名单」，限制着这些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

此外，他们还计划开展「清洁网络」行动，该计划目的在于排除中国企业和它们的科技存在于美国通讯网络之中，同时亦尝试限制TikTok、微信和小米等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在2020年初中国新冠疫情爆发的高峰期间，不少人预计大量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将成群结队地离开中国。这些人将这种他们预测的现象称为「去中国化」。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从那时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据《金融时报》近期报道，流入中国的资金创下历史新高。累计外国直接投资（FDI）从2010年的587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9万亿美元。尽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去年下降了35%至1万亿美元，但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有所增加，从1410亿美元增加到1490亿美元。

在中美双边贸易方面，202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630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16.4%。这个数字在2021年前六个月达到了3410亿美元，同比增长45.7%。

上海美国商会在今年9月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125家在中国有制造业务的企业之中，有72%的企业表示他们没有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任何生产迁出中国。

另外，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的Samantha Vertherms教授和堪萨斯大学的张嘉琨教授发现，中美贸易战并没有促使大量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而从2020年流入中国的FDI创纪录的行为表明，两国之间的生意仍然「深度融合」。他们写道：「只有政客和『专家』们将脱钩看得比事实更为重要。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的跨国公司）因为爱国而在大国竞争中放弃中国。」

全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之前，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先进网络技术所共同搭建出的万物互联时代。世界各国、多边机构、企业和个人也都普遍认为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采取的贸易、经济、科技和企业层面上的措施，以及随后爆发的新冠疫情，这一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令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差异愈发突显。在这一背景下，不同行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些变化。

尽管美国限制华为参与其国内5G通讯网络的建设，但美国科技公司仍然可以与华为合作开展有关国际5G标准的制定。

对于半导体行业而言，因其所需的巨大资源投入和不确定性，在过去30年间，它的发展是基于全球分工所构建的，但现在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和各个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以致其全球格局正在产生巨大的变化。中美两国都在努力提高自己在半导体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因此，如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等主要厂商均开始在本国以外建造新的工厂。而由于全球格局的快速变化，关键零部件生产商亦在寻找新的应对策略。

对于有跨国业务的汽车厂商而言，随着中美两国在建设的智能基础设施的速度、强度和复杂程度方面的有所不同，一个「一个世界，两个系统」（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全球秩序正在产生，并正在对于愈来愈多的配备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互联车辆的设计和商业模式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全球化本质正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一些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可能会更加扩大。以农业和食品行业为例，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们对于食物的营养要求愈来愈多和愈来愈高，而其中部分需求则必须通过国外（全球）采购来满足。

全球化在过去30年极大地重塑了世界的同时，其基本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约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称之为「全球化1.0」），西方国家是主要的需求中心，而中国则是许多产品的主要供应方。尽管这一趋势在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全球化2.0」）仍在继续，但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不断提升的商业能力，将会让它成为一个新的需求中心。

因此中国正在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这也符合其新的经济政策。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区域贸易协定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名义上的「内循环」经济。

同时，一部分制造业在某种程度亦很可能会回流到美国去（或直接在美国建立），相当程度的某些产品的供应链区域化或本地化亦可能会发生。

中美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脱钩

那么，中美之间会发生脱钩吗？

只要美国继续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某种程度的脱钩就会继续发生。

数据安全愈来愈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和中国会要求在各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企业遵守其相关法规，从数据存储和使用方面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脱钩。此外，两国的数字基建建设的强度和复杂程度将会形成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公司们将不得不在中美两地采取不同的数据策略。

然而，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新时代，美国和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这将会导致中美会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合作，但在另外一些特定情况下进行竞争。

随着人类寻求更多的互联互通，脱钩不会完全符合这一趋势。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中美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脱过钩，所以没有任何再挂钩的必要。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却确实发生了脱钩或部分脱钩，正如戴琪女士所言，也许现在是再挂钩的时候了。

在这个越发日益互联的世界中，简单的脱钩概念并没有太大意义，也不会发生。放眼未来，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能够达成双赢的合作将是最好的结局。

文 | 谢祖墀

2021-9-2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9月2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中国的汽车行业在五年后肯定会变得截然不同。势必会有一些玩家（可能是传统车企或新进入者）在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会变得非常有价值，但另一些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被市场淘汰。

中国的汽车行业在新政策、新技术和需求模式变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同时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业玩家，包括一些传统车企和一些新进入者，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竞争和合作，使得竞争愈来愈激烈，也进而创造了一个大规模、新兴而且日益复杂的竞争格局。

而这种竞争将推动更多创新的发展，以及市场玩家能力的提高，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品质水准。

政策正驱使汽车行业转变

中国政府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宣布取消对新能源汽车和商用车生产制造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并预计于2022年将取消乘用车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此之前，外国整车厂只能通过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经营，且最多只能拥有合资企业50%的股份。

随着政策的开放，许多最初的中外合资企业都进行了重组。例如，大众汽车重组了与江淮汽车集团的合资企业，从而拥有75%的股份；现代汽车通过对四川现代的收购，将其转变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即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商用车企业。此外，宝马已宣布计划将其在与华晨中国汽车的合资公司──华晨宝马中的持股比例从50%增加到75%，而这项交易将于2022年完成，届时中国政府将解除外国车企对合资企业的所有权上限规定。

新竞争格局正在形成

除了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深耕了几十年的传统国有汽车制造商和老牌外企之外，在过去10到20年里，中国市场中出现了一系列「新一代玩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而在此之中，长城、吉利、比亚迪等公司已成为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

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慧网联汽车的兴起，其他新玩家也加入了游戏，包括特斯拉、以蔚来、小鹏、理想为代表的中国「新势力」；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以阿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以小马智行（Pony.ai），安途（AutoX），文远知行（WeRide）为代表的新晋自动驾驶初创公司，以及最近加入战团的小米。中国汽车市场上的竞争正变得愈来愈激烈，并且表现在远超于以前想像的更多的维度上。

例如，中国智慧手机和物联网领域的领先企业小米已决定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并正在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新模式。小米旗下每月拥有超过一亿活跃用户的，AI语音交互引擎「小爱同学」，可直接应用于其未来的汽车产品，从而将车辆与具有相同AI引擎的所有其他物联网连接起来。而通过招募语音识别和人工智慧领域的国际知名科学家丹尼尔·波维（Daniel Povey）等方式，小米正在积极的提高其在这一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

新的合纵连横正在企业间出现

随着公司在日益加剧的新竞争中不断寻找自己新的能力，因此，许多公司已经建立了与其他企业的新关系和新的合作模式，而这些新关系超越了原有的公司所有权类别简单的划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因此，企业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企业之间新的合作模式也变得多样化并变得更加复杂。互联网巨头之一百度与中国最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商之一吉利汽车共同成立了一家电动汽车合资企业──集度汽车。集度汽车将充分利用百度的人工智慧技术和地图技术、Apollo的自动驾驶技术和吉利的浩瀚智慧进化体验架构。

与此同时，另一家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将与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合作，共同推出一个新的电动车品牌──智己汽车（IM智己）。智己汽车将充分利用阿里巴巴在大数据与人工智慧上的技术优势，与上海汽车在汽车生产上的丰富经验，其首款车型预计将于2021年底下线。

除此之外，宝马与长城汽车也已经成立了一家各持股50%的电动车合资企业。中国三大国有汽车制造商一汽集团、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已经成立了一家名为T3出行的合资企业，致力于提供汽车共用出行服务。

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已经出现

中国汽车行业的结构在政府的政策主导下将继续保持动态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作出警告，中国现在有「太多」电动汽车制造商，政府将鼓励电动汽车的行业整合。根据江苏省政府提交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2020年全国汽车产能利用率平均仅有53%。

中国的汽车行业在5年后肯定会变得截然不同。势必会有一些玩家（可能是传统车企或新进入者）在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会变得非常有价值，但另一些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被市场淘汰。最终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公司今天决定做什么。

中国的汽车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群雄正在「逐鹿中原」。正如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一样，不少新的理念（无论是技术、战略、管理方法等）将会因此而催生，百家争鸣，合纵连横。参与者将会有胜有负，留下来的将是一个灿烂的时代。

文 | 谢祖墀

2021-9-1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9月1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9月7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2021年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他在会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相关政策正在发生巨变，从改革收入分配，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反垄断和强调资本发展的规范性，以及将共同富裕的范围从物质扩展到精神领域。当前的重点可能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来加强民生建设，如初次分配的劳动者保护、再分配政策的社会保障问题、三次分配体系的建设都将继续推进。

共同富裕的新投资机遇

许多人都在讨论共同富裕新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投资领域的影响。中信建投证券发布的「共同富裕系列报告」提出，共同富裕带来的新投资机遇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将更多资源倾斜于贫困地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重点关注互联网硬件软件以及数字经济；

2. 为高端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增长机会，尤其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技产业；

3.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

4. 增加人民的收入渠道，通过包括三次分配、促进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发展，以及更多长期的财富管理方式，为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从而有利于股债和券商、保险等行业；

5. 升级消费水平，促进具备品质改善的消费品，以及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的增长机会。

显然，这些新政策将会改变许多企业的经营环境，并且要求本地公司和外国公司正确地评估是否需要指定以及如何制订新战略来应对这些变化。

共同富裕的关键目标是将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结构重塑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在这种分配结构中，中产阶级群体占比最多。这也意味着平均收入将会持续增加。人们亦可预见，对于许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人民迎来更好的健康保障和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企业策略必须考虑社会影响力

随着共同富裕的提出，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亦将会提高，尽管它不一定会超过合法的个人利益。因此，企业在继续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重新划定的「红线」，即防止过度垄断市场行为、违反数据安全法、扭曲某些社会价值观，从而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均衡的发展环境，为员工实现其基本福利等。

追求共同富裕，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就是希望所有企业都能更好地照顾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和更合理的工作时间。为此，汽车制造商吉利已经提出计划向员工发行3.5亿股新股（占总股本的3.56%）。

社会影响力与贡献值将成为对企业来说越发重要的考虑因素。企业和投资者必须更加重视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

企业的增长重心也将转移。虽然消费互联网以及大型平台过去十年在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影响，但中国的发展重点将会转移到「硬科技」、制造业、生命科学、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业互联网、农业等领域。除此之外，为新兴中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将变得更加普遍，可以预期这些领域在适当的时机会有更多的创新。同时，履行新的数据安全法亦将至关重要。

共建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共同富裕政策与其他关键政策举措事实上是一致的，包括「双循环」经济政策、努力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建设区域性城市群和振兴乡村、启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追求。

因此，许多行业的公司都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例如，跨国制造企业需要决定他们的制造和供应链环节中有多少应转移到中国或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例如，半导体行业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和各国政策变化的影响，需要决定如何在新的全球产业结构中进行重新定位。在中国创造和收集数据的外国公司必须要采取满足中国数据安全法的方式，同时亦满足他们本身国家的数据安全要求。

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影响，一些业务的本质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随着服务于公共领域的智慧城市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展，诸多行业的商业模式将需要与公共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度融合。对某些行业来说，私营企业将不再能够简单地自行确定战略和运营策略。他们将需要与公共部门紧密协调和合作。智能网联车、移动出行、数字健康、智慧能源和现代农业等可能会属于这一类。

我们将看到更多公私合营（PPP）的模式涌现，更多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态系统将被建立。企业必须认真审视他们现有在中国与其合作伙伴的关系和决定需不需要进行重构。

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这亦将在许多方面改变游戏规则。如果做得好，这将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更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并创造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而这将对在中国经营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均产生影响。

至少他们需要遵守新的政策和法规。更有甚者，某些业务的基本属性也将被重新定义。正因如此，企业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而对于那些跨国企业来说，这也可能对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运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文 | 谢祖墀

2021-9-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9月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文章节选于8月11日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企业研究院第25期蓝海智见直播间讲课内容。

在今天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企业的生存以及未来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们必须具备怎样的战略思考？

从过去几年美国政府给予一些中国企业的遭遇来看，国家安全的问题是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ikTok（抖音的海外版）在美国事件的出现代表数据安全、数据主权的问题对企业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同时，也让很多中国企业意识到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除了需要对当地法规合规之外，他们还需要对地缘政治拥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大因素驱动中国企业发展

从企业战略层面来看，驱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我归纳了三个主要的因素：政府的政策、科技的发展、需求端的变化。

从政策来讲，「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以及双回圈这两个战略作为发展重点，「中国制造2025」从高科技制造方面不断提高中国的竞争力，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以及要致力达到「共同富裕」。

从科技来讲，在过去十几年间，不少中国创业家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在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大数据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造就了不少创新企业。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主要颠覆性的科技包括IoT/物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慧（AI）、区块链等。这亦代表一个新的创新阶段正在来临。

从需求端来讲，因疫情关系，在大健康、远端工作和娱乐、自动化、智慧出行等领域涌现不少新的商业模式。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以后特别是跟公共议程相关的问题都会逐渐透过智慧城市的方式来处理。这亦将会创造不少新的创新，公私合营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将更会普遍。

地缘政治问题突显，全球化2.0时代来临

因国际形势的转变，地缘政治对企业的影响正在变得愈来愈大。

在地缘政治问题突显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将会是怎样？有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将会崩溃或者将会被孤立，全球化时代将会结束；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2.0的时代，中国的角色日益重要。

在全球化1.0时代里，通过全球分工，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供应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需求端。经过30年的发展，全球化将会进入2.0的时代，中国除了仍然作为主要的供应端之外，同时也将是重要的需求端。

全球化2.0的发展跟「双循环经济战略」不谋而合，RCEP签署后，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纽西兰将逐渐成为单一的贸易区，在全球化2.0的发展中，亦将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全球化2.0的时代，一部分区域化和本土化亦将会出现。

在这样的场景下，每个行业所面对的挑战、机遇都不一样，格局的发展亦将有所不同。例如半导体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业，所以它特别适应全球化1.0，全球分工这样的做法。当时，中国在晶片设计、制造方面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去做，反而台积电的代工，欧洲的光刻机，德国、日韩的高端零部件都做得特别好。

不过，以前纯粹的分工现在被地缘政治逐渐打破了。为了不被「卡脖子」，中国正在努力发展高端晶元行业，但同时中国的制造业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一般制造和先进位造会共同存在。

另外一案例是农业和食品。这个行业将会继续全球化。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食物的营养、蛋白质的要求愈来愈多。一方面国内可以提供一部分，但国外也有很优质资源，未来可以通过适当的管道来获取相关产品。

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范式也在改变。以前跨国公司把西方的产品和商业模型简单地从西方移植到中国来，但是他们逐渐发现中国不只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它更是许多创新的来源。中国的很多创新可以影响到西方产品和商业模型的设计。「以中国为核心」变成了很多跨国企业新的发展方式。

尽管世界正在处于一个巨大变局之中，在某些方向中国正在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中国在全球发展的角色应该将是愈来愈重要。从某些角度来看，外资、内资的边界将会愈来愈模糊，企业需要拥有全球视野，甚至将自己作为全球的企业来看待。

企业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跳跃，调整边界

长时间以来，西方的主流咨询公司和管理学术界认为企业战略只有两种，一种是多元化，什么都做愈大愈好，先做大再做强。第二种就是以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出发点，以企业能力为主的战略。能力是企业内生发展出来的结果。经历了30多年后，这种思考方式到今天在西方还算是主流思想，特别是美国。在过去十多、20年间，在中国不少人亦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如互联网思维、平台战略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很多战略的问题靠这些简单的思考方式还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甚至不可能解决。很多问题是非连续性的形式出现，包括疫情的发生、政策的变化。企业过去不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在今天往往不得不考虑。大格局正在变化，企业战略的思考需要更为复杂。

战略第三条路，我称之为「适时的连续跳跃」。中国不少企业，包括西方后来比较成功的企业，亚马逊、谷歌等等，他们并没有按照上述的理论的一或二去做，而是走上了战略的第三条路，即在机会出现与自己能力之间做一个比较与博弈。一开始的时候进入某个行业建设了某一些能力，当新的机会出现，你可能没有足够能力进入新的行业，但你会判断这个机会值不值得跳过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能力。

在快速发展的不确定环境中，企业业务的边界是机会和能力的比较与博弈的结果。假如在原有的业务里，有新机会出现，你可以决定不跳，维持着原有的状态；或者你决定跳过去，你的边界就会扩张或调整。

适时、连续跳跃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把业务做到极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状态下，不做到极致是很难成功的。

变局中生存，企业须练好基本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企业应该怎么生存下去？一些基本的工作还是要做的，无论是建立能力、竞争力、创新、相关的转型，把你的组织架构做好或者重组机构，更好的激励与吸引人才等等。但就算你做了这些基本的工作，在面对新的挑战时，往往还是不完全足够的。

在大变局中，企业领导者的视野、胸襟和领导力非常重要。领导人的能力往往是影响企业能否「活下去」的最关键因素。我对这方面的总结有以下几点：

第一，领导者应该要有很强大的忧患意识，同时又有很强的奋斗意识。

第二，同时，他要避免整个企业陷入「负面的集体潜意识」。

第三，企业家需要拥有通过积累知识对未来判断的能力，包括对全球的发展、地缘政治、政策方面等方面的知识。

第四，所有公司都需要有全球的视野。企业必须要有宏观的眼光，同时也要有微观的手段。

文 | 谢祖墀

2021-8-2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2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8月20日刊登于《南华早报》，此为中译本。

近日，中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措施，引发各界担忧。从叫停蚂蚁金服IPO到整顿课外教培行业，不少人开始怀疑这些举措是否意味着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的突然转变。

监管收紧 因由各异

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企业家频频利用移动互联网创建新的商业模式。在电子商务、「新零售」、移动出行、外卖等领域涌现了不少高价值的公司。

尽管这些对科技公司的监管收紧得很突然，其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蚂蚁集团上市搁浅是因为其商业模式所涉及到的财务杠杆过高，可能引起社会风险；阿里巴巴和美团因坚持商家「二选一」而遭到反垄断处罚；滴滴出行于6月3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因其并未完全遵守中国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要求，被责令整改；在美团的个案，为送货人员提供基本福利是一项员工福利措施；整顿校外辅导机构则是出于担心愈发高昂的教育成本，将给新三胎政策和小孩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许多这些措施其实在西方国家亦会执行，但中国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和速度是很明显的。正如我之前讲过，中国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思考未来时，中国也在回顾其辉煌的过去。

个人集体平衡 一直不断演变

虽然中国有一套传统思想理念，但同时亦会吸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等外来思想。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也拥抱市场经济所给的活力。在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时，同时也力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文化既有二元性，又有一统性，指引着中华文明超过1000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政府在促进集体利益的同时，仍允许个人追求他们适当的经济利益。

持续的实验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大特色，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断演变。在改革初期，中国着力引入更多的资本主义，容许私营企业家进行不同的试验。然而，随着某些形式的极端资本主义的涌现，两者之间的平衡自然需要适当地调整。钟摆开始转向集体利益那方面。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地缘政治也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诸如跨境数据安全等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曾有的「红线」正在发生变化，而新的「红线」也在不断被划定或出现。

监管行动 早有警告

最近的监管行动并非空穴来风。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警告过校外辅导的负面影响。他说，一些课外辅导机构「增加了家庭负担」、「违背教育规律」、「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此外，他亦表示，教育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在今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大会的演讲中，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批评了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他说，他发现了四个主要问题：一、拼命烧钱扩大规模，打败对手取得垄断；二、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设计产品，打擦边球，扩大流量，吸引眼球；三、利用网路平台垄断地位，采取不对等的措施，采集客户、采集老百姓的资讯，甚至侵犯隐私；以及四、互联网杀熟。「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没有产生资源优化配置，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黄奇帆说。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自给自足的重要，这是美国政府对高端半导体晶片等核心技术的制裁所造成的。政府还提出了「双回圈」经济政策，力争在重视国际贸易的同时，更加重视国内供需。这有赖于中国快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更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

改善生态 促进创新

展望未来，除了改善整体生态环境外，能多促进创新的「硬科技」，以及能够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重要。集体利益将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这就是习近平最近在中央财政委员会的讲话中强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

这些突如其来的剧烈调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相当痛苦的，但它们将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新划定新的「红线」。在新的场景之中，有更多工作要做，这需要大量公司和投资者的加入，其中不少可能透过公私合营进行。

只要选择正确的投资赛道，考虑到新的思路，更多的初创企业和投资者将会从新的焦点中受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的探索仍在继续。

文 | 谢祖墀

2021-8-11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1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8月1日刊登于《南华早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在当前国际环境为背景下，以中国历史经验为借鉴，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以一种新的范式进行，而这新范式是以创新为主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共同富裕、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有利于维护世界稳定的现代社会。

中国发展向好GDP或赶超美国

近年来，西方主流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们将中国视为对西方进行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严重的挑战。

在一些激烈的言论中，西方往往将这些挑战视为中国怀有恶意地构成对他们来说的生存威胁，自然另一方亦会产生类似的反应，结果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从而可能导致发生真正的冲突。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了解中国的发展目标及其背后潜在驱动力是很重要的。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增长了12.7%，两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5.3%。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亦在持续增长。今天，中国已经步入「小康社会」，而且消除了绝对贫困。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支持率也日益增加。加拿大约克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98%接受调查的中国民众表示他们对政府表示信任。

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到2028年左右，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面对这样的预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会如何应对一个以中国作为领导者的世界？

政府鼓励万众创新国有民营企业并存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于1970 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保留其国有经济主要特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尝试融入市场经济的一些要素，其中包括让民营企业的出现。40多年后民营企业和他们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着计划经济的渊源，中央政府继续引导着中国经济的发展。2014年期间，中国企业家凭借在当时已经积累了十多年推动创新的成功经验，在落实当时中央政府提出的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则在中央政府与企业家们之间扮演着桥梁角色。不少地方政府往往不只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并同时为企业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此外，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并存在。尽管二者在同一个领域竞争时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两者也存在共生的关系。国有企业提供例如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好的案例莫过于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其覆盖范围现在已经是世界之最。国有企业不会根据以狭隘定义的经济效益来评估公司使命和业绩，而是为了更广泛地提高人们生活的便利性与效率。在中国的人和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都从这种模式中受益。

有人称之为「举国体制」，表示可以为特定目的调动全国资源。这需要所有参与者在集体责任和个人目标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当国家在推动集体目标时（例如通过国有企业为公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国家亦允许甚至是鼓励企业家们在遵守国家制定的规则和秩序时获取个人适当的利益。

中华文化包容特点推动中国现代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曾9次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他亦提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象征着中国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的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举国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中国也会回望它丰富的历史文化。在秉承传统理念的同时，中国在对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以及合理程度的资本主义也能包容进来。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但同时接纳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贯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理念，但同时亦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对「阴阳」二元思想长久以来的信仰，对外来思想例如佛教的吸收，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多股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加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所提的中华文化中的「一体」感，这种巨大的包容性，自从一千多年前就塑造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这些理念正在推动今天的中国积极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性，同时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中，中国将继续以包容的方式向前发展，在过程中伴随着进行不同方式的试验，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取得进展。

中华民族将继续在科技领域和经济发展中探索和吸收更多的新思想。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的价值观和软实力在世界其他地方将会被更多的了解和接受。

西方决策者和精英们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研究这些现象、历史背景和其对未来的影响。

文 | 谢祖墀

2021-8-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7月30日刊登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中国政府最近对民办教育部门的全面改革令许多人感到意外。7月24日，中国政府公布了「双减负」政策，强调了减轻家庭作业负担和课余补习时间。

双减负政策终上台中国教育股市下跌

新法规禁止民办教育机构在课余时间提供核心课程的辅导来获益，同时禁止民办教育机构参与融资甚至上市。

除此之外，因为愈来愈多的儿童被迫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考试进行补习，法规禁止相关机构为6 岁以下儿童开设核心科目的在线或线下课程。

新规公布之后的几天，在美股、A股和港股上市的所有中国民办教育企业股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中国教育行业指数在7月26日下跌高达14%。当天，在港股上市的新东方与思考乐分别下跌40.6%和28.5%，在美股上市的高途和好未来同时下跌了约50%。

采取多项重要措施深远意义值得推敲

对教育行业的改革是中国政府继滴滴事件后的一个重大举措。滴滴出行作为内地领先的汽车出行服务公司最近在纽交所上市，然而却因为涉及数据安全的问题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查。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监管机构出于反垄断的考虑，禁止了国内两家领先游戏公司的并购提议，其中一家是互联网巨头腾讯的子公司。食品外卖应用美团也被要求为公司外卖送货人员缴纳社保。

此前，中国监管机构因为蚂蚁集团商业模式的问题而阻止了蚂蚁集团的上市，同时阿里巴巴、美团和零售商苏宁均因反竞争行为被罚款。

此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放宽户口、消除贫困、放宽生育限制政策，以及进一步开放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特别是开放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准入。

中国监管禁止校外培训的这一举措是减轻学生负担的关键一步，这一举措同时也将降低中国孩子的抚养成本很多。中国夫妻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倾斜与恶化。

这些政策措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外国和本地投资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应该如何解读这些政策变化？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是例外事件还是代表某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多方面全方位发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除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政策以外，中国政府还公布了「十四五」规划，其中科技创新是重点关注的领域。虽然在过去十多年里，科技创新也一直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核心技术的制裁加速了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需要做出重大的决策，中国政府也从这些经验中增强了对自身治理的信心。

这些举措都是中国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性（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习近平主席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上曾9次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是中国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的缩影。在此基础上，「举国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中国也会回望它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国在秉承传统理念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以及合理程度的资本主义也能包容。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但同时拥抱市场经济的活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理念，但同时亦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对「阴阳」二元思想长久以来的信仰，对外来思想例如佛教的吸收，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多股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体」感，这种包容性，自从1000多年前就塑造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中，中国将继续以包容的方式向前发展，在过程中伴随着进行各式各样的试验，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实现增长。

在改善中国人民福祉和促进全世界福祉方面，中国的角色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领导人在重要议题上采取了果断的举措。

政府促进集体利益奠定未来增长基础

在这次民办教育事件中，当然受影响的公司的投资者不会喜欢这些政策举措，但作为受益者的中国民众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在寻求其所设想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正努力促进集体利益，同时允许个人继续追求经济富足。换句话说，这是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它的核心是一种以降低人民生活成本为目的的体制化举措，其中包括降低生育、抚养子女、教育和住房等在内的费用。

这些措施将为未来的增长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机遇将来自硬科技、制造业、生命科学、新能源、可持续性、农业等领域。

这些领域将涌现大量的初创企业，许多投资者将从中受益，选择正确的投资赛道将是成功的关键。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短期的动荡将重新定义长期增长的基础。

随着中国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其他国家也将愈来愈多地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同时人们也需要加深对中国做法的理解，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全世界。

文 | 谢祖墀

2021-7-1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7月1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6月30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如今，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已逐渐被世界所认可，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明白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认为，因为中国执行的是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因此从本质上而言，在这种体制之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创新的。这些质疑的人一直认为创新只可能在所谓「自由」的公司体制中，和政府参与或干预度极低的情况中才能蓬勃发展。

互联网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

中国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政府驱动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在包括太空任务、深海探测、量子计算等多项创新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科技驱动的商业创新，例如：电子商务、社交商务、新零售、大健康、金融科技、自动化和机器人工程、智慧物流、智能驾驶以及移动出行等。而私营企业在商业创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也通常与地方政府协同合作。

中国的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自改革时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尝试引入市场经济，并放手让企业家探索寻找自己的财富。随着几代创业者的先后涌现，中国的创业浪潮在20世纪末被推向第一次的高点，此时的中国企业家接受了无线互联网，并利用它进行商业创新。通过兼备创新和便利的互联网新技术，在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关键痛点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新兴需求。

以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大疆、小米、字节跳动、京东和拼多多等大型科技企业为首的诸多中国企业，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而如平安保险、吉利汽车、比亚迪等一些较为传统的企业也已经成功转型为创新科技企业。据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显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的数量在近年来呈现指数型增长，而中国以227家独角兽公司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拥有233家独角兽的美国。

民营企业推动商业创新原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刚刚渡过首个颇为激荡的30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在保留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主要特征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开始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其中包括民营企业家的回归。

民营企业家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商业性创新最重要的原动力。中国不单单只是国有经济，私营企业也成为其经济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继续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国家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凭借在创新实践方面积累了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家在推动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成功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准许两家私营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创建并主导中国的在线支付系统，这表明中央政府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协同私营企业共同提供目前所亟需的创新成果为国家服务。如今，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金额已达280万亿元（约44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的交易金额来自阿里支付和微信支付平台。中央政府目前也正计划推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而且考虑到目前私营企业在线上支付业务上的主导地位，双方仍会继续开展合作。

而地方政府亦十分关键，他们是中央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地方政府时常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援，并做好符合中央政府方针的战略定位。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数位化、智慧化的基础设施，以回应中央政府发起的智慧城市倡议。

国企民企 互惠共生

除了这种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组成的三层结构之外，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两者又相互依存、互惠共生。

国有企业通过提供如基础设施、环保设施等公共物品，来履行其对人民的部分社会责任。以中国铁路为例，国有企业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高速铁路网，从零开始发展到如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系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不仅仅以狭义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如今，人民百姓和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都受益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

「二元三层」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需要进行不断重组和调整才能奏效。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带着尝试性质的，但其体制和所有相关参与人员都具有很强的整体协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二元三层」模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

相较早期创业家，现在的中国创业家普遍更为年轻。他们中有许多只有30多岁，有的甚至年纪更小。这些企业家遍布于中国的各行各业，也包括上文提到的诸多领域，但他们大部分的共同点都是将科技作为创新的根源。

中美新冷战 科技必须自给自足

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5G、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颠覆性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并在世界领先的数位经济体中获得认可，中国正在迈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中国致力于实现科技自给自足，尤其在受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核心技术、产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制裁的影响下，更将进一步实现科技创新。

自从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中国制造商的高端半导体晶元供应实施制裁以来，中国已启动高端晶元自给自足的重大计划。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多个地方政府以及各个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参与到了各种旨在取得创新突破的投资活动中。

去年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封城期间，中国仅在短短7到10天的时间内建成了两家新冠肺炎的方舱医院。而中国之所以效率能如此之高，是因为当中央和地方政府决定这些医院是必需的时候，大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会迅速回应，共赴建设。秉承同一个目标和愿景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动力。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奇迹般的壮举仅仅归功于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威权主义」，对那些日夜兼程赶造医院的人和企业来说未免不够尊重和有失公允。

创新已融入中华文化

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为「举国体制」 ，可以针对一定的目标和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这种体制是基于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责任感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务实平衡感而建立的。虽然国家强调集体的目标感和责任感，并通过国有企业为人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但企业家源于自身想法而在不违背国家引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下所获得的成功是获允许和鼓励的。

有些人将这种体制归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一种集体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广泛而多样（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的思想谱系，在后来与来自佛教输入思想相互融合后的中华文明中。这种思想与现代中国的目标和治理体系相互结合，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追求的包容性文化。

这无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充满强度、速度和弹性的创新与发展。创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 | 谢祖墀

2021-7-7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7月7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中国的创新与创业征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长足的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尝试对市场经济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企业家精神得以回归。20世纪末期，几代创业者涌现将中国的创业浪潮推向高潮。

中国企业家开始欣然接受无线互联网，利用互联网进行商业创新，以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关键痛点问题，并应对中国消费者因技术和创新而产生的新的需求模式。

中国企业家精神支撑国家发展

电子商务、社交商务、「新零售」、「大健康」、金融科技、机器人和自动化、汽车和出行等领域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新变革。中国涌现出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大疆、小米、字节跳动、京东、拼多多等国内领先科技企业。平安、吉利、比亚迪、美的等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企业，也成功转型为创新型科技企业。

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显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的数量在近年来呈指数增长趋势，中国现有227家独角兽企业，紧随美国（233家）之后，位列世界第二。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刚刚渡过首个颇为动荡的30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他开始尝试对市场经济的某些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其中包括企业家的回归，同时保留中国计划经济体系的关键方面。

企业家精神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商业创新应用实践最重要的来源。中国不单单是国有经济，私营企业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继续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国家经济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200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在创新实践方面积累了10多年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成功实施。

地方政府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央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主要的地方政府常常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援，选定的战略发展方向也同中央政府的方向相适应。许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数位智慧基础设施，以回应中央政府发起的智慧城市倡议。

二元三层模式成功提振中国企业

除了这种三层结构之外，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两者又以互惠互利的关系共生。

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环保措施等），履行对人民的社会责任。以中国铁路为例，国有企业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成功搭建了中国高速铁路网，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系统。从本质上讲，国有企业不只创造短期的经济收益，也从公共利益长期发展的角度评估这些关键基础设施专案。如今，中国人民以及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受益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

需要对「二元三层」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不断地重组和调整，才能使之奏效。这种模式本质上是试验性的，要求相关参与者具有很强的整体协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二元三层」模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

相比较早期企业家，当今中国企业家普遍更为年轻。他们中有许多只有30多岁，有的甚至更小，通常聚集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以及「大北京」地区等。他们也会出现在许多其他地方，其中包括某些二、三线城市。这些企业家投身于各行各业，包括上文提到的领域，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将技术作为创新的基础。

中国正迈进科技创新的时代

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5G技术、云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等颠覆性新技术，在中国这个全球领先的数位经济中的同时出现，中国正在迈进科技创新的新时代。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中国九个内地城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组成的大都会区，总人口超过7200万，国内生产总值约1680亿美元。据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东莞和佛山已追随深圳和广州的步伐，跻身于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许多龙头创新企业的大本营，其中有许多企业在不久前还只是初创企业。有许多年轻的企业家在资金和孵化方面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援，因此大大提高了创业成功的机率。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壮大，创新的重点领域将包括移动通信、金融科技、互联智慧医疗、智慧生产与物流。特别是近1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规模迅速扩大，科研能力不断提高，且这一势头还将继续保持。大湾区中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亦是如此。

大湾区可释放青年企业家潜能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逐渐深入人心，配套基础设施和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青年企业家释放潜能的平台，其作用日益突显。

除此以外，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集合供应商、设计师、原型工程师、检测实验室、制造商等生机勃勃的多元化生态系统。这些基础保障将有助于加速技术创新的发展。

中国最新「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技术创新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以及私营企业投资者将投入更多资源以推动创新的发展。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会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创新的发展。有了多年来沉淀坚实基础，也有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激励，再加上整个地区所有管辖区域的整合和协调，我们有理由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稳固其全球创新和创业中心的地位。

参考文献：

胡润研究院（2020年8月4日）, 《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新华网（2021年5月6日）, China’s investment in Greater Bay Area to pay off handsomely: expert.

China Daily. (2021, June 7). 15 new Chinese first-tier cities

文 | 谢祖墀

2021-06-30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6月16日在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所作演讲的摘要，此文于2021年6月30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全球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在政治、社会或商业方面都处在变革的影响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企业家，无论是外企或一些国企，包括民营企业，甚至于不少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看法与困惑。

大变局之下的全球化2.0

首先，中国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更大，承担的责任也更重。全球化2.0之下，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的输出国，同时她也成为自身重要的需求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个供需在中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循环，同时对国际上的循环也继续存在着。全球化2.0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并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足够的能力跟国外进行双方的贸易。

而过去的全球化1.0中，美国既是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在迈向全球化2.0的过程之中，客观变化的发生将赋予中美各方改变彼此关系的机遇。

中美关系潜在的三个场景

在驱动全球大变局的因素中，首当其中的是政策因素，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第二是科技的发展；第三是需求端需求模式的改变。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未来可能有三个场景：「区域隔离」、「竞争与合作」和「一个世界，两个系统」。

美国和中国仍然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偶发冲突；中国加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及两国各自施行严格的数据主权和治理规则。

过去几十年，除了某些特殊的行业，例如能源、石油外，地缘政治并不会主动的纳入商业战略的规划中。现如今，地缘政治则在深入的影响每个行业。它为企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些红线，成为企业战略思考当中的约束因素，并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

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企业家需要考虑，哪些情况之下，企业的经营战略可以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哪些情况之下，比如地缘政治之下，企业家必须相应的调整战略。

启示：大变局之下，所有企业都应具有全球视野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全球的发展，无论称之为全球2.0还是「一个世界，两个系统」，影响企业发展的力量都是跨国界的，它无处不在，没有企业可以逃避。

后疫情时代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中形成，而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将愈来愈重要。所有企业都是全球企业，都受到同样的驱动因素所影响。我们作为中国企业，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全球视野，要对全球的格局有深刻的理解。

战略的第三条路

几十年前，西方理论认为企业的战略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集团式多元化，由做大到做强。第二条路是通过核心竞争力，聚焦做企业最有优势的事，因此企业只在自我定义的约束边界里面进行竞争。

现今，地缘政治带来的红线与约束，以及全球化2.0的出现，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当中成功的企业更倾向于第三条路：发现机会后立刻抓住机会，在跳跃至新业务的过程中弥补完善自己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在多元化和聚焦核心竞争力的边界之外，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当有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即便企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新的领域里充分地竞争，但是当机会出现了，企业首先要选择先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再弥补原来能力上的差距。

「适时、连续跳跃」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将业务做得极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状态下，不专注、不做到极致是很难成功的。需要强调的是，「战略第二条路」中的核心竞争力概念，大部分人对它的演绎是「边界的固定」，而不是「专注」的意思。

企业边界的扩大与缩小

对企业业务的边界是否固定划分是其与「战略第三条路」最大的区别，但无论企业选择走上哪一条战略道路，在竞争面前，企业要成功，必须要做到专注和极致才行。

阿里巴巴与华为作为两个典型的案例，证明对企业来讲，边界是可以延伸的、动态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当企业成功跳跃了，边界就扩大了，如果没有成功跳跃，边界不仅没有扩大，甚至可能会收缩，会减小。

企业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是在机会与能力之间博弈出来的结果，即边界=机会vs能力。而地缘政治或其它因素，往往是人为地将本来可以自然发展的边界缩小，或者把它引导到另外个方向上去。

总的来说，组织架构、创新能力、人才建设等企业的基本面依旧是立足之本。在此之上，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和进取心态，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宏观的战略思维以及微观的落地能力。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个框架，帮助思考在这样的大变局里面，怎么走上战略的第三条路。

文 | 谢祖墀

2021-06-23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6月23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在中国内地表现比较出色的企业一般来说拥有较好的战略思维，而这种思维往往是在一段较长时间之内摸索和发展出来的。相对而言，香港的企业比较缺乏类似的战略思维，不少只是依靠半市场、半人为创造的「定位结构优势」或透过「做刁」来赚钱的。

有没有战略思维是主要分别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在过去几十年来此消彼长的最根本原因，而并不是如一些人简单的解释，如「内地市场比较大」、「内地做生意凭关系、走后门」等。

企业需技术自主，方可不受制于人

最近华为公司推出了鸿蒙操作系统，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系统的面世，意味着华为将不再依赖于安卓系统。此前在华为内部会议上，创始人任正非就特别强调华为需重视软件开发，因为在该领域有较为稳定的基础，未来的发展方可不受美国限制，华为才能有较大独立自主权，可以「扎到根、捅破天」。

任正非认为华为要有自己的商业主张和技术主张，利用全球先进的科技力量，在根技术上扩大投资，以开源、开放应对美国的「闭关锁国」，从而巩固中国市场，使得欧洲市场也有了希望。「当华为占领欧洲、亚太和非洲后，如果美国标准不与华为融合，华为去不了美国，美国也进不了华为的地盘。」

华为的这一步战略部署代表着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企业管理界还是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企业家们对管理理念和思想还不是非常了解。当时很多中国企业家普遍有一个疑问：究竟他们的企业应该多元化还是聚焦？当时的咨询公司都是国外来的，他们一直给中国企业灌输一种简单二元的理念——战略不是多元化就是聚焦，而一般的外来咨询公司都倾向于劝导企业家们应该聚焦。

但在当时，企业家们看到在海外许多华人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家族型企业却是在多元化经营，而不少也非常成功。这样的比较和外来咨询公司给予他们建议的落差往往让不少中国企业家甚为失落，不知如何是好。

企业面对新机会，需掌握跳跃战略

同时，有一部分企业家们却逐渐发现他们其实在貌似只有两种选择之余是还有第三条路的。我们称这种战略选项为一种适时、连续的跳跃战略。

当企业创始时，它会选择某种业务，也会建立它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机会和能力的组合。但往往在同时，市场会出现新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往往是以非线性、S形状的方式出现。面对这些新的机会，企业家要做出判断：在企业未具备所有新业务需要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要不要从现在的业务跳跃到新的机会。许多成功的中国企业都在遵循着「战略第三条路」的原则进行适时、连续跳跃。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平安、吉利等都就是典型的案例。

之后，华为借助电讯网络和终端的优势，将其业务延伸至包含手机在内的消费电子领域与消费电子芯片领域。并在之后十年的深耕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华为手机销量过亿，成为国内手机销量第一的厂商。2019年，华为手机销量超越苹果，成为了世界第二。

而随着数字世界的来临，华为及时调整企业战略，致力于构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基于云、大数据、AI等多种技术为基础的平台公司，赋能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能源、智慧出行等多个领域。而现在，当传统经济未来将走向算法经济，华为则大力发展软件业务，以期待获得企业新的竞争优势。

能力与目标匹配，随时掌握机会应变

上述战略的各种道路的差异本质在于如何看待机会和能力之间的对比。更具体来说，企业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的选择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战略第三条路」的思考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酝酿，2010年代初期形成雏形，至2014年正式提出。在2020年8月出版的由我和黄昱合撰的《竞争新边界》的一书中，我们对「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连续跳跃的战略思考」和框架作了详细和条理性的介绍。

不过，过去几年在全球格局中的巨大变化，特别在地缘政治方面，让上述规律受到了人为的干预。地缘政治或其他相关因素为企业战略提供了两个新条件。第一是约束因素，地缘政治可以约束新的机会的出现或把原有的机会减少甚至取替。第二是机会的出现可以是被动（非主动）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机会是可以被迫出来的。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任正非说得好，「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过：『伟大的将军们，是在茫茫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点燃，用微光照亮队伍前行。』什么叫战略？就是能力要与目标匹配。我司历经三十几年的战略假设是：『依托全球化平台，聚焦一切力量，攻击一个「城墙口」』，实施战略突破。」可以说，他所说背后代表就是战略第三条路的思考方式：在约束条件下，凭对新发展大局深邃的预判，寻找新的机会，找到后尽快跳跃和重点执行，建立能力（包括通过全球资源平台的组建和生态系统），进行成功跳跃。

主导战略第三条路的领导者，一方面永远都心怀忧患，无时无刻都在想能不能「活下去」，不会片刻安逸下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找下一个能或被迫必须要跳越过去的机会。这种能力必须透过深厚的知识、预判能力和全球视野才能有机地产生出来并能于组织内转化为组织的恒常能力。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应变？在新格局下所衍生的战略第三条路会给予企业家们参考的作用。

文 | 谢祖墀、陆宇俊、胡瑞淇

2021-06-16

本文由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和高风咨询团队联合撰写。此文于6月16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6月10日刊登于中国日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近期，关于全球半导体芯片（晶片）短缺的消息不绝于耳。一些专家认为这会是一场危机，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占据了全球供应量的50%，但是中国高端芯片的产量却是有限的。

全球芯片严重短缺 打乱全球产业供应

美国对中国技术出口的制裁，以及受疫情影响的供应链中断造成了芯片的严重短缺。因此全球的企业和消费者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芯片供应问题。

第一个临界点出现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始对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主要制造商的芯片出口实施制裁，导致全球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瘫痪。

多年以来，因为遵循着全球化规则，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经济体的自然劳动分工，中国的高端芯片严重依赖进口。由于高端半导体芯片固有的高风险，以及产业前期需要巨额的投资，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将价值链的关键部分集中在特定地区的少数参与者手中的分工是有道理的。

然而，美国对中国芯片供应的制裁打乱了这些基本规则。中国意识到实现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将是未来的关键。

中国迈向半导体自给自足的举动，给现有的全球玩家的未来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领先的计算机芯片光刻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的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在向新闻媒体《政客》（Politico）表示，欧洲不应该像美国那样限制对中国的出口。除了出口外，外国企业还需要融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并在当地开展业务。

中国希冀发展半导体关键技术领域

作为全球最大的购买芯片的国家，中国在推动芯片领域自给自足的同时，亦推动着该领域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2021年至2025年期间，国家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重点发展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

据「中国制造2025」产业规划，截至2025 年中国使用的半导体将有70%在中国本土进行生产。中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去年宣布在激光光刻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有望带动国内先进光刻机的生产。然而，先进光刻机的本土生产仍处于早期阶段，距离商业化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去年5月，中芯国际开始为华为量产麒麟710A 芯片，现在华为与台积电以外的一家代工厂合作制造其硬件。同年10月，中芯国际表示将很快为中国市场生产7纳米晶圆。此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ETC）开发了一系列自主研发的离子注入机，可用于生产28 纳米晶圆，该纳米晶圆是产业链中关键的零部件。

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举措正在重塑该产业的全球动态。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主要供应商的报告显示，其收入下降且正在游说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制裁。业内专家预计，在未来3至5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场份额将下降10%左右，其收入亦将下降20%以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讨论如何解决知识产权、贸易政策和加密等问题。

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中国扮演重大关键角色

中国企业的崛起以及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政府的行动将使该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半导体产业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亦随之发生改变。

不同类型的玩家在不断演变的价值链中争夺一席之地。无论是在位者还是颠覆者，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土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寻求竞争、创新和合作。

台积电的最新投资或许能帮助巩固其在全球的地位。今年4月，台积电斥资28.7亿美元扩建南京工厂，并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一座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覆盖全球两大市场。

欧盟亦外包了许多设计和制造能力，且正为来到欧洲的芯片新工厂提供补贴。业界现在正朝着更为先进的5纳米、3纳米和2纳米芯片发展。

摩尔定律关于密集集成电路中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左右翻一倍的假设似乎已经到了极限，半导体产业的创新可能也已临近瓶颈。半导体核心技术有可能会产生颠覆，这将导致该产业的重大格局变化。

如今，企业正面临着一个不断发展的战略新格局。他们需要重新设想未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而中国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大和关键的角色。

文 | 谢祖墀

2021-06-0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6月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在过去30年期间，我曾受到不少内地城市政府的邀请为他们讲课，在某些战略发展问题上，提出我的意见和建议。而我讲的题目一般会环绕着内地城市或经济圈，在建立他们的战略发展时，应该要考虑的发展重点、方法和对照海外其他城市发展方面的经验。

地方政府官员 乐于学习聆听

非常记得，应该在近20年前，杭州市政府曾经邀请我为他们讲解该市未来应如何发展。当时，互联网还不是非常普及，而阿里巴巴仍只是一家规模不算很大的公司。但当天杭州市的党委书记和市长都有到场聆听，还有其他不少代表。

当然，今天的杭州正成为中国创新、创业之都之一，是阿里和其他许多科技公司总部所在。在那里，年轻人创业氛围浓厚，创业公司比比皆是，年轻人有足够的社会向上流动机会。

除了杭州之外，我亦曾经与不少内地城市政府讲过课，给予他们一些我的意见。当然，他们听不听，我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感觉上，他们的代表都比较愿听和认真地做笔记。

事实上，20-30年间，中国不少城市都发展得非常好，不少都建立了他们比较清晰和明确的定位，以及在那定位上有所作为。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着竞争，驱使城市产生了积极的意识。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于今年5月20日，我受邀参加了由《中国日报》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主题为「智慧新时代：赋能新发展、智构新格局」的线上「新时代大讲堂」。那次「新时代大讲堂」是为了配合第5届世界智慧大会而召开。

世界智慧大会已经在中国成功举办四次，聚焦在全球智慧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学术交流、传播、开放式创新和深化合作。在演讲中，我就人工智慧未来发展态势、人工智慧在后疫情时代扮演的角色和天津市未来发展方向分享了我的观点。

科技自主创新 带来价值机遇

我讲的内容可以简单归为以下总结。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由多种颠覆性科技共同影响的新时代，这些颠覆性科技包括了物联网、人工智慧、5G、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与此同时，世界也在经历从线上连接产生经济价值，过渡到一个基于演算法经济的新阶段，新阶段将有效发挥人工智慧的价值。

演算法通过从人、设备、业务、和流程等之间生成的海量数据中提取可操作的洞见来创造价值。愈来愈多的中国政府现在认识到，单纯的虚拟经济模型可能无法在任何时候都行之有效，因此他们呼吁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行整合，以释放演算法和智慧技术的力量。

今年3月11日，中国政府的「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这一国家发展规划明确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且强调创新和科技自主将成为重中之重。此外，中国的2035年远景规划亦提及，中国将在其发展道路上，进一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能力。

中国政府持续推动以创新为引擎的高质量发展，这将为中国带来诸多新机遇，尤其是在天津这样的重要高科技中心区域。中国的许多城市，包括天津在内，都在重点发展智慧互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而多年来，天津在制造业、物流、医疗卫生等领域积累了不少优势。在实体经济方面，天津有着巨大的机遇，且通过智慧制造和集成物流将进一步赋能该机遇。

依靠天津的历史优势，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此外，天津在发展成为一个兼具运营和创新的移动出行枢纽方面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此外，虽然量子计算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但随着天津市政府对创新驱动的智慧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援，量子计算这一领域亦值得投资。

港府守旧眼浅 应效内地态度

香港的发展在回归后，在不同特首执政的阶段里都有不同的发展蓝图（或《施政报告》）。总体来说，效果可以说是强差人意，香港并未完全发挥它应有的潜力。

除了一些深层次问题之外，香港政府官员在学习新事物和创新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可能除了金融领域之外，香港官员对于世界上科技方面的发展和它可能带来的创新机会的了解严重不足。

回归后，香港曾经有机会建立「半导体矽港」的计划，可惜因公务员体系的守旧和眼光不足，而被上海后来居上，成为今天著名的中芯国际公司，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数码港项目本来亦应是一个好的创科专案，可惜最后变成房地产项目。

除了是过去港英遗留下来和相关AO系统，照单全收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之外，香港官员在集体学习新知识，特别在科技、创新等方面可说是非常缺乏的。

没有知识便没有突破，线性思维已经不能解决今天多维、快速变化、经常模棱两可环境中所衍生的问题。内地不少城市政府是学习型组织，他们在吸收新知识方面抱着积极和孜孜不倦的态度，同时亦经常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往往与企业们（不论规模大小）建立协同的生态系统，孕育企业的发展。

内地大量城市于过去20-30年，能够高速和高质量发展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亦不是像某些观察者所说，是因为所谓「长官意志」、「形象工程」等（可能一部分是） 。中国许多城市的发展是由一种内生动力所引起的，通过整体学习能力和良性竞争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它们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内地城市政府的积极态度值得香港借鉴。

文 | 谢祖墀

2021-05-26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5月26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5月23日刊登于中国日报，此为中译本。

许多企业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双循环」经济政策的真正含义，以及其对于企业本身的影响提出了一些问题。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同年10月，该政策被纳入中国「十四五」规划（2021-25）的提案之中。

简单来说，「双循环」发展战略旨在推动国内与国际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主要以促进国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促进科技创新，扩大国内供应链，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国际贸易格局改变 中国内需持续增长

「双循环」政策是在以下两个重要背景之下制定的：

首先，是由于中美之间的争端而导致的全球贸易扭曲，以及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的普遍预期是国际贸易格局将继续有所改变。

第二，是中国内需将持续保持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披露，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4亿。并且，不仅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可能会继续增长，其消费模式也将会不断升级，从而产生对更为新颖和创新的产品需求。由于不同的因素，中国内需增长强劲，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

实际上，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愈来愈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至2020年，消费已占中国GDP比重的54.3%，该数据在过去10年内，增长了10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对于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推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复苏。

目前，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刺激国内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质升级。

在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方面，政策内容主要涉及新能源汽车、碳中和、公共卫生、乡村振兴、大型区域城市群发展等领域。崭新的需求模式正在发生演变，经济格局亦随之改变。

在供给侧，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对一些产业过剩产能的必要整合。得益于技术和创新在不同行业的日益普及，中国的供应链正不断升级，这亦加强了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主要枢纽的重要地位。

随着中国供应链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不断变化的需求模式的韧性增强，其作为全球出口基地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农产品、原材料、高端零部件、精密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奢侈品等进口需求增长迅猛，使中国成为海外供应商的主要市场。

区域化本土化无法避免 中国成全球商业创新中心

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出现。如果我们把30年前就开始的全球化阶段，称之为「全球化1.0」，或许可以把正在发生的新阶段称为「全球化2.0」。其根本的区别在于，全球化1.0的需求主要是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和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主要供应方。但在全球化2.0中，当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成为主要需求端之际，中国将同时成为主要的需求中心和供应中心。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心，并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市场。

全球化2.0很有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但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却会驱使在一定程度上，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将不可避免。在新一波全球化开展之余，去全球化亦会展开，它们之间的相互发展将编织出一些新的发展形式。其中一部分是人们有所期待的，另一部分则相反。

无论如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中国作为主要市场抑或作为全球或区域供应基地的重要性将会加强。然而，由于中国整体大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在政策和竞争格局上的变化，使得那些已经在中国立足的企业仍需要砥砺前行。他们过去赖以成功的打法在明天未必一样可行。

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商业创新的中心。中国创新的节奏和强度令人赞叹，这意味想要脱颖而出的企业，将需要极具创新性。

对于外企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对中国的业务进行组织和战略上的相关调整，并且调整其全球战略，将中国视为发展的核心。他们对于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的持续性转型能力将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能力，并且跑到创新曲线的前端。对于部分企业来说，需要培养更加国际化的能力。

双循环政策并不意味中国将会对外资关闭国门或驱逐他们离开。相反，该政策代表了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将会给外企和中国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其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定位的关键机制。无论是外企还是中国本土企业，都需要快速调整他们的组织和战略来适应这些变化。

文 | 谢祖墀

2021-5-1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5月1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全球供应链以及全球范围内正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世界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目前正经历多维度的重大变化，这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表达，我们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许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跨国公司而言，他们期望中国市场的上升潜力将保持增长，同时中国作为全球供应基地将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在2021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5%的公司对未来两年的市场增长和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此外，有61%的公司将中国视为优先投资标的，并对大陆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开放充满信心。

中国图创科自强 外企劝欧勿封锁

许多跨国公司都在试图理解中国政府最新政策的真正含义，例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十四五」规划强调，创新与科技的自立自强，并以科技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特朗普政府对某些高端半导体晶元等核心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的限制，触发了中国追求技术自力更生的决心。先进制造将用于解决核心零部件、物料、软体和基础系统等领域的问题，以开发更具创新和竞争力的价值链，同时在优先领域中具有更高的「增值」内容。

半导体行业领先的晶片设备制造商ASML的行政总裁温彼得（Peter Wennink）在接受采访时，对POLITICO（美国知名政治新闻网站）表示，欧洲不应像美国那样对中国进行核心技术封锁。他表示，「如果你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将中国人拒之门外，你将迫使他们争取技术主权而进行自我研发。他们将在15年的时间里，进行自我研发，并将取得真正的技术主权，届时市场（对于欧洲供应商）将不复存在。」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双回圈」经济战略，将推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同步发展，两者将相辅相成。加速国内本土市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增长将成为驱动力，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国内本土供应链，同时也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推行外商投资法 冀改变全球定位

「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未来15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旨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规划的其他主要特点还包括：继续深入完善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区域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寻求更快地转变其在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角色。中国与美国、欧盟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被视为地缘政治格局转变的关键。

2019年3月颁布的《外商投资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案在诸多方面赋予了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一样的平等权利。《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0年9月）的施行亦意义非凡，其保证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此外，新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2019年版相比，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范围，压减幅度达17.5%。

这些迹象都清楚地表明，中国正努力给外企营造更好的环境。大众汽车（Volkswagen）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对《中国日报》表示，「对我而言，外企在中国投资，比中国企业在德国或其他一些地方投资更容易。」

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中国正在加速开放。政府的支援政策和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创造力，共同创造了可谓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交互将愈来愈密集，且今后将保持此态势。

外企投资中国 面对九大考量

尽管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中兴和其他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实施了制裁，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以类似方式制裁美国或其他西方科技公司。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向18家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回信，强调中国欢迎外资跨国公司留在中国，并鼓励他们继续在华经营。

对于全球跨国公司来说，面对当下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和考虑：

在某些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正在发生哪些明确而显著和含蓄的变化？

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例如，中美将会多大程度上「脱钩」以及如何「脱钩」？

什么是中国的「红线」，即跨国公司在中国必须遵守的规则？

新的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将如何改变中国作为供应链枢纽的市场结构？

科技自主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有什么影响？

如何解决数据主权问题？

未来将会出现什么可能的场景，跨国公司将如何分析这些场景并作出适当的战略决策？

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将会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以及他们经营的全球供应链？

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该如何重新定义其在中国的公司组织结构，以及其与其他公司及组织的关系？

在很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华的组织结构以及与其他公司的关系，在很久之前就形成并建立了，但随着商业格局和商业规则的变化，这些方面亦应随着而改变。

跨国公司与中国团队存在差异

许多跨国公司相信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将继续扩大，因而需要谨慎对待地缘政治以及相关政策颁布等外部因素所引发的问题。企业战略者需要设想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从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是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中国团队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的知识脱节和资讯方面的不对称。

在了解最近大格局发展之余，跨国公司需要问自己是否应该在中国加大投资，以及如何在中国扩大投资。在极端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在中国没有发展前景的跨国公司，其需要了解应否和如何退出中国市场，而退出中国市场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

跨国公司在防范风险和保持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多的睿智和技巧去解决其在中国的问题。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或者全球供应基地，它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企业战略最新思想和制度化的平台。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能够因此发现并获得其全球的竞争优势。

文 | 谢祖墀

2021-05-1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5月1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5月5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如今，许多跨国公司都心系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重要市场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市场。

有一部分公司最近刚刚进入中国的市场，另一部分在中国已经经营一段时间，而最近他们将其在中国的业务扩大。这些公司正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把握住中国市场发展的机遇；有一些公司因为受到例如新疆棉等地缘政治问题的影响，正在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开放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享有同等权益

中国的经济并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反而是不断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疫情，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增长了2.3%。而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非常可观的18.3%，表明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2021年全年的GDP增长率预计将达到6%。202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63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继续活跃。2020年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飙升至6595亿美元，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也达到了7100亿美元。

在华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70%的美国企业正计划在华进一步投资。德国商会（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2%的受访者正计划在华进一步投资。

尽管特朗普政府尝试限制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仍然继续走改革之路，同时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开放了曾经相当受限制的金融服务业：贝莱德（BlackRock）将在中国设立100%外资拥有的资产管理公司；今年1月，贝宝（Paypal）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100%外资所有权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外国汽车制造商不再被要求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特斯拉在上海全资拥有一家大型工厂；大众汽车已将其与当地汽车制造商江淮汽车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75%。

一个重大的改革里程碑是2019年3月颁布的《外商投资法》，该法使外国企业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同行享有同等的权益。另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是2020年9月公布的不可靠实体名单，该名单保护了各类市场实体的合法权益。此外，与2019年版相比，国家负面清单削减了17.5%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政策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正努力减少对外国公司的限制。

参与中国创新博弈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的「十四五」规划规定，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是中国现阶段至2025年的首要任务，这使得「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变得更为关键。先进制造将要用于解决关键部件、材料、软件和基础系统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开发更具创新性和竞争力的价值链，以及在重点领域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内容，完成整个系统内外部的协同、相互补充。

此外，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了未来15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旨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规划的其他主要特点还包括：继续深入完善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区域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中国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雄心勃勃且极具挑战的。这将需要与许多利益相关者形成密切合作。

而在疫情期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上述重大举措必然将带来更多全方位的重大机遇，而对某些人来说，亦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中国正在加速开放。适当的政府政策和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创造力共同创造了可谓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交互是高度密集的，且今后将保持此态势。

随着创新的不断快速推进，对于外资跨国公司而言，参与中国的创新博弈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指创新意味着创造新的价值，而挑战是指其他人亦会创新。跨国公司从以前复制本国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复制粘贴，到现在他们正试图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产品。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向中国学习，为中国和全球创新。

绝大多数外国跨国公司不能忽视中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如今更是如此，因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不仅是市场和供应基地，亦是知识和思想的灵感源泉。

抓住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展望未来，中国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在为本地及海外企业提供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想要赢得市场带来的机会，跨国公司更需要以适应中国的方式发展，并深入了解相关风险的来源，表现形式以及解决方法。

其中一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地缘政治，其影响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近期有关「新疆棉」的一系列危机更加表明跨国公司做市场决策时需要了解，中国市场同其他市场一样有自己的不可打破的「红线」，且需更加谨慎仔细的考虑这些「红线」带来的影响。因而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影响要求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想要做出更有效地战略决策， 则需要更多清晰的思考。

跨国公司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以及科技发展，与其目标消费者保持持续的沟通。跨国公司想要成为中国的市场赢家的关键因素，是拥有数字化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最后的品牌赢家需在不触及中国消费者「红线」的同时，在其他各方面做到极致，这也是外国公司对关于中国特色理解的综合考验。

地缘政治将影响未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和演变，以及中国在此中间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将影响全球治理、科技技术、数据主权问题和当地生产要求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及需求，是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或者是将中国市场做为核心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在其战略计划中亟待解决及体现的。

跨国公司在应对不同的风险和熟知中国「红线」的同时，亦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抓住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想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其重要地位，必须对其战略和采取的措施进行正确的战略评估。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但跨国公司希望升华他们的中国战略，也需要更多的睿智和技巧。

文 | 谢祖墀

2021-04-2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2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14日刊登于《中国日报》，此为中译本。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汽车销量同比大幅度下降了42.4％，而在余下的三个季度中却实现了较大的反弹，全年销量突破了2500万辆，约占全球汽车销量的三分之一。

北京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

这与中国政府将发展新能源汽车列为国之重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了「碳中和2060」的计划，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两个月后，国务院联合其它重要部门宣布了一项为期15年（2021-2035年）的汽车行业发展计划，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到2025年达到20％，到2030年达到40％，到2035年超过50％以上。政府在政策落地上也不遗余力，提供了包括税赋的减免和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支持等。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已经颇有成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去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5.4％，而这个数字在今年预计将增长到6.9％。

如今，汽车已被认为是物联网时代的下一件大事，智能互联已成为汽车的标准配置。

致力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

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中国也正在迅速实现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L4级别（高度自动化驾驶）的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试行，其中包括上海、广州、南京和长沙。

在商用车领域，L4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同样也应用在货物运输。去年7月，上汽集团宣布在上海洋山港进行自主研发的「5G加L4级别」智能重型卡车的准商业化运营。京东、阿里巴巴和美团等中国互联网巨头都致力于解决最后一公里自动配送的难题。

此外，中国政府还放宽了对外国整车厂在中国运营所有权的股比要求。以前，他们如果要想在中国开展业务，必须与中国本土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占比至多为50%。但是现在，他们不再受到股比要求的限制。Tesla通过在上海的全资子公司进入中国，大众汽车对其与江淮汽车的合资企业进行了股比的调整，现拥有合资公司75％的股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值此变革之际，不断有资金涌入。在2020年，中国汽车业和运输业的投融资总额达到86亿美元，主要用于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许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受到汽车行业未来指数式增长潜力的吸引，正在前赴后继地进入汽车市场。例如，互联网巨头百度已经与本土汽车制造商吉利建立了合资企业，联合宣称将制造下一代智能汽车。

此外，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宣布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旨在生产电动汽车。该公司将由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亲自领军，预期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超100亿美元。

传统制造商改变及价值链企业涌现

围绕汽车行业的整个价值链的初创企业也在不断涌现。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已经成立5年，专门研究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智能芯片，该公司目标是在其C轮融资中筹集超过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加速下一代L4和L5（全驱动自动化）自动驾驶芯片的开发和商业化。Neolix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物流自动驾驶初创企业，它正在紧追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Neolix表示已向华为、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客户销售了200多辆汽车，被投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

与此同时，传统的整车制造商正在重新进行自我定位，以增强他们在「新游戏」中的竞争优势。

2018年10月，戴姆勒的出行服务公司与吉利宣布成立合资企业StarRides，定位在提供高端的出行服务。该服务于2019年12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现已覆盖中国大部分大都市和热门旅游地点。

作为中国最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商之一，吉利的目标是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合作伙伴的生态，成为全方位的运输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过去的10年中，吉利推出了Lynk ＆Co（提供个性化出行服务的智能互联汽车品牌）、Polestar（使用订阅模式的高级电动汽车品牌）、曹操出行（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平台），并收购了Volvo汽车公司、伦敦出租车公司Terrafugia（世界上第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同时也与百度、腾讯、富士康和丹拿针对提供与车辆相关的服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过去中国汽车行业中外企业间的合作模式主要为合资。展望未来，中外企业之间将出现新的合作方式，包括从独资经营到各种类型的企业合资。

可预见的是汽车行业的需求和供应将继续大幅增加，在某些细分市场中甚至很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客户需求将随着供应商的增多而变得更加严格，重塑行业的新政策将继续发展，更加激烈的竞争也将显现。

过去的成功将不能保证未来同样的成功。一些公司在这场「新游戏」中可能会被边缘化，甚至可能被淘汰出局。获胜的公司将是在此过程中可以快速学习、适应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公司。

文 | 谢祖墀

2021-4-21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21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9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最近的新疆棉事件引发了诸多讨论与争议，在中国消费者纷纷抵制诸如H&M、Nike等国际品牌的时候，中国的本土运动服装品牌是否可以借机崛起而反超国外品牌的争议甚嚣尘上。

一些观察者认为，由于民族主义的倾向，中国消费者正在避免购买外国品牌，致使本土品牌目前占了上风。有人说外国品牌在中国已然没有机会了，他们应该迅速撤离中国市场。那么，外国品牌在中国究竟还有没有未来？

中外品牌激烈竞争市占率

中国的运动服装市场，和中国其它消费品市场一样，可以说是全球发展最快且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长期以来，许多外国品牌和本土品牌都在这个市场里展开了强有力的角逐。

很长一段时间，国外品牌在这场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例如Nike、Adidas等大品牌。然而，这些年来，本土品牌正在迎头赶上，逐渐缩小两个阵营之间的差距。最近的新疆棉事件让这些本土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振。例如，李宁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3月25日飙升了约10%，而安踏的股价也上涨了约7.8%。安踏集团2020年最新的企业财报显示，该集团2020年实现净利润7.94亿美元，首次超过Adidas 5.04亿美元的净利润。

新疆棉事件无疑给本土品牌一个增加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中国本土品牌和国际品牌之间真正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其他一些领域。

在汽车领域，外国品牌，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品牌一直以来都占据着高端市场的主导地位。最近，凯迪拉克（Cadillac）和林肯（Lincoln）等美国品牌也扩大了在高端市场的业务。另一方面，本土品牌主导着中低端市场，但一些外国品牌也相当活跃。

在电动车领域，美国品牌特斯拉是行业领跑者，蔚来、小鹏、理想等中国「造车新势力」都想试图分得一杯羹。与此同时，无论是现有的外资还是本土汽车制造商都在涉足电动车领域。互联网巨头小米和百度，移动出行服务商滴滴，代工厂富士康，房地产开发商恒大亦都纷纷加入了竞争之列。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注定会愈来愈激烈，到目前为止，中国新的汽车行业还没有明确的赢家。

在智能手机领域，本土品牌小米、OPPO、VIVO则占市场最高份额。即使受到美国对其芯片供应制裁严重打击的华为，市场份额虽然遭受明显下降，但仍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外资品牌中，苹果也仍然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在高端手机市场。

在化妆品领域，娇兰、香奈儿和兰蔻等西方品牌多年来一直占据高档和豪华化妆品市场的主导地位，约占化妆品整体市场的50%。资生堂等日本品牌和雪花秀、后等韩国品牌在中端市场也相当受欢迎。而在中低端市场，包括百雀羚、完美日记和佰草集在内的本土品牌近年来也取得了巨大增长。根据腾讯和凯度在2019年5月份发布的联合报告显示，本土化妆品产品占中低端市场的56%。

在家电领域，中国品牌目前占优势地位。例如美的、格力和海尔等领先品牌皆是本土品牌。然而，外国品牌戴森（Dyson）凭借着其创新的形象和在中国的良好声誉，已经在中国市场上独树一帜。

消费模式改变造就中国品牌

毫无疑问，中国品牌的质量和数量在近些年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体而言，现有的品牌变得更具竞争力，而新兴品牌则层出不穷，有些品牌中途没落，但有些品牌则成长为强有力的市场领导者。他们逐渐摆脱低质廉价的形象，建立起各自的品牌定位。

类似品牌及市场咨询公司铂慧（Prophet）发布的品牌相关性指数（Brand Relevance Index）等调查显示，多年来，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偏好明显高于国际品牌。在2019年其发布的品牌相关性指数调查中，前十大消费者最离不开的品牌中有7个是本土品牌。而10年前，前十大品牌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外国品牌。

中国的消费者亦在演变。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他们愈来愈注重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对于居住在一线城市的人们而言；随着接触世界变得愈来愈容易，消费者的知识面也愈来愈广，亦日趋自信。；随着中国消费者愈来愈趋向数字化，对于想要与目标消费者建立联系的品牌，其进入市场的策略也变得愈来愈重要。例如，社交电商已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连接枢纽。

中国品牌的营运商往往因为更加接近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变化而引领潮流。另一方面，外国品牌一般较为滞后而往往需要追赶。某些评论者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消费者的品牌偏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如果假定这是影响品牌选择的唯一或主导因素，那就过于简单化了。然而，失败或落后的外国品牌的管理者经常以此为败给本土品牌的借口。

新疆棉事件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类似于2019年NBA事件（中国NBA球迷对当时的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Twitter上发布涉港的不当言论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暂停播出NBA比赛的反应强烈，但NBA比赛仅在15个月后就再次回到中国电视萤屏。）那般。然而，这类事件只是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市场（与许多其他市场一样）存在着企业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理解和仔细考量的「红线」。

对企业高管来说，「客户至上」的重要性是做生意的基本宗旨。如今，地缘政治已经渗透到商业领域的方方面面，首席执行官需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有更清晰的思路。任何违背基本宗旨的决定都必须面对其利弊之间的明确权衡。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商业的本质上来。在中国胜出的品牌是那些了解消费者快速发展的需求，能够预见并正确解读中国政府政策，以及了解技术发展将如何影响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品牌。

尤为重要的是，企业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与目标消费者进行沟通，且与不断发展的消费需求和技术变革相适应。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方法愈来愈成为关键的决胜之道。在这方面，不少外国企业往往落后于本土企业，他们必须更接近市场的脉搏，以避免他们自己在各方面的落后。

最终，在中国获胜的品牌将愈来愈多的是那些做到能够最大量符合成功关键因素，同时确保不越过中国消费者红线的品牌。这是基于企业在中国的能力，而在这方面公司的领导层有重要作用。归根究柢，品牌是国外的的还是本地的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文 | 谢祖墀 胡瑞淇 林君倩

2021-04-1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与高风咨询高级顾问胡瑞淇、林君倩共同撰写的高风观点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1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名为Social Commerce in China: From Humble WeChat Posts to a Multibillion-Dollar Market, 此为中译本。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消费品领域中，社交电商作为电商行业的一个细分品类已经变得愈来愈流行。据统计，2020年中国电商销售总额中约有11.6％是通过社交电商完成的，而全国约有30.6％的人会通过社交电商来购物。

社交电商自微信开始普及之后就开始高速发展，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物联网（IoT）等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交电商也加快在互联网用户中的普及率。

而今，随着社交电商逐渐成为许多企业获客的主流渠道之一，熟悉并掌握社交电商的打法已经成为许多公司制胜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那些专注于消费产品的公司。

什么是社交电商？

社交电商往往通过信息的分享来推广产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依靠社交网络来传播产品信息。潜在消费者接收到推广信息后可能会因为信任信息的分享者而选择购买产品或服务，该类型的领先企业包括微信和拼多多。

微信是中国市场上最早的社交电商平台之一，2019年通过微信交易的总交易额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200亿美元）。使用微信的买家与卖家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例如照顾家庭的母亲。在微信平台上售卖的大多是保质期较长的产品，例如护肤品和尿布。部分中国消费者会对这些产品的质量和货源的可靠性表示担忧，但微信上更优惠的价格和对熟人的信任促使他们进行购买。

拼多多则建立了一个以社交为中心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与朋友共享商家信息，从而获得可观的折扣。拼多多的许多用户对价格都非常敏感，愿意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如此的营销策略、低廉的价格和高度个性化的促销是拼多多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二类的社交电商依赖于在特定领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KOL（意见领袖）。用户基于对KOL的信任来购买商品，小红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小红书最开始是一个小型的在线社群，年轻的消费者会在小红书上积极分享购物技巧和产品评价。而后，其慢慢成长为重要的KOL营销平台。由于小红书的用户群体是年轻的女性，因此平台上宣传的产品主要是化妆品、旅游热点和网红饭店。公司通常会与KOL合作，通过KOL向其粉丝发布促销信息。小红书和KOL之间以及KOL和他们的粉丝之间的高度黏性是小红书成功的关键。

影片平台间的竞争

随着KOL成为影片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为诸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之类的影片平台上带来社交电商收入的激增。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消费者愈来愈多地通过网络进行购物，带来了新一代社交电商消费者的崛起。

抖音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影片分享社交软件。它结合了直播和KOL的影响力，通过社交影响力来推广产品。连续创业者罗永浩在离开坚果手机团队后，在他的抖音直播首场表演的3个小时内，就卖出了价值1.1亿元人民币（折合1600万美元）的产品，涵盖从小米智能手提、吉列剃须刀到食品、饮料以及美容产品的多种产品。

快手，作为抖音的主要竞争对手与抖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通过直播和KOL来做社交电商。但是，这两个平台的受众人群却大不相同。抖音的用户主要来自一线及超一线城市，而快手的用户通常来自三四线城市。因此，快手的用户对品牌的关注度更低，他们常常会因为对于快手社群里「老铁」们的信任而购买商品。

哔哩哔哩，俗称B站，同样作为一个影片分享社区，专注于长影片，而不是短影片和直播。它在Z世代中非常受欢迎，并且吸引了很多用户。自成立以来，其影片内容聚焦在”ACG”（Animation、Comic、Game，即动画、漫画、游戏），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许多其他平台上的KOL（例如抖音）现在也在向哔哩哔哩迁移，使得其用户基础更加多元化。它独特的会员项目有助于在其用户之间营造一种社区感。根据哔哩哔哩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它的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会员和订阅服务、游戏和广告服务，而电子商务服务仅占其总收入的19％。然而，公司已经意识到社交电商的潜力，它的电子商务收入正在迅速增长。

如何运用社交电商？

随着愈来愈多的公司调整其业务战略发展社交电商，公司应意识到有效利用社交电商的关键方法。他们可以通过品牌拟人化，仔细选择正确的渠道来分享品牌信息，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来参与其中。

通过品牌拟人化，公司可以创建与其个性特征高度相关的品牌形象，从而使目标消费者更加熟悉该品牌。品牌与客户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也将提高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中国轻口味白酒品牌江小白通过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朋友，使他们与品牌产生情感和体验上的共鸣。江小白还利用其在社交电商的个性化品牌形象，以年轻人的形像传达信息，让年轻的消费者们同品牌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此外，由于不同的社交电商平台通常有不同的目标受众，因此公司应根据其产品和品牌形象选择合适的社交电商平台。例如，完美日记作为一个面向年轻消费者的中国化妆品品牌，选择在微信、小红书和哔哩哔哩上推广其产品，并针对每个平台的受众使用不同的策略。

最后，公司应持续关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以保持适应消费者变化的能力。在直播带货中，淘宝曾经是老牌公司，但是随着诸如抖音和快手之类的影片平台加入直播的战局，现在淘宝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来自临近行业的玩家也正在关注这个巨大的机会。另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正计划加强自己的直播平台。同时，影片平台也希望增强对电子商务交易的控制，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闭环交易系统来拜托电子商务巨头影响。在社交商务平台上使用KOL的品牌应同时构建自己的内部内容（内容商务），以在多个平台上使用。

社交电商的启示

中国的消费者需求、社交媒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品牌将继续相互影响。作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键联系，社交电商将继续变得愈来愈重要。

社交电商已成为争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许多外资跨国公司现在都在努力在其中发力。这就要求它们的首席营销官能灵活掌控全局，包括自己品牌的产品和定位、目标受众以及对KOL和社交商务平台的谨慎使用。他们应该与在中国广告领域有丰富经验的本地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利用社交电商。

进入社交电商将为品牌产生大量的新用户数据，这将需要新的数据管理功能，需要考虑如何保护这些数据并在法律与道德框架范围内合理利用。

社交电商的兴起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将社交纳入中国商业模式的重要性。这不仅适用于社交电商中常见的快速消费品品牌。中国电动汽车品牌蔚来也成功创建了一个「蔚来社区」，以吸引用户并提高他们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与任何快速发展的商业模式一样，社交电商（尤其是直播）也面临问题和挑战。消费者担心劣质产品和误导性广告。最近，中国的监管机构已加强了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性的把控，并发布了指南，以帮助该行业获得更可持续、更健康的发展。尽管监管仍需赶上创新的步伐，但两者都将在中国持续发展。

文 | 谢祖墀 高艳平

2021-4-7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与高艳平女士共同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7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1日刊登于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近日，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零售品牌如H＆M、Nike、Adidas、Gap、New Balance、Burberry和 UNIQLO等因为其站队新疆棉涉嫌「强迫劳动」而广为被中国消费者所诟病。

这些公司曾明确表达在新疆棉事件上的立场，表示不会在产品中使用新疆的棉花。而他们发表声明的决策是基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发布的报告，该组织声称致力于在21个国家/地区推广更好的棉花种植和採摘标准。

地缘政治深入渗透商业发展

这一系列事件彻底激怒了中国网民，网民纷纷呼吁要求抵制这些品牌。这些品牌的中国合作伙伴也迅速採取行动，部分企业火速终止了与这些品牌的合作。随著事件进一步的发酵，从知名艺人取消了H & M的代言合同，到大型商场下架H＆M广告牌，再到知名电商品牌下架H & M的产品，再到移动手机应用商店下架H & M品牌的应用，中国民众的决心和影响力几乎是压倒性的。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也反响热烈。在微博上，「我支持新疆棉花」的标籤一直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截至3月30日，其点击量已经超过71.1亿。

不同于苹果公司去年在香港抗议期间顺应了中国网民的意愿，删除了警察追踪应用程序，并承认「该应用程序违反了苹果应用商店的规则」的行为，这些零售公司似乎到目前为止对公众的情绪都无动于衷。H＆M仅仅是发表声明说 「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消费者」，该事件立场「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很明显，如今的地缘政治已深入渗透到商业的发展。历史上，地缘政治在一些特定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等一直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这些行业中，这些天然资源的质量和地理位置与国家的国家主权息息相关。

但是自从前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实行外交政策以来，特别是对中国实行外交政策以来，地缘政治已成为许多商业的中心舞台。

华为和中兴等科技公司因国家安全原因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包括商汤科技和大疆科技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因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在「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在敏感技术的出口和转让方面会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

但是，地缘政治影响的不仅仅是科技公司。新疆棉事件表明了服装和运动服等行业也可以陷入这种漩涡。

地缘政治对商业环境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原本情况并不需要那麽複杂，但是外部力量似乎正在推动地缘政治在商业环境中的影响，地缘政治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公司高管正常战略决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公司高管已不能只关注业务运营本身，还需要运用组织的能力来解决日常业务运营之外的问题。

公司高管在做出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之前，应先执行常识性判断。在上述事件下，对新疆地区棉花收割机械化水平的简单调研将有效帮助大型跨国公司的CEO们覈实所谓新疆棉涉嫌「强迫劳动」论断的真实性。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数据，北疆的机械化採收比例已经达到90%，而南疆也到达了40％左右，新疆总体机械化率超过75％。吊诡的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办事处曾发表声明说，他们没有发现新疆採摘棉花时涉及强迫劳动，这与他们总部的立场明显对立。

除了棉花採摘以外，在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说法还存在诸多争议，许多指控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没有根据或涉嫌被操纵。

新疆棉花事件对外企的影响

外国公司的CEO们需要仔细考虑其决策的潜在影响力：中国消费者会产生什麽反应？竞争格局将如何转变，竞争优势是否会向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本地品牌倾斜？该决策或行为会对公司的财务产生什麽影响，包括中国市场与其它市场？

公司的CEO们往往喜欢说：「我们始终把客户放在第一位。」 但是，新疆棉花事件表明，儘管中国消费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者群体之一，这些CEO们对中国消费者并不严格遵守这一规则。企业领导者并未深思熟虑他们行为背后的意义与潜在影响。

我们并不是在主张外国公司因为对公司的财务影响考虑而必须屈服于中国。我们是在建议公司的CEO们在处理此类至关重要的事情时，应深思熟虑，并牢记商业的基本价值，即将客户价值做为重中之重。任何对于此基本准则的妥协必须要权衡它的利与弊。

文 | 谢祖墀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3月3日发表在《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英文版发表于《财新网》。中国的新现实表明，「中国崩溃论」等断论并不是指导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也应该摒弃在过去4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思维、指责和嘲弄的态度。

中国的商业领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跨国公司并非和一些人断言的那样在去年中国疫情最严重之时撤离中国，它们反而加倍在华投资额。事实上，2020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美国却下降了49%，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

近日有关在华跨国企业的数据也反映了类似情况。华南美国商会202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美国企业计划在华进行再投资并扩大其业务量和市场份额。中国德国商会本月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2%的受访企业有在华追加投资的计划，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曾多次对中国施压，造成中美两国的对峙局面。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放宽市场进入。例如，中国开始开放此前管制比较严格的金融服务业。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已获批在中国设立全资资产管理业务。而且就在二月初，Paypal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外商全资控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规定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和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政策也已经废除。如今，Tesla迅速抓住机会，在上海建立了先进的「超级工厂」。大众汽车将自己与中国本地企业江淮汽车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了75%。

中国创新蕴藏巨大潜力

随着中国加快放松管制的步伐，再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国企业创造力，中国正在孕育出目前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行业。跨国公司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已是高度创新的国家，要想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就必须向中国学习，并创造针对中国市场的最佳的创新方案。

例如，当中国政府鼓励开发新能源汽车时，除了Tesla之外，蔚来汽车、小鹏汽车、以及比亚迪汽车等中国企业同样活跃。此外，连接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也在汽车行业应用，这就要求汽车制造商持续加强创新。为了保持竞争力，目前的大型外资汽车制造商正努力创新，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大众汽车行政总裁Herbert Diess近日表示「中国市场蕴藏巨大的机遇，中国技术也在快速发展。」

在消费品行业，本土企业也在通过社交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向宝洁、联合利华以及欧莱雅等快消品巨头发出挑战。关键意见领袖（KOL）通过抖音、Bilibili、快手等流行应用程序平台同消费者建立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彻底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中国美妆品牌「完美日记」熟练运用KOL，激活各个层级的KOL们（名人、顶级、中端、微级以及关键意见消费者）。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完美日记一跃成为中国电商平台天猫上唯一一家月销售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彩妆品牌。

跨国企业逐渐发现，中国的创新在其它国家地区也蕴藏巨大的潜力。松下洗衣机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开发的杀菌功能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消费者。许多西方零售商正聚力研究淘宝、京东等中国电商领航者的全渠道零售布局和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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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不仅具有市场规模、利润和供应链等硬实力，也正而成为创新、知识和灵感等软实力的源泉。图为淘宝购物节员工。（亚新社）

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重大转变

美国一家大型工业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曾对我说，起初他以为自己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授知识与经验，但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自己是来中国学习的。另一位美国大客户告诉我，他们的董事会希望中国团队利用中国的知识来促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业务发展。为了让企业在更加先进的本土创新生态环境中接触电动化、自动驾驶等新的创新技术，宝马（BMW）已将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宝马初创车库」转入中国。

这些最新的情况表明，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不仅具有市场规模、利润和供应链等硬实力，也正而成为创新、知识和灵感等软实力的源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内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反覆适当试验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治理模式是将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高效计划同极具动力的创业企业者阶层互相结合。各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同时助力企业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创业企业者间的黏合剂。

某些外国政府、跨国企业及其游说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在中国经营所存在的问题，例如，盗窃知识产权、缺乏市场进入、竞争不公平以及缺乏透明度。虽然其中一些可能确实是或曾经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但从大局来讲，这些问题今天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新现实？

跨国企业现在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一根本的转变，中国的发展和韧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内部推动力和治理模式，以及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和世界各国间的互联互通。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中国的游戏来获益，同时加强自身的整体竞争能力。相反，如果他们选择逆其道而行，他们终将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

那么，这对美国新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到现在，美国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意识到，最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对华政策，必须要在和中国竞争的同时，发展某种形式的合作，关键在于如何实践。

在我看来，关键是要认识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一轮又一轮的实质变革。中国的新现实表明，「中国崩溃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的断论并不是指导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也应该摒弃在过去4年间，许多美国决策者以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中国的侵略思维、指责和嘲弄的态度。相反，拜登政府应保持客观的立场，深入了解中国的成功之路和不成功之处，学习中国经验，而不是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美国不能墨守陈规，而要找寻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应该是要由内部改革开始。

文 | 谢祖墀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2021年2月24日发表在《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于2月8日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外资跨国公司正逐渐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可以赚取利润的市场而已，它也在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新知识与竞争力的新天地。

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首次超过美国拿下世界第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骤降49％，下降至1340亿美元。然而，去年中国的FDI却增长了4％，增长至1630亿美元。

一些观察者表示，疫情是导致美国FDI下降的原因，暗示一旦疫情结束，情况便会有所好转。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迅速复苏，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使得外国投资大幅增加。中国也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增幅达到了2.3％。

美国政府各种施压并不会阻断中国经济韧性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曾从多方面向中国施压，使用贸易战、美中技术战、甚至是经济脱钩等手段，将中国多家企业拉入「实体清单」，还威胁要在美国禁用TikTok、微信等类似软件。

然而，这些手段并不足以阻断中国经济的韧性，这种韧性得益于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进行高效的统筹规划，创业阶层充满活力与创新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助力企业（包括初创企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创业者之间的纽带。

中国的二元企业结构进一步提高了这种治理模式的效能。国有企业担负了大部分的社会责任，负责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公共品的执行，为私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发展模式本质为寻求改革开放过程

中国的发展模式虽见成效，但它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国不断寻求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验。同时，中国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这些原则是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积极发展的根本。虽然特朗普政府坚持保护主义，但中国仍然继续改革，并对外开放市场。

例如，规定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同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政策已经废除，如今，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特斯拉迅速抓住机会，在上海建立了先进的「超级工厂」。大众汽车将自己与中国本地企业江淮汽车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了75%。据《中国日报》报导，大众汽车CEO Herbert Diess近日曾表示，「外资在中国投资要比中国企业在德国或其它地方投资更容易」 。

改变最大的应该是金融服务业。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已获批在中国设立全资资产管理业务，而先锋领航投资管理公司（Vanguard）也计划将其亚洲区总部迁至上海。本月初，PayPal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外商全资控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就在上个月，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收购了中国合资伙伴的全部股份，摩根大通（JP Morgan）在去年11月也做出了相同的举措。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创新灵感和学习创新知识的主要泉源，也是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供应链和商业模式扩展方面。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从2019年的0.5%猛增至3.6%，这也佐证了中国供应链所具有的强大韧性。

中国在技术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颠覆性技术的推动下，中国的数字创新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影响着各行各业。

例如，在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互联和自动驾驶都在推动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体现在硬件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软件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领域。

这些变革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建设的庞大数字基础设施，这也是国内外从业者们都必须利用的关键杠杆。例如，中国的汽车厂商在互联和智能汽车的设计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内置的V2X功能（即车与外界进行百分百的互联）。

在服务模式上也有不少的创新，丰富了客户体验，提高了资产利用率，增加了用户黏着度，并推动了价值链的转型和变革。

在面向消费者的领域中，社交电商在中国的影响尤为突出。关键意见领袖以文字或视频（比如直播）的方式上展现他们的专业度，以此和他们的关注者建立联系，与消费者进行高效的社会互动。消费者的整体购物体验也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抖音、哔哩哔哩、快手等应用程序在中国成为流行时尚，国内外企业都在追赶创新潮流，以提高销量并建立品牌亲和力。

西方企业开始效仿中国根据中国模式调整商业模式

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公司也开始根据中国模式来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例如有「尼日利亚阿里巴巴」之称的Konga.com，以及韩国一款类似于支付宝的移动支付服务KakaoPay。

如今，就连一些西方企业也在效仿中国。TikTok广受欢迎，促使脸书不止一次试图模仿Tiktok，包括之前已经宣告失败的「Lasso」和最新推出的Instagram Reels。事实上，脸书试图模仿的是Tiktok所采用的「超级应用」商业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并购新的竞争者，并将用户保持在他们的生态系统中，在中国大受欢迎。

外资跨国公司正逐渐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可以赚取利润的市场而已，它也在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新知识与竞争力的新天地。

无论美国的FDI将何去何从，除非有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中国的FDI应该会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