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不少外资跨国企业高管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大部分短期内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营和现金流，且普遍认为中国市场与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旧举足轻重，但如何规划下一步还需慎重的考虑。除了市场本身，他们亦认为中国在创新，尤其是在数字层面将会迎来突破，同时也更希望政府能够提出明确的支持政策。
这个发现与 4 月 16 日《纽约时报》名叫“大多数美国公司没有因新冠疫情而离开中国的计划”的调查结果一致。4 月 14 日，财新网报道了对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乔格·伍特克（Joerg Wuttke）的采访，他也表示欧洲生产商不热衷撤离中国。
对大型外商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战略是一件大事。他们并不会轻易、草率地作出决定。以我们的理解，这些公司的高管们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会基于他们对于疫情后全球秩序重构情况的判断。而绝大部分高管们和他们的董事会对此还未有清晰和一致的观点。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许多公司的供应链的确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华南美国商会在 3 月 9 日至 14日对 237 家会员企业的调研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89% 认为供应短缺将持续一至三个月，而全部受访企业表示因受供应链中断的影响自身经营受阻。
外企在中国的供应链有三类。第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供应链，常见于鞋服等行业。这类公司由于成本的上涨，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就已逐渐搬到其它低成本国家，且仍在持续撤离。第二类是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供应链，这类公司在疫情前为降低成本已经转移（部分）供应链到美国关税征收低于中国的其它地区。第三类供应链则较为复杂，往往由集群组成，具有规模较大、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特点，常见于智能手机、汽车等产品。此类供应链将成为未来竞争的战场。中国既会面临挑战，也将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
疫情给中国带来不少挑战和机遇。全球可能持续低迷的经济、西方普遍的“仇华”情绪、核心技术的瓶颈、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都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挑战。某些评论家更认为疫情后全球秩序将会“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特别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碍一些中国企业的国际发展和技术的取得。然而，中国也将获得许多机会。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快、最强劲的经济反弹，源于体制对市场的大力支持，创新、投资、消费带来的经济复苏活力，外企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依赖加大以及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这些都将帮助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今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应会大量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于 3 月 26 日发布了《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认为受到疫情加重的影响，“2020 年至2021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 30%-40%”，中国也将受到冲击。
按照我们与为数不少跨国企业高管的交谈，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巨大的“黑天鹅”，他们仍清晰地意识到供应链经济并不是一次搬运费用的问题，而取决于企业长期的经营。同时，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的治理能力的过人之处。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们认为疫情将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加重视云服务、IoT/AIoT 等数字基建。
过去全球化的局势很可能会有所变化，一部分区域化或本地化的供应链也可能在某些西方国家出现。加上云科技、工业互联网和自动化的发展，未来的制造业将会走上更加智能化，让分布式制造（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更有可能出现。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制造蓝图将需要一系统工程的优化。中国将仍会是核心之一，但为了规避风险，跨国企业会在全球供应链布局上做好风险控制的措施。
我们不相信外商会大批撤离中国。疫情后，在全球新秩序中的中国局势会让有实力和全球视野的外企重新审视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和如何积极参与中国在创新、投资和个人消费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