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名家 | 深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

文 | 谢祖墀、胡瑞淇、林宇倩

2021-11-2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与高风咨询高级顾问胡瑞淇、林宇倩共同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1月2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名为Shenzhen: China’s Success Story, 此为中译本。

过去40年以来,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与标志性城市。华为、腾讯、平安、比亚迪等中国知名企业均在此落地深耕,深圳的GDP超过2.7万亿人民币(约4200亿美元),如果与某个国家比,深圳城市GDP仅次于挪威,可排在世界第31位。

深圳已然从一个朴素的小渔村,成功蜕变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科技中心。如今,不少世界各地区和城市都希望借鉴并复制深圳的发展经验。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跃升

深圳的故事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深圳被指定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这意味着它可以尝试新的发展方式,而不必严格参照国内其他地区的做法。在此期间,深圳成为了主要面向西方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基地。

由于深圳毗邻香港,不少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的资金,为此类专案提供了足够便利且资金充足的启动平台。由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公司主导的工业活动让不少深圳的本土企业,亦逐渐成长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除了在服装、鞋类和玩具等行业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其消费电子行业亦开始脱颖而出,并逐渐将业务边界从美国拓宽至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

这些企业被经济特区的政策所吸引,而这些政策亦确保了深圳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廉价工作力也从中国其他城市不断涌入深圳。

在这一时期的深圳发展中,两项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深圳政府开始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或长期租赁)土地,这是从香港学来的创收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深圳积累了大量财政收入,并快速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例如城市交通与电信系统,而这成为了深圳工业化的重要推手。

积极寻求发展与重新置放

大约在2010年代的早期至中期,深圳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其竞争力,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其他地方或亚洲国家转移。当地政府深刻意识到深圳亟需改变,开始为深圳的下一阶段发展做起了准备。新阶段发展的重点领域聚焦高科技产业,并成功取得了诸多科技上的进步和突破,其中许多专案亦是中国在该领域的首次尝试。

随之而来的,是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园区的发展建设。深圳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正在进行重塑的全球先进电子产品产业价值链,助推了新一轮的资本加持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浪潮。这使得深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尤其是在电子产业,走在了世界前列。不得不提的是,深圳原先打造的传统电子制造产业基础,亦为今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内外企业在深圳的大规模投资,大大推动了先进电子制造、物流和金融服务领域的本土创新。一个拥有先进电子产品供应链网路和由设计师、工程师、零部件供应商、制造商和测试商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深圳应运而生。一个通过硬体赋能的快速反覆运算的环境应运而生。

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手机产业。从2000年代初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到后来苹果推出的智能手机,都选择在深圳生产部分零件。在深圳,手机可以以低成本实现快捷的生产,且其产品与功能已被不断反覆运算与改进。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华为、OPPO、Vivo(均是在深圳地区诞生的公司)都开始对新的手机产品不断创新。

政府的策略引导与积极参与

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为许多特定领域的初创企业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起初的重点是扶持与发展已经建立优势的消费电子产品,此后其范围又扩展到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作为最早推出政府引导基金(包括公募资本的投资基金)的政府之一,深圳不仅推动了地方创新,也快速推动了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市场在深圳的发展。

如今,深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2020年,深圳出口总值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2650亿美元),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深圳不仅是制造基地,也逐渐蓬勃发展成为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中心,并不断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发挥作用。

深圳,亦是一些国内外知名公司的所在地,它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才和投资。IBM、康柏、施乐、杜邦等一大批领先的外资跨国企业纷纷在深圳开展业务,他们为深圳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而华为、腾讯、比亚迪、TCL、平安科技、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等本土龙头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此。

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其亦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中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正如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深圳将与其他城市共同合作,推进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其自身竞争优势,发挥潜力。

例如,作为电池和汽车制造商的领先企业比亚迪,其总部位于深圳,但电池工厂位于惠州,而其在香港的实验室中所实现的创新突破,往往在深圳落地,实现商业化。

什么造就了深圳奇迹?

多种因素的推动成就了现在的深圳奇迹,使得深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首当其冲的一点是中国独特的治理结构,深圳的迅速发展正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微观缩影。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确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的一致性,从而使地方政府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创新。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确保了国有企业对公共产品及服务发展的提供,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不是为了狭义上的经济回报,而是为了更广泛的造福社会。而包括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内的私营企业的成功,亦受益于此类业务的展开。

这种治理方式最初来源于由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领导下提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中国在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衡的同时,亦在探索政府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企业自下而上的创业追求之间的平衡,二者同步进行并协调发展,从而确保其能适应中国不断变化的环境。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种治理方法本质上极具包容性,因为它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接受并容纳新思想的出现。因此,它亦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一致,多种思想流派以有意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深圳对中国治理的启示

深圳也从多个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了诸多支援。自1990年代以来,深圳建立了多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支援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并将通过公共和私人来源所筹措的资金,不断投入发展中最需要的地方。

同时,深圳不断深化人才引进战略,完善人才储备。从1984年成立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到2010年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用以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及团体,都是其人才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地方政府亦不断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创新。

当然,深圳在其发展过程中亦遇到了诸多问题,如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经济发展能否保持高速等。但尽管如此,深圳已成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纪实,以及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深圳政府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成为学习的典范。

深圳成功的故事值得其他国家与政府学习与借鉴,并根据各自的情况加以调整。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亦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灼见名家 | 谢祖墀:科技如何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文 | 谢祖墀

2021-11-1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1月1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多个领域如智慧城市、制造、移动出行和医疗服务等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准,令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定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榜样。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其旨在深化大湾区内11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同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融合发展。

大湾区的独特性在于其包括三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和资讯流的互联互通对大湾区的运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科技发展 加速互联互通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互联互通明显增强。一系列专案在大湾区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其跨境投资的无限潜力。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启动的「港股通」和「债券通」,亦积极促进了资本在香港与内地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流动。继上述专案取得顺利开展后,首个以大湾区为重点的跨境财富管理互联互通计划(「跨境理财通」)于2021年10月启动,从而进一步开放了内地金融市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5G、AI、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的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大湾区在开发这些创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新兴的创新技术,亦将前所未有地加速互联互通的发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新的商业模式随之出现,亦将在未来赋能下一代智慧城市和诸多传统行业的数位化转型建设,例如医疗健康领域将迎来新的浪潮。

粤港澳大湾区亦是金融科技创新的聚集地。区块链所支持的分散式账本技术使得协同多种服务成为可能。举例来说,「i深圳」是深圳统一的数位身份验证系统,它利用分散式账本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慧,帮助实现跨境无缝的金融系统运作,且该技术将持续推进各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

中国亦处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研究和应用的前沿。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首批开展数位人民币试点的区域。于2020年10月,深圳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位人民币红包试点,面向公众发放总额高达1000万的红包。诸多的试点不仅加强了大湾区内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更进一步扩大了数位人民币测试的应用场景,展现出它极具透明性的特征,亦将为数字经济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科技重新定义 香港再工业化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商业模式也在逐渐转变与升级。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微医」(WeDoctor)等「互联网+」的医疗平台正说明大湾区居民通过不同管道,更加便捷地享受线上和线下一站式「远程诊断、治疗和覆诊」的服务。展望未来,随着大湾区内病人医疗资讯的加速互通,数位医疗运营和合作将会愈来愈普遍。

为了进一步实现湾区内人员、货物的持续流动,城市物理基础设施(如桥梁和高速公路)和制度基础设施(如系统和资讯)亦在不断融合。如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铁网路)的全面升级,大大促进了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安途(AutoX)、文远知行(We Ride)、百度阿波罗(Apollo)等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企业,也在广州、深圳等城市交通转型中取得进展,为未来大湾区智慧交通的建设添砖加瓦。日益自动化、智慧化和加速互联的商用车领域也颇具潜力。

在制造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向着成为智慧化、互联化和多中心化的的制造中心升级。到2022年,愈来愈多的数位化和自动化方面的技术,以及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将重新定义制造的方式。香港抓住这个机会,并借此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倡议,因而香港将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制造业体系和生态系统。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并非所有环节都需要在香港进行,亦可在大湾区其他城市完成。科技带来的互联互通,将加速香港在制造业的能力,重建其中心地位,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推进智慧城市 须加强数据安全

随着新科技技术的应用完善了数位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湾区内的城市也变得更加智慧。例如,广州正在建设涵盖态势感知、运行监测、决策支撑的「数位孪生城市」。而随着城市进一步智慧化,它们对城市重点功能的衔接提供的支持愈来愈强,如对新冠疫情的防护与控制。

然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我们需要更加全面的安全措施,去保护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海量数据。而最近颁布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数位经济发展的提供了第一步的法律支援。

跨境数据应作为大湾区综合发展的重中之重,跨境监管机构必须合作制订跨境数据管理的规则、机制,以及跨境数据的安全标准;同时,应鼓励和开展允许跨境数据流动的试点计划。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互联互通,是将其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多个领域如智慧城市、制造、移动出行和医疗服务等之间的互联互通,亦将提高城市的经济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定位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榜样。

【今日语录】11月15日

历经十多年在无线互联网上的不断创新,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5G、AI、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的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再加上政策和法规的不断变化以及需求模式的变化,我们预期会出现更多的技术创新。新的玩家将在此过程中涌现,包括外国和本地的企业,它们将共同创造更多的竞争和合作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代又一代更具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参与者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未来作为创新中心的角色。

灼见名家 | 谢祖墀:数据安全已成为企业的核心问题

文 | 谢祖墀

2021-11-0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1月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展望未来,人类将会追求一个更为互联互通、虚实共存的世界。同时,由于各个国家在数据主权上的要求,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将变得愈来愈复杂。

众所周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数字经济体。截止至2020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接近10亿人。

同样在2020年,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数已超过12亿,抖音的每日活跃用户已超过6亿,而拼多多作为成长最快的电商平台,每月有超过7 亿的访问用户。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借助其二维码支付的技术优势,共处理了中国约95% 的数字支付。

暴风式增长的中国数据市场

在中国,数据生成的速率可谓是暴风式增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在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从2017 年的2.3 泽字节(1泽字节=270字节)上升到2019 年的3.9 泽字节,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早在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就曾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能源的时代,这个时代核心资源不是石油,而是数据。」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中国企业家便迅速利用互联网创业,建立了围绕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为中国孵化了许多世界闻名的科技公司, 如阿里巴巴、腾讯,以及字节跳动等等。

这些公司通常会构建由数据支持的,多支柱的商业模式。首先,它们通过大量数据与用户建立全方位联系,这些大型平台公司旗下的APP均拥有大量的活跃用户。其次,他们可以通过用户过去的数据记录,利用大数据及算法,聚焦到每一个具体的用户。

而许多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也恰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没有太多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取的中国创业者在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痛点的过程中,公司得以快速扩张。而其中不乏一些「指数型组织」,其增长速度以指数型方式出现。

数据安全问题引发社会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数据安全相关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数据的产生或创建,到数据的使用、编译、筛选、结构化、重新格式化、扩展、分析,再到数据的销售和购买,会有多个利益相关者声称他们对数据拥有所有权。

其次是 保护个人数据和敏感信息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时,公司和监管机构会很难界定哪些数据是私人的,哪些数据可以共享,以及哪些数据不能共享的。第三是 互联网公司往往拥有数百万或更多用户的个人数据,他们可以通过复杂的算法,利用这些数据谋利,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最近就有一些因为数据问题引发诸多争议的社会案件。2020年8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由于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未能保护信用卡用户的个人数据,对这两家大型国有银行开出巨额罚单。2021年7月,滴滴出行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赴美上市后,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网络安全审查。

审查期间滴滴被要求停止新用户注册,并且在IPO两天后,其App被中国网信办要求下架。随着监管的收紧,许多计划赴海外上市的公司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中国健身应用平台Keep、中国最大播客平台喜马拉雅等公司近期均取消了赴美IPO计划。

中国颁布数据相关法规法令

目前, 中国颁布了三部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它们为解决数据安全问题奠定了基石。2017年6月,中国实施了《网络安全法》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纲领。该法律要求公司数据需存储在中国境内,并提出相关组织和网络运营商必须接受政府对于数据的安全检查。

为了进一步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和公共利益,自2021年9月1日起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则要求中国所有企业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并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2021年8月20日,中国还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该法将于2021年11月1日生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个人信息的数据收集和保护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并突破传统法律的属地管辖原则,强化了数据法的域外效力。待生效,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与《网络安全法》 和《数据安全法》共同建立系统的监管架构,以保护中国的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运营的国内外公司需要关注诸多问题。对跨国公司而言,他们需要关注如何有效管理在中国和在其本土的数据,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法律监管下的跨境数据传输。而对想要在海外上市的国内公司而言,他们需要制定以遵守数据法规为基础的战略计划。对于所有公司而言,他们都需要了解如何利用数据来产生竞争优势,以及远离「红线」。

数据规管对跨国企业的影响

在遵循新的数据法规的同时,公司亦会面临不同的影响。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尤其是依赖于云基础设施,对数据进行集中控制的跨国公司,他们更需要评估其实践操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许多国际科技公司,为了确保公司数据获取的过程是安全、可控的,以及该过程获得用户同意,可能会做一些有争议的决策。而国内企业在处理数据时,可以选择将数据外包给专业机构或聘请相关合规人员。这样,企业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和公共利益。

同时这些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将促使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更多的研发和创新中心。对跨国公司而言,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问题:从数据安全到地缘政治问题。

他们已无法忽视中国的重要性,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或供应链枢纽而已。中国展现出来的创新能力,使其日益成为全球知识和创新的主要来源。而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正在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速度、强度和复杂程度远超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驱使企业在某种程度方面调整它们运营的方式,同时,亦会带来公司对管理系统和流程以及组织架构的改变。而各个公司应对的方法会根据行业进行调整,因为每个行业本质上都是有所不同的。

问题的核心往往是:数据应该存储在哪里?如何有效保护数据?哪些数据可以共享?而哪些是数据管理的「红线」?

展望未来,人类将会追求一个更为互联互通、虚实共存的世界。同时,由于各个国家在数据主权上的要求,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那能更好更快理解新规则的公司,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和拥有新的竞争优势。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高管和战略家都需要不断思考,以应对新的挑战。

Caixin | Data Security Becomes a Core Issue

Opinion: Data Security Becomes a Core Issue for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By Edward Tse

2021-11-03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ixin Global on November 3, 2021.

As many people know, China is now a major digital economy. By the end of 2020, almost a billion people had access to the internet in China. WeChat, China’s largest social media platform, surpassed 1.2 billion monthly active users in 2020, and Douyin, the Chinese twin of TikTok, now has over 600 million daily active users.

Meanwhile, over 700 million monthly users now visit e-commerce platform Pinduoduo. Alibaba-affiliated Alipay and Tencent’s WeChat Pay — the domestic e-payments giants that pioneered new payment technologies using QR codes — currently process about 95% of the digital payments market in China.

Data is being generated in China at a whirlwind pac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e total amount of data generated in the country went up from 2.3 zettabytes in 2017 to 3.9 zettabytes in 2019, and it is continuing to grow.

Back in 2015, Jack Ma, co-founder and then-executive chairman of Alibaba proclaimed: “We are entering a new energy era. In this era, the cor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 Since the wireless interne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China, entrepreneurs have been quick to leverage it to build business models that rest on the gathering and usage of data. To this end, quite a number of successful tech platforms have emerged. Some like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Tencent Holding Ltd. and Bytedance Inc. have made it to the big league on a global basis.

These companies typically build their business models on a number of pillars enabled by data. The first is their ubiquity in connecting to their users through vast amounts of data. Apps such as the ones mentioned above have very large numbers of frequent users. Second is their ability to focus on each user on the data set on a “segment-of-one” basis using their algorithms.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were able to expand very fast mainly because China didn’t have many regulations on data gathering and usage. The ingenuity of the entrepreneurs couple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pain points in Chinese society allowed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to grow. Some of them were able to become “exponential organizations.”

Over time, issues related to data security began to surface in several areas. One typical question regulators and companies are asking is related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data. Usually, there are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data value cycle, all of which might attempt to claim ownership of the data because, for instance, they created or generated data, or because they use, compile, select, structure, re-format, enrich, analyze, purchase, or add value to the data.

The second is data privacy. Keeping private data and sensitive information safe is paramount.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what data is considered private, what data can be shared and what data cannot be shared. And the third is data monopoly. Internet companies possess the personal data of millions of users, but to what extent they can actually manipulate the data by using sophisticated algorithms for their benefit is still a grey area.

Along the way, several events have exemplified the severity of these issues. In August 2020, the China Banking and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CBIRC) fined two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state-owned banks,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and 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Ltd., for failing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data of their credit card customers. In order to prevent risks regarding national data security,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has also ordered Didi Chuxing Technology Co. Ltd., a leading ride-hailing company in China, to stop signing up new users. Didi’s apps were forced off major app stores for two days after its IPO in July 2021. With China’s continuing cybersecurity reviews, rules for overseas listings have been tightened, and companies like the ones behind Keep, a Chinese sports-oriented social platform, and Ximalaya FM, the largest podcast platform in China, have recently canceled plans for U.S. IPOs.

Three major pieces of legislation in China have set the cornerstones for addressing issues related to data security. In June 2017, China implemented the Cybersecurity Law (CSL), which acts as the baseline for maintaining network security. The law requires that data be stored within China and that organizations and network operators submit to government-conducted security check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tect national data securit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Data Security Law (DSL), which took effect on Sept. 1, requires all companies in China to classify the data they handle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prescribes how such data is to be stored and transferred to other parties. On Aug. 20, China also pass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IPL), which took effect on Nov. 1. This new law imposes restraints on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has an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for compan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Once effective, the PIPL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the CSL and the DSL to establish a broader regulatory architecture governing cybersecurity and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in China.

Against this backdrop, companies are concerned about a number of key questions. Foreign-own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 are concerned about how to manage data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both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in China, as well as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new data laws. For domestic companies planning to list overseas, strategic plans need to be put in place to comply with data security regulations. Both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use data to gener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ile staying away from the “red lines.”

These regulations are driving MNCs to set u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innovation centers at their headquarters, increasingly in China. For MNCs, the way to operate in China has evolved quite a bit, particularly since global geopolitics started to undergo a significant shift. Data security has become a key issue that they are often not well prepared for. China has become not only a market or supply chain hub, but also a source of knowledge and inspiration because of intensive innovation. A key enabler of this is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in the speed, intensity and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of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at China is building compared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Looking from a strategic standpoint, what could happen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big questions are where the data should be stored and secured, and where and with whom can they be shared with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The DSL and PIPL will change how companies think about running a business in China. A lot of changes fo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rocesses as well a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ll likely take place.

Looking forward, humanity expects to be even more connected. At the same time, local requirements for data sovereignty will also come to the fore. Business models will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Those who can figure out the new game faster and better than others will likely generate new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long the way. These realities are challenging the minds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strategists the world over.

灼见名家 | 谢祖墀:5G将引领更多创新的出现

文 | 谢祖墀

2021-10-2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0月2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5G与其他颠覆性技术带来了创新的新拐点,5G将通过创新为更多的行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将重塑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售后和服务的整个价值链的多个环节。新的篇章正在悄然开启,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极为重要。

5G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可谓是如火如荼。尽管我们还处在5G商用化的早期阶段,但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政府与相关企业已经对5G相关产业倾注大量的投资。在未来几年,5G与人工智慧(AI)、区块链、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将催生更多创新的火花,亦会加速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中国处于5G发展的前沿

根据全球行动供应商协会(GSA)的最新报告,全球范围内70个国家(与领土)中的169个行动营运商已经推出了5G服务。截至2020年12月,全球范围内5G基站的部署已经超过100万个,并且预期会在2021年底超过210万个。与此同时,根据摩根大通的调查研究,全球范围内5G的用户数量在2020年12月已经超过2.25亿,预计在2025年将跃升到30亿。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处于5G发展的前沿。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5G基站的数量超过了71.8万个,几乎是第二名韩国5G基站数量的6倍,占所有5G基站数量的70%。中国的5G用户数量也是遥遥领先,全球2.25亿使用者中有约2亿来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5G的研究上亦遥遥领先,据日经亚洲(Nikkei Asia)的调查显示,世界上1/3的5G专利来自于中国。

得益于5G与其它颠覆性科技如人工智慧、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进入技术创新的新时代。我们正处于经历创新与颠覆的重要拐点,会有更多创新的公司甚至是颠覆者出现。

未来可望实现全场景互联网

5G的应用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由于5G具有低延迟、大频宽和超高速率的特点,它被广泛应用于诸多生活场景,如覆盖面广阔的集体运输如高铁和地铁,人口密集地区的住宅和办公楼,需要低功耗且有多种场景连接的智慧城市和智慧农业,以及需要低延迟网路的的自动驾驶和数字孪生。

其中,5G赋能物联网(IoT)、「车路协同」、远端医疗和工业互联网一直以来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在物联网领域,5G被大量应用于智慧手机、智慧家具、自动驾驶的车辆、可穿戴设备等终端设备上,伴随着愈来愈多设备之间的无缝对接,未来亦会实现全场景互联网。

在汽车行业中,5G是推动该行业进入「智慧出行」时代的关键,在这个时代中,车辆变得更加智慧化与互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可实现车辆的自动驾驶。5G也加强了许多车载功能与体验,如车载娱乐、即时定位和导航系统、车联网(V2X)和自动驾驶等。

在工业领域中,5G加强了柔性生产和智慧制造的能力;在医疗领域中,5G加速了远端监控、远端咨询与指导,以及使远端手术变为可能;在泛娱乐领域中,5G使得云游戏和高清视频服务正在成为现实。

在中国,尤其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十四五」规划,与实施不久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碳中和、双回圈等关键政策,5G赋能的应用将在驱动这些政策和规划方面起到关键的助推作用。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看到产业融合和转型的加速,5G将使更多行业间的合作和资讯无缝交换,并可能引发下一代工业革命。

多间科企投身「元宇宙」

近年来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快速发展的「元宇宙」(Metaverse),简单来说,它是多人在线游戏、可编辑的世界、经济系统、社交系统和去中心化认证系统,以及现实元素等众多因素的集合。它融合了增强现实(AR)、虚拟实境(VR)、混合现实(MR)和脑机介面(BRI)等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了过去无法想像的交互体验。

虽然对于元宇宙的研究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许多知名的公司已经表达出进入这一领域的强烈兴趣。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表示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将Facebook转变为一家元宇宙公司。据外媒The Verge 10月19日报道,Facebook计划重新命名公司,以突出元宇宙的概念。微软(Microsoft)、英伟达(Nvidia)和Roblox等其他领先的科技公司亦宣布,它们将持续关注与投资元宇宙领域。

5G与人工智慧,是推动元宇宙实现商业化的关键因素。元宇宙对网速的要求高达100Mbps,目前所有网路中只有5G网路才能实现。5G可以使人们在进入元宇宙之前,将大量体验场景下载到本地设备。

此外,5G网路的延迟小于10毫秒,这将更好地维持远端渲染(remote rendering)。畅想未来,连接元宇宙所需要的设备也将变得更加迷你,因为使用5G可以将场景直接传输到耳机或其它设备,这将减少对当前设备的大部分发热元件的需求,并同时降低了冷却和电源需求。

5G将会带来什么商业模式?

对于消费者来说,5G同样可以创造新的使用者需求。5G时代下,愈加丰富的使用者沟通与用户体验将催生新的产业以及新的商业模式。

与当今其他的产业相似,5G的商业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数据安全主权等问题的影响。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5G的商业化更为复杂。同时,人类却在不断追求更多的互联互通。因此,公司需要将这些考虑因素纳入其未来业务战略的制定中。

5G与其他颠覆性技术带来了创新的新拐点,5G将通过创新为更多的行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将重塑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售后和服务的整个价值链的多个环节。新的篇章正在悄然开启,而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极为重要。

China Daily | China, US to Play Key Roles in New Era

China, US to Play Key Roles in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By Edward Tse

2021-10-27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Gao Feng Advisory CEO Dr. Edward Tse was published by China Daily on October 27.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Katherine Tai, in a speech on Oct 4, said that instead of the decoupl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erhaps people can start thinking about “recoupling”, indicating that the notion of decoupling is either over or losing relevance.

The administration of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mposed or threatened to impose a range of measures that some viewed as precursory to the two countries decoupling in terms of economy, trade and technology. These measures included putting a number of Chinese tech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SenseTime and Hikvision, on an “entity list” and limiting their business with the US.

This was intended to bar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communications network and threatened the US operations of Chinese companies such as TikTok, WeChat and Xiaomi.

At the heigh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in early 2020, many expect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companies, particularly US companies, to leave China in droves. These people called this expected phenomenon “de-Sinicization”.

However, a media report said US-China bilateral trade reached $630 billion in 2020, a 16.4 percent year-on-year increase.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21, it grew 45.7 percent year-on-year to $341 billion.

In a survey by the Shanghai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released in September, 72 percent of 125 respondents with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in China said they had no plans to move any production out of China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Separately, Samantha Vortherm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nd Jiakun Jack Z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found that the US-China trade war had not prompted US businesses to leave the Chinese market.

The reco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 into China in 2020 indicates that businesses in both countries remain deeply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degree of decoupling, measured b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en greater in the minds of politicians and pundits than the reality of firms in China,” the Shanghai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aid in its annual China Business Report.

Moreover, various sectors have reacted to the driving forces in very different ways.

While the US has restrained Huawei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building of the 5G communications network in its domestic market, US tech companies can still work with Huawei in international 5G standard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oth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US are trying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s, with key players such as Taiwan’s TSMC and South Korea’s Samsung setting up new manufacturing plants outside of their home bases. Key parts and components producers are looking at new strategies because of the quickly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

Global automakers need to consider two systems-one China-centric and one US-centric-as the speed, intensity and sophistication of smart infrastructure being built by China and the US continue to diverge.

However, in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food, globalization will likely expand. China’s growing middle-income group means increasing demand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nutritious food. This demand would have to be met partially with sourcing from abroad.

While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have greatly reshaped the world,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in major ways.

In 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West was the major center of demand, and China was the major source of supply for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While this continued in globalization’s next phase, China’s rapidly growing middle-income group and the drive for upgrading business capabilities are making it a center of demand as well as supply.

Hence, the “dual circulation” paradigm-in which the domestic market is the mainstay 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reinforce each other-is emerging, consistent with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will expand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While these will probably be the key themes going forward, a certain amount of region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s could also take place, and perhaps a certain degree of “re-shoring” of manufacturing to the US.

Will any decoupl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ccur?

As long as US sanctions on some of the Chinese tech companies remain, some degree of decoupling will continue.

Data security is increasingly viewed a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As such, the US and China will expect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to comply with their internal regulations, leading to some degree of decoupling.

In addition,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of the intensity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would mean some companies will have to follow different strategies.

However, the world is being driven into a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which both the US and China, the world’s top two economies, will play critical roles, collaborating in some cases and competing in others.

As humanity searches for greater interconnectivity, decoupling would not be fully aligned with that trend. In many aspects, there never really was any decoupling,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recoupling.

In some specific cases, decoupling or partial decoupling did happen, and a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ai said, perhaps it is now time for recoupling.

In th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a simplistic notion of decoupling does not make much sense, and it will not happen. Going forwar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much more intricate and sophisticated,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ill be optimal.

灼见名家 | 谢祖墀:脱钩还是再挂钩 日益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

文 | 谢祖墀

2021-10-20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10月20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10月14日刊登于《中国日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10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与其继续说中美脱钩(de-coupling),人们不如开始思考中美之间的再挂钩(re-coupling),她的言下之意即是所谓的脱钩已经(或应该)成为过去,或者说脱钩已经失去了意义。

她的言论是否准确?再挂钩是否真的发生?如果是的话,它将会如何发生呢?而它对于商业的启示又将是什么呢?

美国公司成群结队离开中国?

一般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对华干预措施,是造成中美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脱钩的重要原因。这些措施包括将华为、商汤科技和海康威视等一系列中国科技公司列入他们的「实体名单」,限制着这些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

此外,他们还计划开展「清洁网络」行动,该计划目的在于排除中国企业和它们的科技存在于美国通讯网络之中,同时亦尝试限制TikTok、微信和小米等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在2020年初中国新冠疫情爆发的高峰期间,不少人预计大量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将成群结队地离开中国。这些人将这种他们预测的现象称为「去中国化」。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从那时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据《金融时报》近期报道,流入中国的资金创下历史新高。累计外国直接投资(FDI)从2010年的587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9万亿美元。尽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去年下降了35%至1万亿美元,但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有所增加,从1410亿美元增加到1490亿美元。

在中美双边贸易方面,202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630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16.4%。这个数字在2021年前六个月达到了3410亿美元,同比增长45.7%。

上海美国商会在今年9月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125家在中国有制造业务的企业之中,有72%的企业表示他们没有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任何生产迁出中国。

另外,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的Samantha Vertherms教授和堪萨斯大学的张嘉琨教授发现,中美贸易战并没有促使大量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而从2020年流入中国的FDI创纪录的行为表明,两国之间的生意仍然「深度融合」。他们写道:「只有政客和『专家』们将脱钩看得比事实更为重要。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的跨国公司)因为爱国而在大国竞争中放弃中国。」

全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

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之前,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先进网络技术所共同搭建出的万物互联时代。世界各国、多边机构、企业和个人也都普遍认为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采取的贸易、经济、科技和企业层面上的措施,以及随后爆发的新冠疫情,这一局面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令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差异愈发突显。在这一背景下,不同行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些变化。

尽管美国限制华为参与其国内5G通讯网络的建设,但美国科技公司仍然可以与华为合作开展有关国际5G标准的制定。

对于半导体行业而言,因其所需的巨大资源投入和不确定性,在过去30年间,它的发展是基于全球分工所构建的,但现在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和各个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以致其全球格局正在产生巨大的变化。中美两国都在努力提高自己在半导体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因此,如台湾的台积电和韩国的三星等主要厂商均开始在本国以外建造新的工厂。而由于全球格局的快速变化,关键零部件生产商亦在寻找新的应对策略。

对于有跨国业务的汽车厂商而言,随着中美两国在建设的智能基础设施的速度、强度和复杂程度方面的有所不同,一个「一个世界,两个系统」(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全球秩序正在产生,并正在对于愈来愈多的配备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互联车辆的设计和商业模式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全球化本质正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一些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可能会更加扩大。以农业和食品行业为例,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们对于食物的营养要求愈来愈多和愈来愈高,而其中部分需求则必须通过国外(全球)采购来满足。

全球化在过去30年极大地重塑了世界的同时,其基本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约30年前开始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称之为「全球化1.0」),西方国家是主要的需求中心,而中国则是许多产品的主要供应方。尽管这一趋势在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全球化2.0」)仍在继续,但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不断提升的商业能力,将会让它成为一个新的需求中心。

因此中国正在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这也符合其新的经济政策。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区域贸易协定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名义上的「内循环」经济。

同时,一部分制造业在某种程度亦很可能会回流到美国去(或直接在美国建立),相当程度的某些产品的供应链区域化或本地化亦可能会发生。

中美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脱钩

那么,中美之间会发生脱钩吗?

只要美国继续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某种程度的脱钩就会继续发生。

数据安全愈来愈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和中国会要求在各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企业遵守其相关法规,从数据存储和使用方面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脱钩。此外,两国的数字基建建设的强度和复杂程度将会形成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公司们将不得不在中美两地采取不同的数据策略。

然而,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新时代,美国和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这将会导致中美会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合作,但在另外一些特定情况下进行竞争。

随着人类寻求更多的互联互通,脱钩不会完全符合这一趋势。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中美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脱过钩,所以没有任何再挂钩的必要。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却确实发生了脱钩或部分脱钩,正如戴琪女士所言,也许现在是再挂钩的时候了。

在这个越发日益互联的世界中,简单的脱钩概念并没有太大意义,也不会发生。放眼未来,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能够达成双赢的合作将是最好的结局。

China Daily | Decoupling vs Recoupling

Decoupling vs Recoupling: US-China Ties to Become More Intricate and Interconnected

By Edward Tse

2021-10-14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Gao Feng Advisory CEO Dr. Edward Tse was published by China Daily on October 14.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Katherine Tai, in a speech on Oct 4, said that instead of the decoupl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erhaps people can start thinking about “recoupling”, indicating that the notion of decoupling is either over or is losing relevance.

Is she right? Did decoupling ever happen? If so, to what extent and will it continue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mposed or threatened to impose a range of measures that some viewed as precursory to the two countries decoupling in economic, trade and technology terms. These measures included putting a number of Chinese tech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SenseTime and Hikvision, on an “entity list” and imposing restraints on them in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US.

Besides, there was the threat of “cleaning the network” – barring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communications network, threatening US operations of some Chinese firms such as TikTok, WeChat and Xiaomi.

At the height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2020, many expect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companies, particularly US companies, to leave China in droves. These people called this expected phenomenon “de-sinicization”.

Let us examine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then.

According to a recent Financial Times report, inflow of funds to China has reached a new record. Cumulativ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risen from $587 billion in 2010 to $1.9 trillion in 2020. Although global FDI flows fell 35 percent to $1 trillion last year, FDI inflows into China still rose from $141 billion to $149 billion.

Similarly, US-China bilateral trade reached $630 billion in 2020, a 16.4 percent increase over 2019.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21, it grew 45.7 percent year-on-year to $341 billion.

In a survey by Shanghai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released in September, 72 percent of 125 respondents with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in China said they had no plans to move any production out of China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Separately, Professors Samantha Vertherm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nd Jiakun Jack Zhang of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have found that the US-China trade war has not prompted American businesses to leave the Chinese market.

The record FDI flow into China in 2020 indicates that businesses in both countries remain “deeply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authors wrote, “Decoupling… has been greater in the minds of politicians and pundits than the reality of true businesses in China,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that US (multinationals) are playing their part in the great power rivalry by patriotically abandoning China.”

Befo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specific measures against China, most thought humanity was entering an era of ubiquitous connectivity aided by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dvancing network technology. Countrie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were assum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at scenario into the future.

The measur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changed that picture significantly, leading to greater clarity about differences in agendas of the two strongest powers in the world.

Against this backdrop, various sectors have been reacting to these driving forces in very different ways.

While the US has restrained Huawei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building of the 5G communications network in its domestic market, US tech firms can still work with Huawei in international 5G standards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hile earlier it was structured on the basis of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it is now being subjected to new realities of geopolitics and individual country policies.

Both China and the US are trying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semiconductor value chains, with key players such as Taiwan’s TSMC and Korea’s Samsung setting up new manufacturing plants outside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Key parts and components producers are now looking at new strategies because of the quickly shifting global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automakers now need to consider the “One World, Two Systems” (One China-centric and one US-centric) as the speed, intensity and sophistication of smart infrastructure being built by China and the US continue to diverge.

This has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design and business models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that are increasingly being equipped with autonomous driving capabilities.

However, in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food, globalization will likely expand. China’s growing middle class means increasing demand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of nutritious food. This demand would have to be met partially with sourcing from abroad.

While the las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have greatly reshaped the world, its fundamental nature is changing in major ways.

In 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 (let’s call it “Globalization 1.0”), the West was the major center of demand and China was the major source of supply for a large range of products.

While this continues in globalization’s next phase (“Globalization 2.0’), China’s rapidly growing middle class and the drive for upgrading business capabilities is making it a center of demand also, in addition to supply.

Hence a “dual circul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upply and demand is emerging, consistent with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ould expand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While these would probably be the key themes going forward, a certain amount of “regionalization” or “loc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s could also take place, besides perhaps a certain degree of “re-shoring” of manufacturing to the US.

So, will any decoupling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e happening?

As long as US sanctions on some of the Chinese tech companies remain, some degree of decoupling would continue to happen.

Data security is increasingly viewed a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As such, the US and China will expect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to comply with their internal regulations, leading to some degree of decoupling.

Also,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between the intensity and sophistic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of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mean some companies shall have to follow different strategies.

However, the world is being driven into a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which both the US and China will play critical roles, collaborating in some cases and competing in some.

As humanity searches for greater interconnectivity, decoupling would not be fully aligned with that trend. In fact, in many aspects there was never really any decoupling and so there is no need for “recoupling.”

In some specific cases, decoupling or partial decoupling did happen and as Tai said, perhaps it is now time for recoupling.

In th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a simplistic notion of decoupling does not make much sense and it will not happen. Going forwar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ould become much more intricate and sophisticated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ill be optimal.

灼见名家 | 谢祖墀:中国汽车行业进入新战国时代

文 | 谢祖墀

2021-9-2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9月2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中国的汽车行业在五年后肯定会变得截然不同。势必会有一些玩家(可能是传统车企或新进入者)在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会变得非常有价值,但另一些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被市场淘汰。

中国的汽车行业在新政策、新技术和需求模式变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同时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业玩家,包括一些传统车企和一些新进入者,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竞争和合作,使得竞争愈来愈激烈,也进而创造了一个大规模、新兴而且日益复杂的竞争格局。

而这种竞争将推动更多创新的发展,以及市场玩家能力的提高,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品质水准。

政策正驱使汽车行业转变

中国政府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宣布取消对新能源汽车和商用车生产制造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并预计于2022年将取消乘用车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此之前,外国整车厂只能通过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经营,且最多只能拥有合资企业50%的股份。

随着政策的开放,许多最初的中外合资企业都进行了重组。例如,大众汽车重组了与江淮汽车集团的合资企业,从而拥有75%的股份;现代汽车通过对四川现代的收购,将其转变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即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商用车企业。此外,宝马已宣布计划将其在与华晨中国汽车的合资公司──华晨宝马中的持股比例从50%增加到75%,而这项交易将于2022年完成,届时中国政府将解除外国车企对合资企业的所有权上限规定。

新竞争格局正在形成

除了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深耕了几十年的传统国有汽车制造商和老牌外企之外,在过去10到20年里,中国市场中出现了一系列「新一代玩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而在此之中,长城、吉利、比亚迪等公司已成为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

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慧网联汽车的兴起,其他新玩家也加入了游戏,包括特斯拉、以蔚来、小鹏、理想为代表的中国「新势力」;以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以阿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以小马智行(Pony.ai),安途(AutoX),文远知行(WeRide)为代表的新晋自动驾驶初创公司,以及最近加入战团的小米。中国汽车市场上的竞争正变得愈来愈激烈,并且表现在远超于以前想像的更多的维度上。

例如,中国智慧手机和物联网领域的领先企业小米已决定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并正在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新模式。小米旗下每月拥有超过一亿活跃用户的,AI语音交互引擎「小爱同学」,可直接应用于其未来的汽车产品,从而将车辆与具有相同AI引擎的所有其他物联网连接起来。而通过招募语音识别和人工智慧领域的国际知名科学家丹尼尔·波维(Daniel Povey)等方式,小米正在积极的提高其在这一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

新的合纵连横正在企业间出现

随着公司在日益加剧的新竞争中不断寻找自己新的能力,因此,许多公司已经建立了与其他企业的新关系和新的合作模式,而这些新关系超越了原有的公司所有权类别简单的划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因此,企业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企业之间新的合作模式也变得多样化并变得更加复杂。互联网巨头之一百度与中国最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商之一吉利汽车共同成立了一家电动汽车合资企业──集度汽车。集度汽车将充分利用百度的人工智慧技术和地图技术、Apollo的自动驾驶技术和吉利的浩瀚智慧进化体验架构。

与此同时,另一家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将与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合作,共同推出一个新的电动车品牌──智己汽车(IM智己)。智己汽车将充分利用阿里巴巴在大数据与人工智慧上的技术优势,与上海汽车在汽车生产上的丰富经验,其首款车型预计将于2021年底下线。

除此之外,宝马与长城汽车也已经成立了一家各持股50%的电动车合资企业。中国三大国有汽车制造商一汽集团、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已经成立了一家名为T3出行的合资企业,致力于提供汽车共用出行服务。

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已经出现

中国汽车行业的结构在政府的政策主导下将继续保持动态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作出警告,中国现在有「太多」电动汽车制造商,政府将鼓励电动汽车的行业整合。根据江苏省政府提交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份报告,2020年全国汽车产能利用率平均仅有53%。

中国的汽车行业在5年后肯定会变得截然不同。势必会有一些玩家(可能是传统车企或新进入者)在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将会变得非常有价值,但另一些则会被边缘化甚至被市场淘汰。最终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公司今天决定做什么。

中国的汽车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群雄正在「逐鹿中原」。正如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一样,不少新的理念(无论是技术、战略、管理方法等)将会因此而催生,百家争鸣,合纵连横。参与者将会有胜有负,留下来的将是一个灿烂的时代。

SCMP | New Model For Business

By Edward Tse

2021-9-16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ith title “Foreign Firms Will Have to Adapt to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on September 16,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On August 17, President Xi Jinping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 key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 major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Major policies are in for a sea of changes.

These range from reforming income distribution to more equal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health care, pensions and housing; to addressing monopolistic behaviour; and to extending boundaries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physical wants to mental fulfilment.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wealth redistribution will be a key focus.

The major obj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recast the socioeconomic pyramid into an oval-shaped structure, with the widest part representing the middle class. With this change, average income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Common prosperity will favour more collective interests,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t will be done at the cost of legitimate individual interests. Companies should continue to pursue profit but will also need to be conscious of the new “red lines” redefining monopolistic behaviour, data security and societal values to provide a more equit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etter basic welfare for employees and the like.

As policies, technology and demands change, all companies need to adapt. The impact of common prosperity on foreign-own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ill range from basic and universal to sophisticated and specific.

At the basic level, it means businesses will need to take better care of their employees, providing more benefits with 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Multinationals will need to assess their contributions as corporate citizens in China.

Their impact on and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n a way, this is akin to what almost 200 American CEOs jointly proclaimed in 2019, stating their intent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ustomers, employees, suppliers and communities as well as shareholder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riving this change in China whereas it was socially conscious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cus of growth will also shift. From the consumer internet and the mega platforms that have generated so much buzz in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the focus is likely to move to areas such as “hard tech”, manufacturing, life sciences, new energy,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dustrial internet, agriculture and others. Services for the burgeoning middle class will expand and be more innovative.

Common prosperity must be viewed as part of other key policy initiatives, including pursuit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policy,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a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and others. Together, they form China’s pursuit of its own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layers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for example, will need to reposition 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global industry structure shaped by geopolitics and policies. Foreign carmakers need to consider “one world, two systems”, one China-centric, the other US-centric, as Chinese cities are building comprehensive smart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directly affect design and business models.

In segments recently opened to foreign investors such as asset management,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might need to correspond with China’s new societal structure. Critically, foreign companies that generate and capture data in China must satisfy both the new data security law and their home country’s requirements.

Smart cities serving the public agenda and business models of a range of industries will need to integrate with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ivate businesses in the affected sectors may no longer be able to defin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parameters by themselves.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the public sector will become necessary.

More new ventures could take the form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new ecosystems of govern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as well as foreign multinationals will come into being. Foreign multinationals will have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ir partnerships in China.

Perennial concerns of multinationals and their lobbyists have been in area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genous innovation, local champions, uneven playing fields and so on. While each issue still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dividually, the new context means that, collectively, these might no longer be the make-or-break issues for multinationals. Rather, the issue is increasingly whether they can leverage China as a platform to become more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Common prosperity is a huge social undertaking and will be a game-changer in many ways. Done right, it will set the foundation for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growth, and that could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t a minimum, companies will need to comply with new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cale, even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 businesses could be redefined. For many sectors and businesses, China’s importanc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not only as a market and a major supply chain hub but also as an epicentre of innovation.

Along the way, China will continue to open up to foreign-owned multinationals. Vice-Premier Hu Chunhua has pledged support for those that operate in China, recognising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underscoring that China looks forward to more investment from them.

Foreign multinational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policy landscape for their businesses in China and, for that matter, the impact of China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灼见名家 | 谢祖墀:共同富裕政策对企业的意义

文 | 谢祖墀

2021-9-1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9月1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9月7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2021年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他在会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相关政策正在发生巨变,从改革收入分配,推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反垄断和强调资本发展的规范性,以及将共同富裕的范围从物质扩展到精神领域。当前的重点可能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来加强民生建设,如初次分配的劳动者保护、再分配政策的社会保障问题、三次分配体系的建设都将继续推进。

共同富裕的新投资机遇

许多人都在讨论共同富裕新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投资领域的影响。中信建投证券发布的「共同富裕系列报告」提出,共同富裕带来的新投资机遇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将更多资源倾斜于贫困地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重点关注互联网硬件软件以及数字经济;

2. 为高端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增长机会,尤其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科技产业;

3.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

4. 增加人民的收入渠道,通过包括三次分配、促进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发展,以及更多长期的财富管理方式,为资本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从而有利于股债和券商、保险等行业;

5. 升级消费水平,促进具备品质改善的消费品,以及文化、传媒、体育、休闲等服务业的增长机会。

显然,这些新政策将会改变许多企业的经营环境,并且要求本地公司和外国公司正确地评估是否需要指定以及如何制订新战略来应对这些变化。

共同富裕的关键目标是将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结构重塑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在这种分配结构中,中产阶级群体占比最多。这也意味着平均收入将会持续增加。人们亦可预见,对于许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人民迎来更好的健康保障和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企业策略必须考虑社会影响力

随着共同富裕的提出,集体利益的重要性亦将会提高,尽管它不一定会超过合法的个人利益。因此,企业在继续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重新划定的「红线」,即防止过度垄断市场行为、违反数据安全法、扭曲某些社会价值观,从而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均衡的发展环境,为员工实现其基本福利等。

追求共同富裕,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就是希望所有企业都能更好地照顾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和更合理的工作时间。为此,汽车制造商吉利已经提出计划向员工发行3.5亿股新股(占总股本的3.56%)。

社会影响力与贡献值将成为对企业来说越发重要的考虑因素。企业和投资者必须更加重视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

企业的增长重心也将转移。虽然消费互联网以及大型平台过去十年在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影响,但中国的发展重点将会转移到「硬科技」、制造业、生命科学、新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业互联网、农业等领域。除此之外,为新兴中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将变得更加普遍,可以预期这些领域在适当的时机会有更多的创新。同时,履行新的数据安全法亦将至关重要。

共建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共同富裕政策与其他关键政策举措事实上是一致的,包括「双循环」经济政策、努力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建设区域性城市群和振兴乡村、启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对「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追求。

因此,许多行业的公司都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例如,跨国制造企业需要决定他们的制造和供应链环节中有多少应转移到中国或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国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供应链的核心地位?例如,半导体行业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和各国政策变化的影响,需要决定如何在新的全球产业结构中进行重新定位。在中国创造和收集数据的外国公司必须要采取满足中国数据安全法的方式,同时亦满足他们本身国家的数据安全要求。

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影响,一些业务的本质将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随着服务于公共领域的智慧城市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展,诸多行业的商业模式将需要与公共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度融合。对某些行业来说,私营企业将不再能够简单地自行确定战略和运营策略。他们将需要与公共部门紧密协调和合作。智能网联车、移动出行、数字健康、智慧能源和现代农业等可能会属于这一类。

我们将看到更多公私合营(PPP)的模式涌现,更多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态系统将被建立。企业必须认真审视他们现有在中国与其合作伙伴的关系和决定需不需要进行重构。

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这亦将在许多方面改变游戏规则。如果做得好,这将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更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奠定基础,并创造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而这将对在中国经营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均产生影响。

至少他们需要遵守新的政策和法规。更有甚者,某些业务的基本属性也将被重新定义。正因如此,企业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而对于那些跨国企业来说,这也可能对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运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今日语录】9月13日

战略第三条路,我称之为「适时的连续跳跃」。中国不少企业,包括西方后来比较成功的企业,亚马逊、谷歌等等,他们并没有按照上述的理论的一或二去做,而是走上了战略的第三条路,即在机会出现与自己能力之间做一个比较与博弈。一开始的时候进入某个行业建设了某一些能力,当新的机会出现,你可能没有足够能力进入新的行业,但你会判断这个机会值不值得跳过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能力。

How Common Prosperity Will Affect China’s Private Sector

By Edward Tse

2021-9-7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Gao Feng Advisory CEO Dr. Edward Tse was published by Caixin Global on September 7.

On August 17, 2021, President Xi Jinping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Central Finance Committee Meeting. He said, “common prosperity is a key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 major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is a clear signal that policies are in for a sea of changes, from reforming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viding more equal opportunities in education, healthcare, pension and housing to addressing monopolistic behaviors and extending boundaries of prosperity from material needs to spiritual satisfaction. The immediate focus might be put on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the so-called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wealth distribution.”

Many have commented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policy, especially for new areas of investment.

A report by China Securities says new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will emerg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1) More resources for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and upgrading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with focus on hardware and softwa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2) Enhanced growth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ing and disruptive small and midsize enterpris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energy and biomedical industries;

3) Better education,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4) Expansion of channels for citizens to earn higher incomes, including “tertiary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romotion of charity foundations, and more long-term wealth management methods. This means additional capital flows into the securities market benefitting brokerages and insurance sectors;

5) Consumption upgrade to enhanc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consumer goods, as well as services such as cultural, medi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The new policy will obviously chang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requiring local and foreign companies to evaluate if and how they should develop new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changes.

The key obj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reshape the societal structure from a pyramid-shaped structure to an oval-shaped one with the widest part representing the middle class. It also means that average income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One can expect continued growth in demand for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leading to better healthcare and an improved lifestyle.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interests will heighten, though it may not outweigh legitimate individual interests. So, while companies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individual interests, they will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e redrawn “red lines” that will define excessive monopolistic market behavior, violation of data security law, distortion of certain societal values, a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ulfillment of basic welfare for employees, and the like.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means that at the most fundamental level, all businesses would be expected to take better care of their employees, with more benefits and more 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To this end, automaker Geely has already proposed a program to offer 350 million new shares (3.56% of total equity) to employees.

Societal impact and contributions will have to b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or companies. “ESG”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ill have to be assigned greater importance by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Focus of growth will also shift. While the consumer internet (and the mega-platforms) has generated much buzz in China over the last decade, focus will likely shift to areas such as “hard tech,” manufacturing, life sciences, new energy,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 industrial internet, agriculture and others. Also, services for the burgeoning middle class will become more prevalent. More innovations can be expected in these areas in due course.

Additionally, the practice of some internet companies using sophisticated algorithms to track individuals ubiquitously will be subject to restraints, at least to ensure it isn’t blatant. Fulfilling the new data security law will be essential going forward.

The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must be viewed as part and parcel of other key policy initiatives including pursuing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policy, targeting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adopting the dual approach of building major regional city clusters while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launching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and others. Together, they form China’s pursuit of its own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vein, companies across many sectors will need to address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For instance,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need to decide how much of their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they should shift into, or out of, China. To what extent should China remain the hub of their supply chains? Industries such a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re being disrupted by changing geopolitics and individual country policies, and need to decide how to re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new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generate and capture data in China must find ways to satisfy China’s data security law while also meeting their home country’s data security requirements.

More profoundly,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 of the businesses will change to some extent. As smart cities which serve the public agenda come up all over China, business models of a range of industries will need to integrate significantly with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these cases, private sector businesse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defin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parameters simply by themselves. Close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ublic sector will become necessary. Sectors such as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mobility-as-a-service, digital health, smart energy and modern agriculture are areas that come to mind.

We will likely see more new ventures take the form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and new ecosystems of govern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will be formed. Companies will have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continued vitality of their partnerships in China.

China’s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a huge social undertaking and this will be a game changer in many ways. When done right, it will mean setting a foundation for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ver time, and creating change that may have major impac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will have implications for all kinds of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China. At the minimum, companies will need to comply with new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t the maximum, even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 businesses will be re-defined. As such, companies need to fundamentally re-think their strategies, and for those who have global presence, this may have severe implications for their operati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o.

灼见名家 | 谢祖墀:大变局时代的企业战略思考

文 | 谢祖墀

2021-9-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9月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文章节选于8月11日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企业研究院第25期蓝海智见直播间讲课内容。

在今天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企业的生存以及未来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们必须具备怎样的战略思考?

从过去几年美国政府给予一些中国企业的遭遇来看,国家安全的问题是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ikTok(抖音的海外版)在美国事件的出现代表数据安全、数据主权的问题对企业来说已经是不可避免。同时,也让很多中国企业意识到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除了需要对当地法规合规之外,他们还需要对地缘政治拥有更深刻的理解。

三大因素驱动中国企业发展

从企业战略层面来看,驱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我归纳了三个主要的因素:政府的政策、科技的发展、需求端的变化。

从政策来讲,「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以及双回圈这两个战略作为发展重点,「中国制造2025」从高科技制造方面不断提高中国的竞争力,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以及要致力达到「共同富裕」。

从科技来讲,在过去十几年间,不少中国创业家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在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大数据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造就了不少创新企业。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科技时代,主要颠覆性的科技包括IoT/物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慧(AI)、区块链等。这亦代表一个新的创新阶段正在来临。

从需求端来讲,因疫情关系,在大健康、远端工作和娱乐、自动化、智慧出行等领域涌现不少新的商业模式。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以后特别是跟公共议程相关的问题都会逐渐透过智慧城市的方式来处理。这亦将会创造不少新的创新,公私合营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将更会普遍。

地缘政治问题突显,全球化2.0时代来临

因国际形势的转变,地缘政治对企业的影响正在变得愈来愈大。

在地缘政治问题突显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将会是怎样?有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将会崩溃或者将会被孤立,全球化时代将会结束;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2.0的时代,中国的角色日益重要。

在全球化1.0时代里,通过全球分工,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供应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需求端。经过30年的发展,全球化将会进入2.0的时代,中国除了仍然作为主要的供应端之外,同时也将是重要的需求端。

全球化2.0的发展跟「双循环经济战略」不谋而合,RCEP签署后,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纽西兰将逐渐成为单一的贸易区,在全球化2.0的发展中,亦将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全球化2.0的时代,一部分区域化和本土化亦将会出现。

在这样的场景下,每个行业所面对的挑战、机遇都不一样,格局的发展亦将有所不同。例如半导体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业,所以它特别适应全球化1.0,全球分工这样的做法。当时,中国在晶片设计、制造方面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去做,反而台积电的代工,欧洲的光刻机,德国、日韩的高端零部件都做得特别好。

不过,以前纯粹的分工现在被地缘政治逐渐打破了。为了不被「卡脖子」,中国正在努力发展高端晶元行业,但同时中国的制造业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一般制造和先进位造会共同存在。

另外一案例是农业和食品。这个行业将会继续全球化。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食物的营养、蛋白质的要求愈来愈多。一方面国内可以提供一部分,但国外也有很优质资源,未来可以通过适当的管道来获取相关产品。

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范式也在改变。以前跨国公司把西方的产品和商业模型简单地从西方移植到中国来,但是他们逐渐发现中国不只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它更是许多创新的来源。中国的很多创新可以影响到西方产品和商业模型的设计。「以中国为核心」变成了很多跨国企业新的发展方式。

尽管世界正在处于一个巨大变局之中,在某些方向中国正在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总体来说,中国在全球发展的角色应该将是愈来愈重要。从某些角度来看,外资、内资的边界将会愈来愈模糊,企业需要拥有全球视野,甚至将自己作为全球的企业来看待。

企业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跳跃,调整边界

长时间以来,西方的主流咨询公司和管理学术界认为企业战略只有两种,一种是多元化,什么都做愈大愈好,先做大再做强。第二种就是以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出发点,以企业能力为主的战略。能力是企业内生发展出来的结果。经历了30多年后,这种思考方式到今天在西方还算是主流思想,特别是美国。在过去十多、20年间,在中国不少人亦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如互联网思维、平台战略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很多战略的问题靠这些简单的思考方式还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甚至不可能解决。很多问题是非连续性的形式出现,包括疫情的发生、政策的变化。企业过去不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在今天往往不得不考虑。大格局正在变化,企业战略的思考需要更为复杂。

战略第三条路,我称之为「适时的连续跳跃」。中国不少企业,包括西方后来比较成功的企业,亚马逊、谷歌等等,他们并没有按照上述的理论的一或二去做,而是走上了战略的第三条路,即在机会出现与自己能力之间做一个比较与博弈。一开始的时候进入某个行业建设了某一些能力,当新的机会出现,你可能没有足够能力进入新的行业,但你会判断这个机会值不值得跳过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能力。

在快速发展的不确定环境中,企业业务的边界是机会和能力的比较与博弈的结果。假如在原有的业务里,有新机会出现,你可以决定不跳,维持着原有的状态;或者你决定跳过去,你的边界就会扩张或调整。

适时、连续跳跃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把业务做到极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状态下,不做到极致是很难成功的。

变局中生存,企业须练好基本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企业应该怎么生存下去?一些基本的工作还是要做的,无论是建立能力、竞争力、创新、相关的转型,把你的组织架构做好或者重组机构,更好的激励与吸引人才等等。但就算你做了这些基本的工作,在面对新的挑战时,往往还是不完全足够的。

在大变局中,企业领导者的视野、胸襟和领导力非常重要。领导人的能力往往是影响企业能否「活下去」的最关键因素。我对这方面的总结有以下几点:

第一,领导者应该要有很强大的忧患意识,同时又有很强的奋斗意识。

第二,同时,他要避免整个企业陷入「负面的集体潜意识」。

第三,企业家需要拥有通过积累知识对未来判断的能力,包括对全球的发展、地缘政治、政策方面等方面的知识。

第四,所有公司都需要有全球的视野。企业必须要有宏观的眼光,同时也要有微观的手段。

Dialogue Review | Why China Works

By Edward Tse

2021-8-24

On August 24,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Dr. Tse was published on Dialogue Review, a leading publication associated with Duke Executive Education, USA.

Few countries demand the attention of global companies’ senior executives quite like China. Its market size, its continued growth and its importance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make it hard to ignore. Its GDP growth of 2.3% in 2020 (as repor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21) indicates a strong post-pandemic recovery – a performance which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growth experienc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2020.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1, China’s GDP grew by a record 18.3% in comparison to the same period the year before.

China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e start of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ies some four decades ago; in fact, its GDP has grown over 200 times across this period. It is set to overtake the US as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Despite this, many people over the years have cast doubts on whether China’s growth is sustainable. Perhaps the most quoted narrative has been that of a 2001 book,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which predicted that China would collapse in the “near future.”

Yet China has delivered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showing any signs of imminent collapse, despite a rather challeng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a pandemic. Why has this been possible? The answer lies in a three-layered syst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has guided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over many years. It’s time for global businesses to truly understand why China works – and to assess how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s may shape its future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s development approach

After a rather tumultuous first three decad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began its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While retaining key aspects of the state planning system, Deng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elements of a market economy to create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ncluded allowing the return of entrepreneurship, which has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commercially applied innova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eering the economy and helping the country to develop at a sustainable pace, but China is no longer just a state economy: the private secto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in today’s digital economy. For instance, the government has allowed two private companies – Tencent and Alibaba – to create and dominate the country’s online payment system. China’s third-party payment transactions have reached ¥280 trillion (about US$44 trillion), of which over 80% are paid through Alipay and Tenpay.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willingness to coordinate with private businesses to put much-needed innovations to work for the country. Collaboration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continue to be essential as the government prepares to launch i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Local government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hey often function as a bridge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ntrepreneurs: they frequently provide funding for businesses, and select strategic positions commensurate with the directions se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ny have built their digital and smart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smart cities’ initiatives drive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intera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mounts to a three-layered model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is three-layered structure, China has a uniqu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compris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POEs). While there are sometimes conflicts between companies from these two sectors, they also co-exist i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with SOEs providing public good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improvement measures. A good exampl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built from practically nothing, in just over a decade. Such achievements are possible because these enterprises do not evaluate mission-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nly on narrow economic viability. Both Chine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including foreign companies, benefit from such infrastructure.

We call this system a ‘three-layered duality’. It is an approach which requires constant juggling of various components to make it work. It is experimental by nature and therefore requires a strong degree of overall orchestration, plus shared vision and values from those who participate. As a result, it has an innate ability to self-adjust over time – as seen 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innovative private sector.

Key achievements

China has developed a strong reputation for innovation. Broad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strands of innovation. One 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This includes programmes such as space missions (including lunar and Mars probes), deep sea exploration, developments in quantum computing and many others. The other strand is tech-enabled innovation in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Prime examples are found in e-commerce, online payment and smart logistics, as well as in the automotive and mobility sectors. Private businesse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is sort of innovation, of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The three-layered interplay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both SOEs and POEs is evident in many fields. For instance, with the US government’s sanctions on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hitting Chinese manufacturers, China has launched a major initiative to develop self-sufficiency in high-end chip suppli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ny local governments, and various SOEs and POEs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ventures aiming at creating breakthroughs.

The Covid-19 response provided another very visible example. During the lockdown of Wuhan city in early 2020, two emergency hospitals were built in as little as ten days. China was able to achieve this because as soon a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decided that the hospitals were necessary, a large number of SOEs – together with POEs and even foreign companies – quickly collaborated. The commitment to a common goal and sharing of a vision were key motivators. To simply equate this with a simplistic ‘authoritarian’ narrative does not assign enough credit to all those who participated.

This is sometimes termed a ‘whole-of-nation approach’ – one that can mobilize resource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against a certain objective and purpose. It is based on a pragmatic balance between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individualism by all involved. It is a balance that has driven the unprecedented intensity and pace of China’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resilience. Small wonder, perhaps, that a recent survey carried out by Canada’s York University found an overwhelming 98% of Chinese citizens indicated that their trust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increased since the pandemic. The notion of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has little chance of materializing any time soon.

Global businesses in China

Global businesses who have operated in China for some time may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 country’s success, although many multinationals are yet to fully grasp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novation. Some, though,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ze what they can learn from China. One large US client told me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instructed the China team to think about how to leverage Chinese knowledge to help business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MW has taken its Munich-based Startup Garage programme to China to gain exposure to innovative new technologies, while Herbert Diess,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Volkswagen, said at the 2021 Davos online summit that China was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with it now being easier for foreign multinationals to invest in China than for Chinese businesses to invest in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As Diess also noted, there is a strong relationship of dependency: “they are depending on the West, we are depending on China”. Indeed,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is becoming ever more important. Its internally driven development approach is moving the country towards a new era of high-quality growth that will be epitomized by more innovation and greater sustainability. However,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complicated – and it doesn’t look like this will get better anytime soon.

Three geopolitical scenarios

In determining their strategic approach to China, global companies must evaluate how the evolution of geopolitics could affect their positions. As a global power,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be critical in the years ahead – but its most important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is likely to remain that with the US.

We believe there are three potential scenarios related to geopolitics and macroeconomics which will affect global businesses, especially US businesses. The first is ‘regionalized isolation’. In this scenario, Chinese companies will be forced out of the US marke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taliating by virtually blocking US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tech industry becomes self-sufficient and there is a widespread economic decoupling, with Chinese consumers becoming increasingly hostile towards US brands, shifting instead to local products.

The second scenario is ‘one world, two systems’. The US and China will remain geopolitical rivals with occasional flare-ups on specific issues, but will find agreement on common interests. Intense competition in high-tech areas will continue, though stakeholders will learn to solve disputes through dialogue. Export controls and other policy measur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the sophistic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ll see China and the US evolve into two distinct tech systems. China will expand market access to foreign firms, but with stringent data and security policies. As intelligence and connectivity become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Chinese society, consumers will gravitate towards brands that can give them the desired digital experiences, tailored to local tastes, regardless of origin.

The third scenario is one of ‘co-opetition’. The US and China remain geopolitical rivals while collaborating in certain area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y both compete and collaborate in high-tech areas. As it grows, China will increase market access for foreign players, while exercising data sovereignty based on recognized principles of global data governance. Again, consumers seek out the brands that can tailor experiences to local tastes, irrespective of origin. In this scenario, companies’ products, services and business model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transcending national borders – perhap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re technology concerns.

We don’t believe a complete decoupling is likely or even possible. The ‘one world, two systems’ scenario will probably manifest under some specific conditions, while the third scenario of ‘co-opetition’ is probably more likely over the medium term – perhaps with more competition initially, moving towards greater collaboration over time.

Engaging with China

Today, a global company’s China strategy is largely dependent on which of these geopolitical and macroeconomic scenarios it expects to pan out. China’s importance to global companies’ finances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ing will become more critical going forward, despite the uncertain US-China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geopolitical context develop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enerate much of its own economic momentum. Its unique and still-evolving three-layered duality development framework – the whole-of-nation approach – will provide it with significant resilience. The country sh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to make major progress.

Making the right bets now on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what to do in China, will define the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of many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 perhaps even their survival.

灼见名家 | 谢祖墀:如何通过整顿科技公司为未来增长铺路

文 | 谢祖墀

2021-8-2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2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8月20日刊登于《南华早报》,此为中译本。

近日,中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措施,引发各界担忧。从叫停蚂蚁金服IPO到整顿课外教培行业,不少人开始怀疑这些举措是否意味着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的突然转变。

监管收紧 因由各异

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企业家频频利用移动互联网创建新的商业模式。在电子商务、「新零售」、移动出行、外卖等领域涌现了不少高价值的公司。

尽管这些对科技公司的监管收紧得很突然,其背后的原因各不相同。蚂蚁集团上市搁浅是因为其商业模式所涉及到的财务杠杆过高,可能引起社会风险;阿里巴巴和美团因坚持商家「二选一」而遭到反垄断处罚;滴滴出行于6月3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因其并未完全遵守中国对数据安全的监管要求,被责令整改;在美团的个案,为送货人员提供基本福利是一项员工福利措施;整顿校外辅导机构则是出于担心愈发高昂的教育成本,将给新三胎政策和小孩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许多这些措施其实在西方国家亦会执行,但中国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和速度是很明显的。正如我之前讲过,中国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思考未来时,中国也在回顾其辉煌的过去。

个人集体平衡 一直不断演变

虽然中国有一套传统思想理念,但同时亦会吸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等外来思想。它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也拥抱市场经济所给的活力。在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时,同时也力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文化既有二元性,又有一统性,指引着中华文明超过1000多年的发展。今天,中国政府在促进集体利益的同时,仍允许个人追求他们适当的经济利益。

持续的实验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大特色,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断演变。在改革初期,中国着力引入更多的资本主义,容许私营企业家进行不同的试验。然而,随着某些形式的极端资本主义的涌现,两者之间的平衡自然需要适当地调整。钟摆开始转向集体利益那方面。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和地缘政治也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诸如跨境数据安全等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曾有的「红线」正在发生变化,而新的「红线」也在不断被划定或出现。

监管行动 早有警告

最近的监管行动并非空穴来风。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警告过校外辅导的负面影响。他说,一些课外辅导机构「增加了家庭负担」、「违背教育规律」、「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此外,他亦表示,教育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在今年7月的中国互联网大会的演讲中,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批评了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他说,他发现了四个主要问题:一、拼命烧钱扩大规模,打败对手取得垄断;二、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设计产品,打擦边球,扩大流量,吸引眼球;三、利用网路平台垄断地位,采取不对等的措施,采集客户、采集老百姓的资讯,甚至侵犯隐私;以及四、互联网杀熟。「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没有产生资源优化配置,在社会总体价值创造上贡献有限,」黄奇帆说。

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自给自足的重要,这是美国政府对高端半导体晶片等核心技术的制裁所造成的。政府还提出了「双回圈」经济政策,力争在重视国际贸易的同时,更加重视国内供需。这有赖于中国快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更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

改善生态 促进创新

展望未来,除了改善整体生态环境外,能多促进创新的「硬科技」,以及能够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将变得更加重要。集体利益将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这就是习近平最近在中央财政委员会的讲话中强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

这些突如其来的剧烈调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相当痛苦的,但它们将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新划定新的「红线」。在新的场景之中,有更多工作要做,这需要大量公司和投资者的加入,其中不少可能透过公私合营进行。

只要选择正确的投资赛道,考虑到新的思路,更多的初创企业和投资者将会从新的焦点中受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的探索仍在继续。

SCMP | How China’s Tech Crackdown Lays Foundation

How China’s Tech Crackdown Lays Foundation For Future Growth

By Edward Tse2021-8-20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 August 20,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Recent regulatory action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tech industry have raised concerns for many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postponement of Ant Group’s IPO to the complete overhaul of regulations governing private tutoring and additional regulations on other market leaders, many are wondering whether these steps constitute a sudden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past decade or so,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been quick to leverage the internet to build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s a result, e-commerce, “new retail”, mobility services, food delivery and the like have created many highly valued companies.

Though the recent tightening of regulations on tech companies has happened abruptly, the reasons vary. Ant Group’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was postponed because of concerns over excessive financial leverage, which implied potential major risks to society. Alibaba and Meituanwere penalised for insisting merchants choose only one platform. Didi Chuxing list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on June 30, but did not fully comply with China’s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n data security and is now being told to do so.

For Meituan, the mandate to pay basic benefits to its delivery people is a workers’ welfare measure. And regulations on private tutoring were tightened amid concerns about the increasingly exorbitant cost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which could hamper the new, relaxed childbirth policy.

When viewed in the proper context, these measures are not really alarming. Even 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and speed in addressing these concerns may well be unique.As I wrote earlier, China is in search of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en thinking of the future, China also considers its rich past.

China is attached to traditional ways and yet is open to imported ideas such as Marxism and capitalism.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but it also embraces the dynamism of a market economy. Focused 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lso advocates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re is an element of duality but also a sense of oneness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shaped Chinese civilisation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romoting collective interests while continuing to allow individual pursuits of financial well-being.

Mass experimentation has been a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era of reform, with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evolving continuously.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the emphasis was on bringing in more capitalism and allow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experiment. As some forms of extreme capitalism began to emerge, this started to upset the delicate balance.

At the same tim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geopolitics have influenced China’s nation-building in significant ways, rendering issues such as cross-border data security important. Thus, the pendulum began to swing towards collective interests. While existing “red lines” applicable to corporate and investors are shifting, new ones are also emerging.

The recent regulatory actions did not come out of nowher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d already warned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overemphasis on out-of-school tutoring in a 2018 speech.

He said some private tutoring institutions had “increased the burden of students and families’ financial burden” and “violated the laws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disrupted the normal order of education”. In addition, he said the education industry “cannot turn into a profit-driven industry”.

In a speech at the China Internet Conference, former Chongqing mayor Huang Qifan criticised the business models of internet platforms. He said he found four major problems: seeking scale and a monopoly position by “burning money”, designing products that take advantage of human weakness, collecting excessive user data and indulging in unfair practices.

“This type of business model does not produc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has a limited contribution to overall value creation in society,” Huang said.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has underscored the priorit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the need for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One of the drivers for this was the US government’s sanctions on core technologies such as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put forward a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policy that calls for greater emphasis on domestic supply and demand that coexists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relies on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demand from China’s fast-growing middle class that desires higher-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Going forward, the “hard tech” that can help the pursuit of innov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growing middle class and lower-income segments of the society, besides bettering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will become more prevalent. Along the way, consideration of collective interests will be a key part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That is the ess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a concept underscored by Xi in his recent speech at the Central Finance Committee.

These sudden and drastic corrections could be painful for some but they will set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growth. In the meantime, the red lines are being repositioned and redefined.

However, there is much more to do and a large range of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will need to join in. Some of these initiatives are likely to take the form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More start-ups and investors will benefit from the new focus as long as they choose the right path for investment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w line of thinking. The search for a Chinese version of modernity continues.

灼见名家 | 谢祖墀: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道路

文 | 谢祖墀

2021-8-11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1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8月1日刊登于《南华早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在当前国际环境为背景下,以中国历史经验为借鉴,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以一种新的范式进行,而这新范式是以创新为主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共同富裕、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有利于维护世界稳定的现代社会。

中国发展向好GDP或赶超美国

近年来,西方主流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们将中国视为对西方进行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严重的挑战。

在一些激烈的言论中,西方往往将这些挑战视为中国怀有恶意地构成对他们来说的生存威胁,自然另一方亦会产生类似的反应,结果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从而可能导致发生真正的冲突。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了解中国的发展目标及其背后潜在驱动力是很重要的。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增长了12.7%,两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5.3%。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亦在持续增长。今天,中国已经步入「小康社会」,而且消除了绝对贫困。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支持率也日益增加。加拿大约克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98%接受调查的中国民众表示他们对政府表示信任。

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到2028年左右,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面对这样的预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会如何应对一个以中国作为领导者的世界?

政府鼓励万众创新国有民营企业并存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于1970 年代末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保留其国有经济主要特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尝试融入市场经济的一些要素,其中包括让民营企业的出现。40多年后民营企业和他们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着计划经济的渊源,中央政府继续引导着中国经济的发展。2014年期间,中国企业家凭借在当时已经积累了十多年推动创新的成功经验,在落实当时中央政府提出的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则在中央政府与企业家们之间扮演着桥梁角色。不少地方政府往往不只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并同时为企业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此外,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并存在。尽管二者在同一个领域竞争时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两者也存在共生的关系。国有企业提供例如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好的案例莫过于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其覆盖范围现在已经是世界之最。国有企业不会根据以狭隘定义的经济效益来评估公司使命和业绩,而是为了更广泛地提高人们生活的便利性与效率。在中国的人和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都从这种模式中受益。

有人称之为「举国体制」,表示可以为特定目的调动全国资源。这需要所有参与者在集体责任和个人目标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当国家在推动集体目标时(例如通过国有企业为公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国家亦允许甚至是鼓励企业家们在遵守国家制定的规则和秩序时获取个人适当的利益。

中华文化包容特点推动中国现代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曾9次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他亦提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象征着中国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的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举国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中国也会回望它丰富的历史文化。在秉承传统理念的同时,中国在对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以及合理程度的资本主义也能包容进来。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但同时接纳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贯彻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理念,但同时亦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对「阴阳」二元思想长久以来的信仰,对外来思想例如佛教的吸收,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多股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加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所提的中华文化中的「一体」感,这种巨大的包容性,自从一千多年前就塑造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这些理念正在推动今天的中国积极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性,同时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中,中国将继续以包容的方式向前发展,在过程中伴随着进行不同方式的试验,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取得进展。

中华民族将继续在科技领域和经济发展中探索和吸收更多的新思想。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的价值观和软实力在世界其他地方将会被更多的了解和接受。

西方决策者和精英们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研究这些现象、历史背景和其对未来的影响。

灼见名家 | 谢祖墀:民办教育法规改革是中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文 | 谢祖墀

2021-8-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8月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7月30日刊登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中国政府最近对民办教育部门的全面改革令许多人感到意外。7月24日,中国政府公布了「双减负」政策,强调了减轻家庭作业负担和课余补习时间。

双减负政策终上台中国教育股市下跌

新法规禁止民办教育机构在课余时间提供核心课程的辅导来获益,同时禁止民办教育机构参与融资甚至上市。

除此之外,因为愈来愈多的儿童被迫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考试进行补习,法规禁止相关机构为6 岁以下儿童开设核心科目的在线或线下课程。

新规公布之后的几天,在美股、A股和港股上市的所有中国民办教育企业股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中国教育行业指数在7月26日下跌高达14%。当天,在港股上市的新东方与思考乐分别下跌40.6%和28.5%,在美股上市的高途和好未来同时下跌了约50%。

采取多项重要措施深远意义值得推敲

对教育行业的改革是中国政府继滴滴事件后的一个重大举措。滴滴出行作为内地领先的汽车出行服务公司最近在纽交所上市,然而却因为涉及数据安全的问题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查。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监管机构出于反垄断的考虑,禁止了国内两家领先游戏公司的并购提议,其中一家是互联网巨头腾讯的子公司。食品外卖应用美团也被要求为公司外卖送货人员缴纳社保。

此前,中国监管机构因为蚂蚁集团商业模式的问题而阻止了蚂蚁集团的上市,同时阿里巴巴、美团和零售商苏宁均因反竞争行为被罚款。

此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放宽户口、消除贫困、放宽生育限制政策,以及进一步开放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条件,特别是开放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准入。

中国监管禁止校外培训的这一举措是减轻学生负担的关键一步,这一举措同时也将降低中国孩子的抚养成本很多。中国夫妻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倾斜与恶化。

这些政策措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外国和本地投资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应该如何解读这些政策变化?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是例外事件还是代表某些更加重要的事情?

多方面全方位发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除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政策以外,中国政府还公布了「十四五」规划,其中科技创新是重点关注的领域。虽然在过去十多年里,科技创新也一直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核心技术的制裁加速了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需要做出重大的决策,中国政府也从这些经验中增强了对自身治理的信心。

这些举措都是中国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性(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习近平主席在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上曾9次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是中国如何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的缩影。在此基础上,「举国体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中国也会回望它丰富的历史文化。中国在秉承传统理念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等外来思想以及合理程度的资本主义也能包容。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但同时拥抱市场经济的活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理念,但同时亦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对「阴阳」二元思想长久以来的信仰,对外来思想例如佛教的吸收,与儒家、道家和墨家等多股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华文化中的「一体」感,这种包容性,自从1000多年前就塑造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中,中国将继续以包容的方式向前发展,在过程中伴随着进行各式各样的试验,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实现增长。

在改善中国人民福祉和促进全世界福祉方面,中国的角色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领导人在重要议题上采取了果断的举措。

政府促进集体利益奠定未来增长基础

在这次民办教育事件中,当然受影响的公司的投资者不会喜欢这些政策举措,但作为受益者的中国民众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在寻求其所设想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正努力促进集体利益,同时允许个人继续追求经济富足。换句话说,这是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它的核心是一种以降低人民生活成本为目的的体制化举措,其中包括降低生育、抚养子女、教育和住房等在内的费用。

这些措施将为未来的增长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机遇将来自硬科技、制造业、生命科学、新能源、可持续性、农业等领域。

这些领域将涌现大量的初创企业,许多投资者将从中受益,选择正确的投资赛道将是成功的关键。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短期的动荡将重新定义长期增长的基础。

随着中国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其他国家也将愈来愈多地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同时人们也需要加深对中国做法的理解,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全世界。

CGTN | China’s Overhaul of Regulations

China’s Overhaul of Regulations in Private Education Part of Strategy

By Edward Tse

2021-7-30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Dr. Tse was published by CGTN on July 30, 2021.

Editor’s note: Edward Tse is the founder and CEO of 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 a glob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with roots in China. The article reflects the author’s opinions and not necessarily the views of CGTN.

The recent overhaul of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me as a surprise to many.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nounced on July 24, the burden of homework and after-school excessive study hours is to be reduced.

The new regulations prohibit private education firms from offering for-profit tutoring in core school subjects on recess time. Private education firms are also not allowed to raise capital and get listed.

Online or in-person classes in core subjects to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six is also prohibited because children are increasingly pushed to start cramming for exams at a very young age.

After announcement of the new regulations, share prices of all Chinese private education companies fell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listed in the U.S.,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ina’s education industry sub-index dropped as much as 14 percent on July 26. Hong Kong-listed education companies, including New Orient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Scholar Education Group fell by 40.6 percent and 28.5 percent respectively, along with the U.S.-listed companies Gaotu Techedu and TAL Education Group, both of which plunged by about 50 perce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new regulations for the education sector came soon after Chinese regulators took major actions scrutinizing Didi Chuxing, the leading ride hailing company which had recently listed in New York City for data security issues.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regulators banned the proposed merger between two leading games companies, one of which is owned by internet giant Tencent, because of anti-monopoly concerns. Food delivery app Meituan has been asked to pay the required benefits to its delivery people.

Earlier, Chinese regulators also put a stop to Ant Group’s IPO due to concerns on its business model, while Alibaba, Meituan and retailer Suning were all fined for anti-competition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number of other steps along the way. These cover areas such as relaxation of the hukou system (a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eradication of poverty, easing of child birth restriction policy, and increasing access for foreign compan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especially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The overhaul of the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is believed to be a key step towards reducing the workload for students and also a way to reduce the cost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China.

One key reason why Chinese couples are reluctant to have more children is the exorbitant cost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This in tur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kew of China’s demographic profile over time.

So what do these policy measures really mean? And how should investors, both foreign and local, and other observers interpret these policy adjustments? Is this series of policy changes an outlier event or does it indicate something more significant?

On top of these significant policy measur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announced its 14th Five-Year Plan in whi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area of focus. Whi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en at the core of China’s development for the last decade and more, the need for it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U.S. government’s sanctions on transfer of core technology to China.

On top,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pandemic outbreak required China to take decisive decisions in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China’s experience henceforth has increased the confidence in its own governance.

These are being undertaken while China searches for its own brand of modernity. In the centenary speech on July 1,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ntioned nine times that ” … put conscious effort into learning from history,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This epitomizes how China is searching for its own brand of modernity for which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is deployed.

When thinking of the future, China often reflects at its rich past. In parallel to respecting and following traditional ways, China is open to imported ideas like Marxism as well as a reasonable degree of capitalism.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but also embraces the dynamism of a market economy. Focusing 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leader also advocate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The absorption of foreign thoughts into multiple stra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such as Buddhism, Confucianism, the long held belief of “yin and yang” into taoism, combined with the “oneness” in Chinese culture, has shaped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modern China has somehow created an approach that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encountered in the search for its own brand of modernity.

This context reassures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navigate its way forward in an inclusive manner and grow sociall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frequently experimenting with its unique approaches.

In the context of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 and playing a larger role in advancing overall well-being to the entire world, China’s leaders take decisive actions on issues that matter.

While investors of the affected companies may not like these moves, the general public in China, as the beneficiary, are in general supportive. In the search for its envisioned modern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promote collective interests while continuing to allow individual’s pursuit of financial well-being. The Chinese is calling this a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is heart of it is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reduction of costs of living for the country’s people, including those of giving birth, nurturing children, education and housing.

These corrective measures are expected to put future growth on a sound footing. Going forward, opportunities will come from areas such as hard tech, manufacturing, life sciences, new energ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griculture and the like.

Moreover, a large number of start-ups will emerge in these areas and many investors will benefit. But going forward, picking the right lane to invest will be the key. From the investment standpoint, this short-term turbulence redefines the foundation for longer term growth.

As China continues to search for its own brand of 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increasingly get to know of the impact of what China does. People need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China’s approach is, and how it works for the world.

SCMP | Understanding China’s Goals

By Edward Tse

2021-8-1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ith title “What the West Needs to Know About Where Modern China is Headed” on August 1,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a is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stat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radigm shift of reform and opening is now spearheaded by innovation, while historical Chinese experience is appli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global environment.

In rejuven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goal is to become a modern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capable of defen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helping to ensure global stabi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prevailing Western view of China has undergone a fundamental shift. China is increasingly seen as a challenge to what the West terms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heat of rhetoric,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cast as an existential threat posed by China with malign intent, which calls for an equally hostile response. This scenario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leading to possible real conflict. To manage the rivalry,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to understand the goals of China and their underlying drivers.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ew 12.7 per c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and average GDP growth for the past two years was 5.3 per cent, despite the pandemic.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ntinue to increase and it is now a “moderately affluent society”, having eradicated extreme poverty.

In parallel, the Chinese people’s support for their government is very high. An overwhelming 98 per cent of Chinese citizens say they trus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by York University of Canada.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Japan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China’s economy will exceed that of the US by around 2028. How would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est) deal with a world in which China is the leading economic pow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der Deng Xiaoping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While retaining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state planning system, Deng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elements of a market economy, including bringing back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is now a key component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 is no longer just a state economy: the private sector too has become very significa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steer the economy and maintain a sustainable pace of development. Building on more than a decade of innovation, Chinese entrepreneur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bringing to frui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2014 policy on encourag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Local governments often act as bridg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ntrepreneurs. Leading local governments frequently provide funding for businesses and follow strategies that support directives se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ddition, in China’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coexist and have a rather symbiotic relationship, despite occasional conflict.

This is because SOEs provide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like infrastructure, the best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that is now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SOEs do not evalu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nly for economic viability but also for enhancement of public utilities. Chine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as well as foreign companies, benefit from this approach.

Some call this a “whole-of-nation approach”, which allows the mobilisation of resourc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pragmatic balance is maintained between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individual objectives. While the state drives the sense of collective purpose through SOEs, entrepreneurs are allowed and in fact encouraged to succeed against a certain state-driven rules-based order.

In a speech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n July 1, President Xi Jinping mentioned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from history to create a bright future”. He also said: “We must continue to adapt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epitomises how China is searching for its own brand of modernity, while keeping the “whole-of-nation approach”.

When thinking of the future, China surveys its rich past also. China is attached to traditional ways, yet open to imported ideas such as Marxism and, to a reasonable degree, capitalism.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but also embraces the dynamism of a market economy.

Focused 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lso advocates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re is a concept of duality (yin and yang) but also a sense of oneness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s not only absorbed foreign schools of thought like Buddhism, but also merged multiple strands of Chinese thinking such as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Mohism rather seamlessly; this has shaped Chinese civilisation for more a thousand year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Wang Gungwu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us, modern China will be able to search for its own brand of modernity, while addressing the many dimensions of this quest.

This context ensures that China can continue to navigate the future in an inclusive manner and grow sociall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with various types of experiments along the way.

The Chinese will continue to discover and adopt more novel idea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se changes, China’s value system and soft power will also gain increasing recognition.

Western policymakers and elites need to study these phenomena,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future implications in their own interest.

长江商学院 | 谢祖墀:大变局时代的企业生存战略专访

文 | 谢祖墀
受访于2021年7月15日

全球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是政治、社会或商业都处在变革的影响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中国企业家和企业,无论是外企还是国企,包括民营企业,甚至于不少地方政府负责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看法与困惑。本次,高风咨询创始人兼CEO谢祖墀博士受邀参加长江商学院线上专访,与大家共同探讨一系列的议题。

谢博士: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各位在线上讨论,在大变局的时代,作为企业应该怎么去思考战略等诸多问题。现在是百年未见的大变局,无论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包括在商业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充满不确定性。我想综合我个人最近的一些观察,在咨询工作里面跟其他客户合作的时候自己想到的一些想法,以及我去年跟我另外一个很好的合伙人黄昱,出版的一本新书《竞争新边界》里所主要探讨的问题——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企业业务的边界,应该怎么去调整,或者怎么思考边界的问题——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问:首先想请教您认为有哪些因素构成不确定性?

谢博士:应该说好多问题都涉及这个议题。最普遍大家考虑的会关心的问题是地缘政治,没有一个行业可以说我是不会被地缘政治所影响。我几十年前开始做咨询的时候,基本上地缘政治是除了某一些行业,例如能源石油之类的之外 ,不会怎么参与到商业战略里面的考虑点。但今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能避免的问题。

当然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很多包括一些全球的问题,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不确定性的一些主要因素。再比如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特别是从特朗普当政时期。虽然后来有些问题也有采取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最近美国众议院的通过了《创新与竞争法》,在某个程度是针对中国的。然后还有大连海产事件、新疆棉等事件等。

问:从上述提到的这些事件中,您认为我们可以取得什么启示?

谢博士:第一,除了之前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行业里面的企业,大部分的企业,包括互联网企业,其实对于所谓国家安全问题,都不怎么考虑到位。事实上,国家安全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它是悬在我们或者企业的头上面的,是你喜不喜欢都存在的。

第二,在现在这个数据、科技发展越来越蓬勃的时代,其实好多企业已经意识到数据的主权或者数据的安全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分割他们,特别是现在地缘政治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现在都是在收集数据的,只不过是多还是少而已。那么收集了这个数据之后,怎么去处理数据安全、数据主权,特别是跨国境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值得思考。

第三,就是我们看TikTok事件,即字节跳动一早就已经创造的另外一个品牌,在国内我们称为抖音。那么在国外,他需要做配套,就是说透过建立一个国际的品牌,可以解决海外的一些问题,去符合国外的规定。但是TikTok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其实往往合规是不够的。很多制裁或者是对付企业的原因,不是合不合规的问题,而是说是来自于其他的因素,特别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已经牵涉到好像各行各业里面,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企业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具备全球的视野。

问:在这样大变局之中,您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如何演变的?而中美关系又是如何随之发展的?

谢博士:其实我们是站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大家也知道全球化是大约在30年前开始的,我就把它称之为全球化1.0的开始。这个时期其实就很简单,是全球进行分工。当时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让西方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好,我们把不想做的事情交给你们,制造业跑到中国去,IT就到印度去,你们比较便宜,我们去做我们高端的事情。我们的工资相对会高一点,你们会低一点,给你们赚一点钱就好了。”这是简单来讲全球1.0 就是它背后的分工,一直持续到现在。

经历过这几十年的发展,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不单只是一个产品输出国,同时也成为重要的需求端。这也就是说大家看得到全球化2.0的出现,它不是人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因为经历过几十年之后,中国的消费者能力已经大幅提高,已经完完全全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供需闭环,同时还有足够的能力跟国外进行相关的贸易。

而过去的全球化1.0中,美国既是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在迈向全球化2.0的过程之中,客观变化的发生将赋予中美各方改变彼此关系的机遇。

问:您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会出现怎样的可能的场景?

谢博士:在驱动全球大变局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政策因素,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第二是科技的发展;第三是需求端需求模式的改变。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未来可能有三个场景:“区域隔离”、“ 竞争与合作”和“一个世界,两个系统”。美国和中国仍然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偶发冲突;中国加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及两国各自施行严格的数据主权和治理规则。

正如之前所提,过去几十年,除了某些特殊的行业,地缘政治并不会主动的纳入商业战略的规划中。现如今,地缘政治则深入地影响每个行业。它为企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些红线,成为企业战略思考当中的约束因素,并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

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企业家需要考虑,哪些情况之下,企业的经营战略可以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哪些情况之下,企业家必须相应的调整战略。

问:除了中国企业,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谢博士:跨国企业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们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把中国看待成为一个市场,或者只是来这里赚钱而已。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中国变成一种学习的地方,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可能很多人会很惊讶,因为我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普遍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眼光。但是,现在的确更多是跨国企业来中国学习经验,然后还有不少的企业在思考如何能够把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带到世界的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以前,基本上跨国公司来中国就是把他们在西方的一些商业模式复制粘贴到中国,但是这种老的方式慢慢地被颠覆。逐渐的,对很多跨国公司来讲,中国已经作为他们创新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候,其实我们面临的是整个全球的发展,而中国在全球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问:上述的变化对于企业战略层面意味着什么?

谢博士:在复杂的环境变化中,对于战略方面的思考也会有一些基本的改变。第一,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称之为非连续性的,它有种“断层”的发展;第二所有问题都是多维的变化的;第三就是好多问题都是全球化的。 而且很多因素,类似地缘政治,也会变成战略思考的一些约束因素。

其实有一个思考的框架将有助于大家更好地分析和思考。去年10月份,我和黄昱出版了新书——《竞争新边界》,主要就是探讨企业如何定义边界的问题、企业的能力核心竞争力等等。

除此之外,我觉得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叫做《Competing on the Edge》(《边缘上竞争》),这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肖纳·布朗(Shona Brown)和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合作撰写的。在这本书问世之前,企业战略理论都是以静态为主的,而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全新的战略管理理论。它主要说明了企业所处的环境在有序(Structure)和混沌(Chaos)之间徘徊,战略最基本的真谛就是在有序和混沌之间不断的动态平衡。她们在书内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她们认为未来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是高速变化和不可预测性,因此,战略管理最重要的是对变革的管理。

问:是否能帮助我们深入浅出地理解一下您在书中提及的“战略的第三条路”?

谢博士:几十年前,西方理论认为企业的战略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集团式多元化,由做大到做强。第二条路是通过核心竞争力,聚焦做企业最有优势的事,因此企业只在自我定义的约束边界里面进行竞争。

现今,地缘政治带来的红线与约束,以及全球化2.0的出现,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当中成功的企业更倾向于第三条路:发现机会后立刻抓住机会,在跳跃至新业务的过程中弥补完善自己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在多元化和聚焦核心竞争力的边界之外,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当有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即便企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新的领域里充分地竞争,但是当机会出现了,企业首先要选择先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再弥补原来能力上的差距。

“适时、连续跳跃”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将业务做得极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状态下,不专注、不做到极致是很难成功的。需要强调的是,“战略第二条路”中的核心竞争力概念,大部分人对它的演绎是“边界的固定”,而不是“专注”的意思。

对企业业务的边界是否固定划分是其与“战略第三条路”最大的区别,但无论企业选择走上哪一条战略道路,在竞争面前,企业要成功,必须要做到专注和极致才行。

阿里巴巴与华为作为两个典型的案例,证明对企业来讲,边界是可以延伸的、动态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当企业成功跳跃了,边界就扩大了,如果没有成功跳跃,边界不仅没有扩大,甚至可能会收缩,会减小。

企业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是在机会与能力之间博弈出来的结果,即边界=机会vs能力。而地缘政治或其它因素,往往是人为地将本来可以自然发展的边界缩小,或者把它引导到另外个方向上去。

问:在大变局的时代里面,从企业战略来讲,企业究竟该怎么思考,战略该怎么走下去?

谢博士:总的来说,组织架构、创新能力、人才建设等企业的基本面依旧是立足之本。其次,在此之上,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和进取心态,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宏观的战略思维以及微观的落地能力,建立更好地对未来预判的能力。领导者的领导力亦要不断提升,引导企业比以往更加具备全球视野。

希望借助我的一些理解,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思考,在这样的大变局里面,企业的战略该如何走下去。

灼见名家 | 谢祖墀:解码中国创新文化

文 | 谢祖墀

2021-7-1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7月1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6月30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如今,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已逐渐被世界所认可,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明白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人认为,因为中国执行的是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因此从本质上而言,在这种体制之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创新的。这些质疑的人一直认为创新只可能在所谓「自由」的公司体制中,和政府参与或干预度极低的情况中才能蓬勃发展。

互联网为中国经济添砖加瓦

中国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政府驱动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在包括太空任务、深海探测、量子计算等多项创新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科技驱动的商业创新,例如:电子商务、社交商务、新零售、大健康、金融科技、自动化和机器人工程、智慧物流、智能驾驶以及移动出行等。而私营企业在商业创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也通常与地方政府协同合作。

中国的创新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自改革时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尝试引入市场经济,并放手让企业家探索寻找自己的财富。随着几代创业者的先后涌现,中国的创业浪潮在20世纪末被推向第一次的高点,此时的中国企业家接受了无线互联网,并利用它进行商业创新。通过兼备创新和便利的互联网新技术,在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关键痛点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新兴需求。

以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大疆、小米、字节跳动、京东和拼多多等大型科技企业为首的诸多中国企业,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而如平安保险、吉利汽车、比亚迪等一些较为传统的企业也已经成功转型为创新科技企业。据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显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的数量在近年来呈现指数型增长,而中国以227家独角兽公司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拥有233家独角兽的美国。

民营企业推动商业创新原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刚刚渡过首个颇为激荡的30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在保留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主要特征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开始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其中包括民营企业家的回归。

民营企业家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商业性创新最重要的原动力。中国不单单只是国有经济,私营企业也成为其经济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继续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国家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凭借在创新实践方面积累了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中国企业家在推动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成功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准许两家私营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创建并主导中国的在线支付系统,这表明中央政府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协同私营企业共同提供目前所亟需的创新成果为国家服务。如今,中国第三方支付交易金额已达280万亿元(约44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的交易金额来自阿里支付和微信支付平台。中央政府目前也正计划推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而且考虑到目前私营企业在线上支付业务上的主导地位,双方仍会继续开展合作。

而地方政府亦十分关键,他们是中央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地方政府时常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援,并做好符合中央政府方针的战略定位。例如许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数位化、智慧化的基础设施,以回应中央政府发起的智慧城市倡议。

国企民企 互惠共生

除了这种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组成的三层结构之外,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两者又相互依存、互惠共生。

国有企业通过提供如基础设施、环保设施等公共物品,来履行其对人民的部分社会责任。以中国铁路为例,国有企业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高速铁路网,从零开始发展到如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系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不仅仅以狭义的经济效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如今,人民百姓和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都受益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

「二元三层」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需要进行不断重组和调整才能奏效。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带着尝试性质的,但其体制和所有相关参与人员都具有很强的整体协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二元三层」模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

相较早期创业家,现在的中国创业家普遍更为年轻。他们中有许多只有30多岁,有的甚至年纪更小。这些企业家遍布于中国的各行各业,也包括上文提到的诸多领域,但他们大部分的共同点都是将科技作为创新的根源。

中美新冷战 科技必须自给自足

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5G、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颠覆性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并在世界领先的数位经济体中获得认可,中国正在迈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中国致力于实现科技自给自足,尤其在受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核心技术、产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制裁的影响下,更将进一步实现科技创新。

自从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中国制造商的高端半导体晶元供应实施制裁以来,中国已启动高端晶元自给自足的重大计划。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多个地方政府以及各个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参与到了各种旨在取得创新突破的投资活动中。

去年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封城期间,中国仅在短短7到10天的时间内建成了两家新冠肺炎的方舱医院。而中国之所以效率能如此之高,是因为当中央和地方政府决定这些医院是必需的时候,大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会迅速回应,共赴建设。秉承同一个目标和愿景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动力。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奇迹般的壮举仅仅归功于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威权主义」,对那些日夜兼程赶造医院的人和企业来说未免不够尊重和有失公允。

创新已融入中华文化

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为「举国体制」 ,可以针对一定的目标和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这种体制是基于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责任感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务实平衡感而建立的。虽然国家强调集体的目标感和责任感,并通过国有企业为人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但企业家源于自身想法而在不违背国家引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下所获得的成功是获允许和鼓励的。

有些人将这种体制归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一种集体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广泛而多样(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的思想谱系,在后来与来自佛教输入思想相互融合后的中华文明中。这种思想与现代中国的目标和治理体系相互结合,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追求的包容性文化。

这无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充满强度、速度和弹性的创新与发展。创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布力观点 | 华为走上了战略的第三条路

文 | 谢祖墀

2021-7-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发表于《亚布力观点》(2021年7月刊)上的文章。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应变?在新格局下所衍生的战略第三条路,会给企业家带来参考。

最近华为公司推出了鸿蒙操作系统,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系统的面世,意味着华为将不再依赖于安卓系统。此前在华为内部会议上,创始人任正非就特别强调华为需重视软件开发,因为在该领域有较为稳定的基础,未来的发展方可不受美国限制,华为才能有较大独立自主权,可以” 扎到根、捅破天”。

任正非认为华为要有自己的商业主张和技术主张,利用全球先进的科技力量,在根技术上扩大投资,以开源、开放应对美国的“闭关锁国”,从而巩固中国市场,使得欧洲市场也有了希望。“当华为占领欧洲、亚太和非州后,如果美国标准不与华为融合,华为去不了美国,美国也进不了华为的地盘。”

华为的这一步战略部署代表着什么?

上世纪90 年代初期,中国的企业管理界还是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企业家们对管理理念和思想还不是非常了解。当时中国企业家普遍有一个疑问:他们的企业究竟应该多元化还是聚焦?当时的咨询公司都是国外来的,他们一直给中国企业灌输一种简单、二元的理念——战略不是多元化就是聚焦,而一般的外来咨询公司都倾向于劝导企业家们聚焦。但在当时,企业家们看到海外许多华人企业,特别是那些家族型企业却是在多元化经营,其中不少企业也非常成功。这样的比较和外来咨询公司的建议,让不少中国企业家甚为失落,不知如何是好。

同时,有一部分企业家们逐渐发现,他们其实还有第三条路。我们称这种战略选项为一种适时、连续的跳跃战略。

当企业创始时,它会选择某种业务,也会建立它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机会和能力的组合。但往往在同时,市场会出现新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往往是以非线性、S 形状的方式出现。面对这些新机会,企业家要做出判断:在企业未具备新业务需要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要不要从现在的业务跳跃到新的机会。许多成功的中国企业都在遵循着“战略第三条路”的原则,进行适时、连续跳跃。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平安、吉利等都就是典型案例。

华为亦是一早踏上了战略的第三条路。华为在发展的初期(1987 年~ 1994 年),从代理香港公司的电信设备,逐渐演变为自主开发产品的集中化战略。从1995 年开始,华为逐渐成为一个能提供全面通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和服务商,占据市场龙头地位。

之后,华为借助电信网络和终端的优势,将其业务延伸至包含手机在内的消费电子领域与消费电子芯片领域,并在十年后深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17 年,华为手机销量过亿,成为国内手机销量第一的厂商。2019 年,华为手机销量超越苹果,成为了世界第二。

随着数字世界来临,华为及时调整企业战略,致力于构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基于云、大数据、AI 等多种技术为基础的平台公司,赋能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能源、智慧出行等多个领域。现在,当传统经济走向算法经济,华为则大力发展软件业务,以期待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上述战略的各种差异,本质在于如何看待机会和能力之间的对比。更具体来说,企业边界是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选择、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2020 年8 月出版的《竞争新边界》一书,由我和黄昱合撰,我们对“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连续跳跃的战略”思考和框架作了详细和具有条理性的介绍。“战略第三条路”在2000 年代初期开始思考,2010 年代初期形成雏形,至2014 年正式提出。

不过,过去几年全球格局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让上述规律受到了人为干预。地缘政治或其他相关因素为企业战略提供了两个新条件:第一是约束因素,地缘政治可以约束新机会出现,或减少甚至替代原有机会;第二是机会的出现可以是被动(非主动)产生,换句话说,机会是可以被迫出来的,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任正非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过:‘伟大的将军们,是在茫茫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点燃,用微光照亮队伍前行。’什么叫战略?就是能力要与目标匹配。我司历经三十几年的战略假设是:‘依托全球化平台,聚焦一切力量,攻击一个‘城墙口’,实施战略突破。’”

任正非说的,背后就是战略第三条路的思考方式:在约束条件下,凭对新发展大局深邃的预判,寻找新的机会,找到后尽快跳跃和重点执行,建立能力(包括通过全球资源平台组建生态系统),进行成功跳跃。

主导战略第三条路的领导者,一方面永远心怀忧患,时时刻刻在想能不能“活下去”,不会有片刻安逸。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找下一个能够或者必须跳越过去的机会。这种能力必须透过深厚的知识、预判能力和全球视野才能有机地产生出来,并能内转化为组织的恒常能力。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应变?在新格局下所衍生的战略第三条路,会给企业家带来参考。

【今日语录】7月8日

需要对「二元三层」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不断地重组和调整,才能使之奏效。这种模式本质上是试验性的,要求相关参与者具有很强的整体协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二元三层」模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

灼见名家 | 谢祖墀:背靠中国创新浪潮,大湾区发展潜力巨大

文 | 谢祖墀

2021-7-7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7月7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中国的创新与创业征程,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长足的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尝试对市场经济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企业家精神得以回归。20世纪末期,几代创业者涌现将中国的创业浪潮推向高潮。

中国企业家开始欣然接受无线互联网,利用互联网进行商业创新,以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关键痛点问题,并应对中国消费者因技术和创新而产生的新的需求模式。

中国企业家精神支撑国家发展

电子商务、社交商务、「新零售」、「大健康」、金融科技、机器人和自动化、汽车和出行等领域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新变革。中国涌现出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大疆、小米、字节跳动、京东、拼多多等国内领先科技企业。平安、吉利、比亚迪、美的等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企业,也成功转型为创新型科技企业。

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显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企业)的数量在近年来呈指数增长趋势,中国现有227家独角兽企业,紧随美国(233家)之后,位列世界第二。

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刚刚渡过首个颇为动荡的30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他开始尝试对市场经济的某些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其中包括企业家的回归,同时保留中国计划经济体系的关键方面。

企业家精神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商业创新应用实践最重要的来源。中国不单单是国有经济,私营企业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继续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国家经济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200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在创新实践方面积累了10多年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国务院2014年颁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成功实施。

地方政府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央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桥梁。主要的地方政府常常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援,选定的战略发展方向也同中央政府的方向相适应。许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数位智慧基础设施,以回应中央政府发起的智慧城市倡议。

二元三层模式成功提振中国企业

除了这种三层结构之外,中国经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虽然有时存在矛盾,但两者又以互惠互利的关系共生。

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环保措施等),履行对人民的社会责任。以中国铁路为例,国有企业仅用十几年时间就成功搭建了中国高速铁路网,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系统。从本质上讲,国有企业不只创造短期的经济收益,也从公共利益长期发展的角度评估这些关键基础设施专案。如今,中国人民以及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受益于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

需要对「二元三层」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不断地重组和调整,才能使之奏效。这种模式本质上是试验性的,要求相关参与者具有很强的整体协同能力,秉承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二元三层」模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能力。

相比较早期企业家,当今中国企业家普遍更为年轻。他们中有许多只有30多岁,有的甚至更小,通常聚集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以及「大北京」地区等。他们也会出现在许多其他地方,其中包括某些二、三线城市。这些企业家投身于各行各业,包括上文提到的领域,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将技术作为创新的基础。

中国正迈进科技创新的时代

随着人工智慧、物联网、5G技术、云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等颠覆性新技术,在中国这个全球领先的数位经济中的同时出现,中国正在迈进科技创新的新时代。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中国九个内地城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组成的大都会区,总人口超过7200万,国内生产总值约1680亿美元。据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近日报道,东莞和佛山已追随深圳和广州的步伐,跻身于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许多龙头创新企业的大本营,其中有许多企业在不久前还只是初创企业。有许多年轻的企业家在资金和孵化方面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援,因此大大提高了创业成功的机率。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壮大,创新的重点领域将包括移动通信、金融科技、互联智慧医疗、智慧生产与物流。特别是近1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规模迅速扩大,科研能力不断提高,且这一势头还将继续保持。大湾区中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亦是如此。

大湾区可释放青年企业家潜能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逐渐深入人心,配套基础设施和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青年企业家释放潜能的平台,其作用日益突显。

除此以外,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集合供应商、设计师、原型工程师、检测实验室、制造商等生机勃勃的多元化生态系统。这些基础保障将有助于加速技术创新的发展。

中国最新「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技术创新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以及私营企业投资者将投入更多资源以推动创新的发展。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也会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创新的发展。有了多年来沉淀坚实基础,也有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激励,再加上整个地区所有管辖区域的整合和协调,我们有理由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稳固其全球创新和创业中心的地位。

参考文献:

胡润研究院(2020年8月4日), 《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

新华网(2021年5月6日), China’s investment in Greater Bay Area to pay off handsomely: expert.

China Daily. (2021, June 7). 15 new Chinese first-tier cities

【今日语录】7月7日

“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为‘举国体制’,可以针对一定的目标和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这种体制是基于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责任感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讲究实际的平衡感而建立的。虽然国家强调集体的目标感和责任感,并通过国有企业为人民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但企业家源于自身想法而在不违背国家引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下所获得的成功是被允许和鼓励的。

有些人将这种体制归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而造成的。在这种文化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担着一种集体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来自广泛而多样(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的思想谱系,在后来与来自佛教输入思想相互融合后的中华文明中。这种思想与现代中国的目标和治理体系相互结合,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追求的包容性文化。

这无疑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充满强度、速度和弹性的创新与发展。创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Quote of Today】July 1st

“Some people call this approach a “Whole Nation Approach” (举国体制) that can mobilize resource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against a certain objective and purpose. It is based on a sense of pragmatic balance between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of individualism on the part of all involved. While the state drives a sense of collective purpose and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OEs, it provides necessary public goods for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based on private initiatives are allowed and in fact encouraged to succeed against a certain state-driven rules-based order.

Some people attribute this to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China where the literate shared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es from a lineage of vast and multiple strands of thought, mostly in the (Han-centric)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later inter-mixed with imported thoughts from Buddhism. This coupled with the purpose and governance system of modern China has somehow created an inclusive culture that addresses both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as well as individual pursuits.

This has no doubt resulted in the massive and unprecedented intensity and pac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silience.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Caixin Global | Deciphering China’s Culture of Innovation

By Edward Tse

2021-06-30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Gao Feng Advisory CEO Dr. Edward Tse was published by Caixin Global on June 30

The world now acknowledges China’s ability to innovate. But many people question why that has happened. For many,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West, China is supposed to be under an alleged authoritarian system and so by nature, it would not be able to sustain innovation or keep it vibrant. These people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paradigm that innovation can only thrive in a free enterprise system led by private initiatives with minimal state involvement or interference.

Broadly speaking there are two strands of innovation in China. One 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This includes programs such as space missions, deep sea exploration, developments in quantum computing and many others. Another strand is tech-enabled innovation in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Prime examples are innovations in e-commerce, social commerce, “new retail”, “big health,” fintech, automation and robotics, smart logistics as well as automobiles and mobility. Private businesse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is sort of innovation, of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China’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have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era. China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the elements of a market economy and has allowed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private initiatives to return since the late 1970s. After several generations of entrepreneurs who have emerged along the way, there has been an upsurge since the end of the 2000s 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begun embracing the wireless internet and have leveraged it for generating business innovations that address both the pain point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emerging consumer demand for new products with new technologies offering innovative features and conveniences.

Several large and successful tech companies such as Tencent Holdings Ltd.,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SZ DJI Technology Co. Ltd., Xiaomi Corp., ByteDance Ltd., JD.com Inc., Pinduoduo Inc. and many others now dot the economic horizon of China. And companies such as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Geely Automobile Holdings Ltd., BYD Co. Ltd., Midea Group Co. Ltd. and the like that started off as “traditional” hav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innovative tech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Hurun Global Unicorn Index 2020, the number of unicorns (unlisted companies with a valuation of more than $1 billion)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over the years and today China has the second-largest number of them in the world — 227, compared with 233 in the U.S.

After the rather tumultuous first three decad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its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While retaining the key features of its state planning system, Deng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some elements of a market economy, including allowing the retur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has now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commercially applied innovations. China is no longer just a state economy, the private sector too has become very signific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policies to steer the economy in the direction that it deems appropriate and help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move at a sustainable pace. Building 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over a decade in driving innovation, since around the mid-2000s,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bringing to fruition the Chinese State Council’s 2014 policy on encouragi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ore specifical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llowed two private companies — Tencent and Alibaba — to create and dominate the country’s online payment system, which shows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re appropriate, would coordinate with private businesses to put much-needed innovations to work for the country. Today, China’s third-party payment transactions have reached 280 trillion yuan (about $44 trillion), over 80% of which are handled by Alipay and WeChat Pa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now preparing to launch i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and here too collaboration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be essential,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dominance of private sector firms in processing of online payments.

Often local government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ntrepreneurs. Leading local governments frequently provide funding for businesses and also select certain strategic positions that a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directions se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ny have built their digital and smart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smart cities initiatives drive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layered structure compris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China is also unique in that it has a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of bo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POEs). While there are sometimes conflicts between companies from these two sectors, they also co-exist, living in a rather symbiotic relationship.

SOEs provide public goods (for example,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measures) as part of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 good example is that SOEs were able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from practically nothing to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in just over a decade, because they do not evaluate these mission-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nly on economic viability. Toda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including foreign companies, benefit from this infrastructure.

This “three-layered duality” approach requires constant juggling of various components to make it work. It is experimental by nature but the all participants have a strong ability for overall orchestration and they share the vision and values, which leads to an innate ability to self-adjust along the way.

Compared with the earlier generations of entrepreneurs,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become younger. Many are in their 30s and some are even younger. They are omnipresent in a range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those mentioned above and many of them share the commonality of leveraging technology as the basis for innovation.

As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5G, cloud technology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re emerging and finding acceptance in the world’s leading digital economies, China is entering into a new tech-enabled innovation era. In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key theme and China is committed to becoming self-sufficient in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in the aftermath of sanctions by the U.S. government on key supplies of core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components.

Since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sanctions on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supplies to select Chinese manufacturers, China has launched a major initiative toward self-sufficiency in high-end chips. In this ca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ny local governments, various SOEs and POEs are involved in a variety of ventures aimed at making breakthroughs.

During the lockdown of the city of Wuhan at the peak of China’s outbreak last year, two emergency hospitals were built in a week to 10 days’ time. China was able to achieve this because as soon a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decided that these hospitals were necessary, a large number of SOEs together with POEs and even foreign companies quickly collaborated to contribute. The commitment to a common goal and sharing of a vision were the key motivators. Attributing this magnificent feat to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will be too simplistic and unfair to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practically overnight building of the hospitals.

Some people call this approach a “Whole Nation Approach” (举国体制) that can mobilize resource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against a certain objective and purpose. It is based on a sense of pragmatic balance between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of individualism on the part of all involved. While the state drives a sense of collective purpose and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OEs, it provides necessary public goods for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based on private initiatives are allowed and in fact encouraged to succeed against a certain state-driven rules-based order.

Some people attribute this to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China where the literate shared a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hat comes from a lineage of vast and multiple strands of thought, mostly in the (Han-centric)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later inter-mixed with imported thoughts from Buddhism. This coupled with the purpose and governance system of modern China has somehow created an inclusive culture that addresses both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as well as individual pursuits.

This has no doubt resulted in the massive and unprecedented intensity and pac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resilience.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anifestation is becoming more profound by the day.

【今日语录】6月30日

在中国内地表现比较出色的企业一般来说拥有较好的战略思维,而这种思维往往是在一段较长时间之内摸索和发展出来的。相对而言,香港的企业比较缺乏类似的战略思维,不少只是依靠半市场、半人为创造的「定位结构优势」或透过「做刁」来赚钱的。

有没有战略思维是主要分别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在过去几十年来此消彼长的最根本原因,而并不是如一些人简单的解释,如「内地市场比较大」、「内地做生意凭关系、走后门」等。

灼见名家 | 重新定义竞争边界:大变局时代的生存战略

文 | 谢祖墀

2021-06-30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6月16日在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所作演讲的摘要,此文于2021年6月30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全球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在政治、社会或商业方面都处在变革的影响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企业家,无论是外企或一些国企,包括民营企业,甚至于不少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看法与困惑。

大变局之下的全球化2.0

首先,中国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更大,承担的责任也更重。全球化2.0之下,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的输出国,同时她也成为自身重要的需求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个供需在中国国内形成了一个循环,同时对国际上的循环也继续存在着。全球化2.0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能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并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足够的能力跟国外进行双方的贸易。

而过去的全球化1.0中,美国既是主导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在迈向全球化2.0的过程之中,客观变化的发生将赋予中美各方改变彼此关系的机遇。

中美关系潜在的三个场景

在驱动全球大变局的因素中,首当其中的是政策因素,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第二是科技的发展;第三是需求端需求模式的改变。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未来可能有三个场景:「区域隔离」、「竞争与合作」和「一个世界,两个系统」。

美国和中国仍然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偶发冲突;中国加大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以及两国各自施行严格的数据主权和治理规则。

过去几十年,除了某些特殊的行业,例如能源、石油外,地缘政治并不会主动的纳入商业战略的规划中。现如今,地缘政治则在深入的影响每个行业。它为企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些红线,成为企业战略思考当中的约束因素,并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

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企业家需要考虑,哪些情况之下,企业的经营战略可以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哪些情况之下,比如地缘政治之下,企业家必须相应的调整战略。

启示:大变局之下,所有企业都应具有全球视野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全球的发展,无论称之为全球2.0还是「一个世界,两个系统」,影响企业发展的力量都是跨国界的,它无处不在,没有企业可以逃避。

后疫情时代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中形成,而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将愈来愈重要。所有企业都是全球企业,都受到同样的驱动因素所影响。我们作为中国企业,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全球视野,要对全球的格局有深刻的理解。

战略的第三条路

几十年前,西方理论认为企业的战略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集团式多元化,由做大到做强。第二条路是通过核心竞争力,聚焦做企业最有优势的事,因此企业只在自我定义的约束边界里面进行竞争。

现今,地缘政治带来的红线与约束,以及全球化2.0的出现,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当中成功的企业更倾向于第三条路:发现机会后立刻抓住机会,在跳跃至新业务的过程中弥补完善自己的能力。

因此,我们说在多元化和聚焦核心竞争力的边界之外,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当有新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即便企业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新的领域里充分地竞争,但是当机会出现了,企业首先要选择先跳过去。跳过去之后,再弥补原来能力上的差距。

「适时、连续跳跃」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将业务做得极致。在今天竞争激烈的状态下,不专注、不做到极致是很难成功的。需要强调的是,「战略第二条路」中的核心竞争力概念,大部分人对它的演绎是「边界的固定」,而不是「专注」的意思。

企业边界的扩大与缩小

对企业业务的边界是否固定划分是其与「战略第三条路」最大的区别,但无论企业选择走上哪一条战略道路,在竞争面前,企业要成功,必须要做到专注和极致才行。

阿里巴巴与华为作为两个典型的案例,证明对企业来讲,边界是可以延伸的、动态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当企业成功跳跃了,边界就扩大了,如果没有成功跳跃,边界不仅没有扩大,甚至可能会收缩,会减小。

企业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是在机会与能力之间博弈出来的结果,即边界=机会vs能力。而地缘政治或其它因素,往往是人为地将本来可以自然发展的边界缩小,或者把它引导到另外个方向上去。

总的来说,组织架构、创新能力、人才建设等企业的基本面依旧是立足之本。在此之上,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和进取心态,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具备宏观的战略思维以及微观的落地能力。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个框架,帮助思考在这样的大变局里面,怎么走上战略的第三条路。

灼见名家 | 华为走上了战略的第三条路

文 | 谢祖墀

2021-06-23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6月23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在中国内地表现比较出色的企业一般来说拥有较好的战略思维,而这种思维往往是在一段较长时间之内摸索和发展出来的。相对而言,香港的企业比较缺乏类似的战略思维,不少只是依靠半市场、半人为创造的「定位结构优势」或透过「做刁」来赚钱的。

有没有战略思维是主要分别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在过去几十年来此消彼长的最根本原因,而并不是如一些人简单的解释,如「内地市场比较大」、「内地做生意凭关系、走后门」等。

企业需技术自主,方可不受制于人

最近华为公司推出了鸿蒙操作系统,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系统的面世,意味着华为将不再依赖于安卓系统。此前在华为内部会议上,创始人任正非就特别强调华为需重视软件开发,因为在该领域有较为稳定的基础,未来的发展方可不受美国限制,华为才能有较大独立自主权,可以「扎到根、捅破天」。

任正非认为华为要有自己的商业主张和技术主张,利用全球先进的科技力量,在根技术上扩大投资,以开源、开放应对美国的「闭关锁国」,从而巩固中国市场,使得欧洲市场也有了希望。「当华为占领欧洲、亚太和非洲后,如果美国标准不与华为融合,华为去不了美国,美国也进不了华为的地盘。」

华为的这一步战略部署代表着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企业管理界还是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企业家们对管理理念和思想还不是非常了解。当时很多中国企业家普遍有一个疑问:究竟他们的企业应该多元化还是聚焦?当时的咨询公司都是国外来的,他们一直给中国企业灌输一种简单二元的理念——战略不是多元化就是聚焦,而一般的外来咨询公司都倾向于劝导企业家们应该聚焦。

但在当时,企业家们看到在海外许多华人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家族型企业却是在多元化经营,而不少也非常成功。这样的比较和外来咨询公司给予他们建议的落差往往让不少中国企业家甚为失落,不知如何是好。

企业面对新机会,需掌握跳跃战略

同时,有一部分企业家们却逐渐发现他们其实在貌似只有两种选择之余是还有第三条路的。我们称这种战略选项为一种适时、连续的跳跃战略。

当企业创始时,它会选择某种业务,也会建立它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机会和能力的组合。但往往在同时,市场会出现新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往往是以非线性、S形状的方式出现。面对这些新的机会,企业家要做出判断:在企业未具备所有新业务需要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要不要从现在的业务跳跃到新的机会。许多成功的中国企业都在遵循着「战略第三条路」的原则进行适时、连续跳跃。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平安、吉利等都就是典型的案例。

之后,华为借助电讯网络和终端的优势,将其业务延伸至包含手机在内的消费电子领域与消费电子芯片领域。并在之后十年的深耕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华为手机销量过亿,成为国内手机销量第一的厂商。2019年,华为手机销量超越苹果,成为了世界第二。

而随着数字世界的来临,华为及时调整企业战略,致力于构建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基于云、大数据、AI等多种技术为基础的平台公司,赋能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能源、智慧出行等多个领域。而现在,当传统经济未来将走向算法经济,华为则大力发展软件业务,以期待获得企业新的竞争优势。

能力与目标匹配,随时掌握机会应变

上述战略的各种道路的差异本质在于如何看待机会和能力之间的对比。更具体来说,企业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的选择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战略第三条路」的思考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酝酿,2010年代初期形成雏形,至2014年正式提出。在2020年8月出版的由我和黄昱合撰的《竞争新边界》的一书中,我们对「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连续跳跃的战略思考」和框架作了详细和条理性的介绍。

不过,过去几年在全球格局中的巨大变化,特别在地缘政治方面,让上述规律受到了人为的干预。地缘政治或其他相关因素为企业战略提供了两个新条件。第一是约束因素,地缘政治可以约束新的机会的出现或把原有的机会减少甚至取替。第二是机会的出现可以是被动(非主动)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机会是可以被迫出来的。华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任正非说得好,「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过:『伟大的将军们,是在茫茫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点燃,用微光照亮队伍前行。』什么叫战略?就是能力要与目标匹配。我司历经三十几年的战略假设是:『依托全球化平台,聚焦一切力量,攻击一个「城墙口」』,实施战略突破。」可以说,他所说背后代表就是战略第三条路的思考方式:在约束条件下,凭对新发展大局深邃的预判,寻找新的机会,找到后尽快跳跃和重点执行,建立能力(包括通过全球资源平台的组建和生态系统),进行成功跳跃。

主导战略第三条路的领导者,一方面永远都心怀忧患,无时无刻都在想能不能「活下去」,不会片刻安逸下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找下一个能或被迫必须要跳越过去的机会。这种能力必须透过深厚的知识、预判能力和全球视野才能有机地产生出来并能于组织内转化为组织的恒常能力。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应变?在新格局下所衍生的战略第三条路会给予企业家们参考的作用。

【今日语录】6月22日

“从华为作为一家公司和任正非作为一领导人来看,在新时代格局中所需要的领导者并非如某些人所推崇的《君主论》中的马基雅维利,亦非另一些人所讲的温文儒雅的“好人”, 每件事都以“利他”为依归。

主导战略第三条路的领导者,不应有害人之心,但亦不可不怀防人之意。他一方面永远都心怀忧患,无时无刻都在想能不能“活下去”,不会片刻安逸下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找下一个能或被逼必须要跳越过去的机会。这种能力必须透过深厚的知识、预判能力和全球视野才能有机地产生出来并能于组织内转化为组织的恒常能力。”

灼见名家 | 中国半导体产业正处于转折点

文 | 谢祖墀、陆宇俊、胡瑞淇

2021-06-16

本文由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和高风咨询团队联合撰写。此文于6月16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6月10日刊登于中国日报网站,此为中译本。

近期,关于全球半导体芯片(晶片)短缺的消息不绝于耳。一些专家认为这会是一场危机,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占据了全球供应量的50%,但是中国高端芯片的产量却是有限的。

全球芯片严重短缺 打乱全球产业供应

美国对中国技术出口的制裁,以及受疫情影响的供应链中断造成了芯片的严重短缺。因此全球的企业和消费者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芯片供应问题。

第一个临界点出现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始对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主要制造商的芯片出口实施制裁,导致全球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瘫痪。

多年以来,因为遵循着全球化规则,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经济体的自然劳动分工,中国的高端芯片严重依赖进口。由于高端半导体芯片固有的高风险,以及产业前期需要巨额的投资,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将价值链的关键部分集中在特定地区的少数参与者手中的分工是有道理的。

然而,美国对中国芯片供应的制裁打乱了这些基本规则。中国意识到实现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将是未来的关键。

中国迈向半导体自给自足的举动,给现有的全球玩家的未来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领先的计算机芯片光刻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的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Peter Wennink)在向新闻媒体《政客》(Politico)表示,欧洲不应该像美国那样限制对中国的出口。除了出口外,外国企业还需要融入中国的生态系统,并在当地开展业务。

中国希冀发展半导体关键技术领域

作为全球最大的购买芯片的国家,中国在推动芯片领域自给自足的同时,亦推动着该领域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2021年至2025年期间,国家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重点发展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

据「中国制造2025」产业规划,截至2025 年中国使用的半导体将有70%在中国本土进行生产。中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去年宣布在激光光刻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有望带动国内先进光刻机的生产。然而,先进光刻机的本土生产仍处于早期阶段,距离商业化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去年5月,中芯国际开始为华为量产麒麟710A 芯片,现在华为与台积电以外的一家代工厂合作制造其硬件。同年10月,中芯国际表示将很快为中国市场生产7纳米晶圆。此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ETC)开发了一系列自主研发的离子注入机,可用于生产28 纳米晶圆,该纳米晶圆是产业链中关键的零部件。

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举措正在重塑该产业的全球动态。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主要供应商的报告显示,其收入下降且正在游说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制裁。业内专家预计,在未来3至5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场份额将下降10%左右,其收入亦将下降20%以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讨论如何解决知识产权、贸易政策和加密等问题。

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中国扮演重大关键角色

中国企业的崛起以及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政府的行动将使该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半导体产业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亦随之发生改变。

不同类型的玩家在不断演变的价值链中争夺一席之地。无论是在位者还是颠覆者,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土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寻求竞争、创新和合作。

台积电的最新投资或许能帮助巩固其在全球的地位。今年4月,台积电斥资28.7亿美元扩建南京工厂,并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兴建一座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覆盖全球两大市场。

欧盟亦外包了许多设计和制造能力,且正为来到欧洲的芯片新工厂提供补贴。业界现在正朝着更为先进的5纳米、3纳米和2纳米芯片发展。

摩尔定律关于密集集成电路中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左右翻一倍的假设似乎已经到了极限,半导体产业的创新可能也已临近瓶颈。半导体核心技术有可能会产生颠覆,这将导致该产业的重大格局变化。

如今,企业正面临着一个不断发展的战略新格局。他们需要重新设想未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而中国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大和关键的角色。

China Daily | Natio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t a Turning Point

By Edward Tse, Alexander Loke and Rachel Hu

2021-06-10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Gao Feng CEO Dr. Tse was published by China Daily on June 10. It was co-authored by Associate Alexander Loke and Senior Consultant Rachel Hu.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much news about the global shortage of semiconductor chips. Some pundits have called it a crisis because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of semiconductors, taking up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global supply, and yet its production of high-end chips is limited.

United States sanctions on technology exports to China, as well as pandemic-related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have caused a severe chip shortage.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facing growing supply concerns.

The first tipping point arose when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egan imposing sanctions on chip exports to key Chinese manufacturers such as Huawei, causing a plethora of disruptions in the entir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orldwide.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relied heavily on imports of high-end chips as it followed the rules of globalization and a natural division of labor across differe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involve significant inherent risks, and the industry requires huge upfront investment. Therefore, a division of labor across the world with key parts of the value chain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players in specific geographies makes sense.

However, the US sanctions on chips supplies to China have disrupted these fundamentals. China has realized that self-sufficiency in core technologie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will be critical going forward.

China’s move toward self-sufficiency in semiconductors raises new questions on the future of existing global players. Peter Wennink, CEO of ASML,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lithography equipme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mputer chips, recently told news outlet Politico that Europe should not restrain exports to China, like the US has done. Beyond exports, foreign players also need to integrate with China’s ecosystems, with a local presence.

The push for self-sufficiency by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chips buyer, is driving further advancements in new technologie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become a national top priorit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5) calls for an increas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 of more than 7 percent annually in those five years, focusing on key technology area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s.

Under the nation’s Made in China 2025 industrial plan, 70 percent of the semiconductors it uses are to be produced domestically by 2025.

China is making progress i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 Suzhou Institute of Nano-Tech and Nano-Bionics reported a breakthrough in laser lithography technology last year, which is expected to lead to domestic production of advanced lithography machines. However, this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and years away from commercialization.

In May last yea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 began mass production of Kirin 710A chips for Huawei, and now Huawei builds hardware with a foundry other than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In October, SMIC said it would soon produce 7-nanometer wafers for the Chinese market. In addition,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homegrown ion implanters, enabling production of 28-nanometer wafers, a crucial industry component.

China’s move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re reshaping the industry’s global dynamics. Major US suppliers including Qualcomm have reported lower revenues and are lobbying against sanctions on exports to China. Industry experts are expecting the US share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market to drop about 10 percent and revenue to decline more than 20 percent in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As an attempt to address such issues, the Chin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he US-base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have formed a working group to discuss how to resolve iss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policy and encryption.

The rise of Chinese players as well as the actions of the U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governments will make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more intense.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has clearly entered a new era, as its competitiveness is sharpening and its structure is changing. Supply and value chai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changing accordingly.

Different types of players are jostling for position in the evolving value chain. Incumbents and disrupters, foreign and local, along with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are looking to compete, innovate and collaborate.

TSMC’s latest investments may solidify its position globally. In April, TSMC earmarked $2.87 billion to expand its Nanjing facilities and announced plans for a $12 billion factory in the US state of Arizona, covering two major global markets.

The European Union also outsources a lot of its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is now offering subsidies for new chip plants in Europe. The industry is moving toward the more advanced 5-, 3-and 2-nm chips.

Moore’s law, which posits that the number of transistors in a dense integrated circuit doubles every two years or so, seems to have reached its limit,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ay have reached a bottleneck. Disruptions in core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could take place, potentially resulting in major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Companies now face an evolving and new strategic landscape. They will need to re-imagine the future landscape of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which China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large and more critical role.

灼见名家 | 内地城市政府的积极态度值得香港政府借鉴

文 | 谢祖墀

2021-06-0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6月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

在过去30年期间,我曾受到不少内地城市政府的邀请为他们讲课,在某些战略发展问题上,提出我的意见和建议。而我讲的题目一般会环绕着内地城市或经济圈,在建立他们的战略发展时,应该要考虑的发展重点、方法和对照海外其他城市发展方面的经验。

地方政府官员 乐于学习聆听

非常记得,应该在近20年前,杭州市政府曾经邀请我为他们讲解该市未来应如何发展。当时,互联网还不是非常普及,而阿里巴巴仍只是一家规模不算很大的公司。但当天杭州市的党委书记和市长都有到场聆听,还有其他不少代表。

当然,今天的杭州正成为中国创新、创业之都之一,是阿里和其他许多科技公司总部所在。在那里,年轻人创业氛围浓厚,创业公司比比皆是,年轻人有足够的社会向上流动机会。

除了杭州之外,我亦曾经与不少内地城市政府讲过课,给予他们一些我的意见。当然,他们听不听,我当时是不知道的。但感觉上,他们的代表都比较愿听和认真地做笔记。

事实上,20-30年间,中国不少城市都发展得非常好,不少都建立了他们比较清晰和明确的定位,以及在那定位上有所作为。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着竞争,驱使城市产生了积极的意识。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于今年5月20日,我受邀参加了由《中国日报》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主题为「智慧新时代:赋能新发展、智构新格局」的线上「新时代大讲堂」。那次「新时代大讲堂」是为了配合第5届世界智慧大会而召开。

世界智慧大会已经在中国成功举办四次,聚焦在全球智慧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学术交流、传播、开放式创新和深化合作。在演讲中,我就人工智慧未来发展态势、人工智慧在后疫情时代扮演的角色和天津市未来发展方向分享了我的观点。

科技自主创新 带来价值机遇

我讲的内容可以简单归为以下总结。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由多种颠覆性科技共同影响的新时代,这些颠覆性科技包括了物联网、人工智慧、5G、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与此同时,世界也在经历从线上连接产生经济价值,过渡到一个基于演算法经济的新阶段,新阶段将有效发挥人工智慧的价值。

演算法通过从人、设备、业务、和流程等之间生成的海量数据中提取可操作的洞见来创造价值。愈来愈多的中国政府现在认识到,单纯的虚拟经济模型可能无法在任何时候都行之有效,因此他们呼吁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行整合,以释放演算法和智慧技术的力量。

今年3月11日,中国政府的「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这一国家发展规划明确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且强调创新和科技自主将成为重中之重。此外,中国的2035年远景规划亦提及,中国将在其发展道路上,进一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能力。

中国政府持续推动以创新为引擎的高质量发展,这将为中国带来诸多新机遇,尤其是在天津这样的重要高科技中心区域。中国的许多城市,包括天津在内,都在重点发展智慧互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而多年来,天津在制造业、物流、医疗卫生等领域积累了不少优势。在实体经济方面,天津有着巨大的机遇,且通过智慧制造和集成物流将进一步赋能该机遇。

依靠天津的历史优势,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此外,天津在发展成为一个兼具运营和创新的移动出行枢纽方面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此外,虽然量子计算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但随着天津市政府对创新驱动的智慧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援,量子计算这一领域亦值得投资。

港府守旧眼浅 应效内地态度

香港的发展在回归后,在不同特首执政的阶段里都有不同的发展蓝图(或《施政报告》)。总体来说,效果可以说是强差人意,香港并未完全发挥它应有的潜力。

除了一些深层次问题之外,香港政府官员在学习新事物和创新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可能除了金融领域之外,香港官员对于世界上科技方面的发展和它可能带来的创新机会的了解严重不足。

回归后,香港曾经有机会建立「半导体矽港」的计划,可惜因公务员体系的守旧和眼光不足,而被上海后来居上,成为今天著名的中芯国际公司,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数码港项目本来亦应是一个好的创科专案,可惜最后变成房地产项目。

除了是过去港英遗留下来和相关AO系统,照单全收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之外,香港官员在集体学习新知识,特别在科技、创新等方面可说是非常缺乏的。

没有知识便没有突破,线性思维已经不能解决今天多维、快速变化、经常模棱两可环境中所衍生的问题。内地不少城市政府是学习型组织,他们在吸收新知识方面抱着积极和孜孜不倦的态度,同时亦经常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往往与企业们(不论规模大小)建立协同的生态系统,孕育企业的发展。

内地大量城市于过去20-30年,能够高速和高质量发展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亦不是像某些观察者所说,是因为所谓「长官意志」、「形象工程」等(可能一部分是) 。中国许多城市的发展是由一种内生动力所引起的,通过整体学习能力和良性竞争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它们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内地城市政府的积极态度值得香港借鉴。

灼见名家 | 理解双循环政策对企业至关重要

文 | 谢祖墀

2021-05-26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5月26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5月23日刊登于中国日报,此为中译本。

许多企业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双循环」经济政策的真正含义,以及其对于企业本身的影响提出了一些问题。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同年10月,该政策被纳入中国「十四五」规划(2021-25)的提案之中。

简单来说,「双循环」发展战略旨在推动国内与国际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主要以促进国内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促进科技创新,扩大国内供应链,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国际贸易格局改变 中国内需持续增长

「双循环」政策是在以下两个重要背景之下制定的:

首先,是由于中美之间的争端而导致的全球贸易扭曲,以及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的普遍预期是国际贸易格局将继续有所改变。

第二,是中国内需将持续保持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披露,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4亿。并且,不仅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可能会继续增长,其消费模式也将会不断升级,从而产生对更为新颖和创新的产品需求。由于不同的因素,中国内需增长强劲,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

实际上,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愈来愈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至2020年,消费已占中国GDP比重的54.3%,该数据在过去10年内,增长了10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对于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推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复苏。

目前,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刺激国内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质升级。

在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方面,政策内容主要涉及新能源汽车、碳中和、公共卫生、乡村振兴、大型区域城市群发展等领域。崭新的需求模式正在发生演变,经济格局亦随之改变。

在供给侧,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对一些产业过剩产能的必要整合。得益于技术和创新在不同行业的日益普及,中国的供应链正不断升级,这亦加强了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主要枢纽的重要地位。

随着中国供应链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不断变化的需求模式的韧性增强,其作为全球出口基地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农产品、原材料、高端零部件、精密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奢侈品等进口需求增长迅猛,使中国成为海外供应商的主要市场。

区域化本土化无法避免 中国成全球商业创新中心

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出现。如果我们把30年前就开始的全球化阶段,称之为「全球化1.0」,或许可以把正在发生的新阶段称为「全球化2.0」。其根本的区别在于,全球化1.0的需求主要是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和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主要供应方。但在全球化2.0中,当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成为主要需求端之际,中国将同时成为主要的需求中心和供应中心。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心,并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市场。

全球化2.0很有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但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却会驱使在一定程度上,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将不可避免。在新一波全球化开展之余,去全球化亦会展开,它们之间的相互发展将编织出一些新的发展形式。其中一部分是人们有所期待的,另一部分则相反。

无论如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中国作为主要市场抑或作为全球或区域供应基地的重要性将会加强。然而,由于中国整体大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在政策和竞争格局上的变化,使得那些已经在中国立足的企业仍需要砥砺前行。他们过去赖以成功的打法在明天未必一样可行。

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商业创新的中心。中国创新的节奏和强度令人赞叹,这意味想要脱颖而出的企业,将需要极具创新性。

对于外企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对中国的业务进行组织和战略上的相关调整,并且调整其全球战略,将中国视为发展的核心。他们对于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的持续性转型能力将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能力,并且跑到创新曲线的前端。对于部分企业来说,需要培养更加国际化的能力。

双循环政策并不意味中国将会对外资关闭国门或驱逐他们离开。相反,该政策代表了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将会给外企和中国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其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定位的关键机制。无论是外企还是中国本土企业,都需要快速调整他们的组织和战略来适应这些变化。

China Daily | Understanding ‘Dual Circulation’ Policy

Understanding ‘Dual Circulation’ Policy Important For Companies

By Edward Tse

2021-05-23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Dr. Tse was published by China Daily on May 23, 2021.

There appears to be considerable confusion about what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policy really means and what would be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 companies.

It was over a year ago when the “dual circulation” policy was announced during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on May 14, 2020, which was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5) proposals announced in October.

The simple narrative is that the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aims at boosting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with the two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Growth in domestic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key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spur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boosting China’s role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dual circulation” policy was devised in the wake of two key developments.

The first was disruption in global trade because of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because of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general expectation is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will remain skewed going forward.

The second is the continuing rise in domestic demand. The middle class is believed to have swelled to about 400 million,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ot only is the size of the middle-class population likely to keep growing, but the composition of consumption, too, is likely to keep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demanding newer and more innovative products. Domestic demand is growing rapidly due to a number of reasons, most importantly some specific policies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has in fact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China’s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Bureau of Statistics, consumption accounted for 54.3 percent of China’s GDP in 2020, an increase of 10 percentage points in a decade. Important is the fact that the country’s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pandemic resulted in a rapid recovery of consumer dem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pparently focused upon stimulat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driving high-quality growth and continuing the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of the supply side.

Among policies that are boosting and upgrading domestic demand are those related to areas such as new-energy vehicles, carbon neutrality, public health, rural revitalization, mega regional city clusters development and the like. New demand patterns are evolving and the economic landscape is changing.

On the supply s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ush consolidation of excess capacities in sectors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so.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 is leading to upgrading of the supply chains, and this is strengthening China’s position as a major hub for global supply chains.

As supply chains in China become stronger and more resilient to changing demand patterns, its position as an export base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At the same time, demand for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raw materials, high-end parts, precision machinery, high-tech medical devices, luxury consumer goods and the like see spectacular growth, making China a major market for overseas suppliers.

Clearly, a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is evolving. If we call the first tranche of globalization that began some decades ago “Globalization 1.0”, perhaps we can term the second phase “Globalization 2.0”.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s that while demand in Globalization 1.0 was primarily from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 the principal supplier, in Globalization 2.0, China will become a major demand center as well as a supply center. It will be home to mammoth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shall itself be a major market for the entire world.

While Globalization 2.0 will probably be the main trend going forward, certain levels of reg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s will be inevitable, partly due to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and partly due to geopolitic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globalization that many believe has started will lead to many new trends, some expected and some not quite so.

Nonetheles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will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many businesses, China’s importance as a market and as a global or regional supply bas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However, there is no room for companies to be complacent as the overall context of China, particularly its policies and competitive landscape,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extremely fast. What might have worked yesterday might not work tomorrow.

China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epicenter of business innovations. The incredible pace and intensity of innovations in China means that companies that want to stand out will need to be extremely innovative.

For foreign companies, the key questions are agile adaptation of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by their operations in China and adjustment of global strategy treating China as the core. Their ability to continuously transform themselves commensurate with the changing context will be critical.

For Chinese companies, the abilit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overall capabilities, to be at the front end of the innovation curve, and (for some) to be more internationalized will be the key.

The “dual circulation” policy does not mean China will close its doors and expel foreign companies. Conversely, it implies an even more open economy providing more market access to foreign as well as non-State-owned Chinese companies. In fact, it is a key mechanism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its positioning on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Companies, foreign or local, should adapt their strateg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une with these changes.

灼见名家 | 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核心战略问题

文 | 谢祖墀

2021-5-19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5月19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全球供应链以及全球范围内正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世界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目前正经历多维度的重大变化,这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表达,我们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许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跨国公司而言,他们期望中国市场的上升潜力将保持增长,同时中国作为全球供应基地将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在2021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5%的公司对未来两年的市场增长和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此外,有61%的公司将中国视为优先投资标的,并对大陆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开放充满信心。

中国图创科自强 外企劝欧勿封锁

许多跨国公司都在试图理解中国政府最新政策的真正含义,例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十四五」规划强调,创新与科技的自立自强,并以科技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特朗普政府对某些高端半导体晶元等核心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的限制,触发了中国追求技术自力更生的决心。先进制造将用于解决核心零部件、物料、软体和基础系统等领域的问题,以开发更具创新和竞争力的价值链,同时在优先领域中具有更高的「增值」内容。

半导体行业领先的晶片设备制造商ASML的行政总裁温彼得(Peter Wennink)在接受采访时,对POLITICO(美国知名政治新闻网站)表示,欧洲不应像美国那样对中国进行核心技术封锁。他表示,「如果你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将中国人拒之门外,你将迫使他们争取技术主权而进行自我研发。他们将在15年的时间里,进行自我研发,并将取得真正的技术主权,届时市场(对于欧洲供应商)将不复存在。」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双回圈」经济战略,将推动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同步发展,两者将相辅相成。加速国内本土市场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增长将成为驱动力,推动技术创新、扩大国内本土供应链,同时也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推行外商投资法 冀改变全球定位

「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未来15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旨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规划的其他主要特点还包括:继续深入完善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区域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中国正在寻求更快地转变其在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角色。中国与美国、欧盟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被视为地缘政治格局转变的关键。

2019年3月颁布的《外商投资法》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案在诸多方面赋予了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一样的平等权利。《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0年9月)的施行亦意义非凡,其保证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此外,新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2019年版相比,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范围,压减幅度达17.5%。

这些迹象都清楚地表明,中国正努力给外企营造更好的环境。大众汽车(Volkswagen)首席执行官迪斯(Herbert Diess)对《中国日报》表示,「对我而言,外企在中国投资,比中国企业在德国或其他一些地方投资更容易。」

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中国正在加速开放。政府的支援政策和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创造力,共同创造了可谓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交互将愈来愈密集,且今后将保持此态势。

外企投资中国 面对九大考量

尽管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中兴和其他一些中国科技公司实施了制裁,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以类似方式制裁美国或其他西方科技公司。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向18家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回信,强调中国欢迎外资跨国公司留在中国,并鼓励他们继续在华经营。

对于全球跨国公司来说,面对当下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和考虑:

在某些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正在发生哪些明确而显著和含蓄的变化?

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对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例如,中美将会多大程度上「脱钩」以及如何「脱钩」?

什么是中国的「红线」,即跨国公司在中国必须遵守的规则?

新的贸易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将如何改变中国作为供应链枢纽的市场结构?

科技自主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有什么影响?

如何解决数据主权问题?

未来将会出现什么可能的场景,跨国公司将如何分析这些场景并作出适当的战略决策?

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将会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以及他们经营的全球供应链?

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该如何重新定义其在中国的公司组织结构,以及其与其他公司及组织的关系?

在很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华的组织结构以及与其他公司的关系,在很久之前就形成并建立了,但随着商业格局和商业规则的变化,这些方面亦应随着而改变。

跨国公司与中国团队存在差异

许多跨国公司相信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将继续扩大,因而需要谨慎对待地缘政治以及相关政策颁布等外部因素所引发的问题。企业战略者需要设想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从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是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中国团队之间,经常存在着巨大的的知识脱节和资讯方面的不对称。

在了解最近大格局发展之余,跨国公司需要问自己是否应该在中国加大投资,以及如何在中国扩大投资。在极端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在中国没有发展前景的跨国公司,其需要了解应否和如何退出中国市场,而退出中国市场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

跨国公司在防范风险和保持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多的睿智和技巧去解决其在中国的问题。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或者全球供应基地,它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企业战略最新思想和制度化的平台。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能够因此发现并获得其全球的竞争优势。

【今日语录】5月18日

因为地缘政治、政策、科技和其他因素,企业要考虑更多和更复杂的战略问题。在不少的问题上,要考虑的领域已经超越了企业本身的认知。不单外企如是,內企亦是如此。況且要充分剖析新的问题时,过去的简单思考框架巳经不再完全适用。百年未见的大变局驱使企业新战略思维的产生。

CGTN | Foreign MNCs in China: Key Strategic Questions

By Edward Tse

2021-05-14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Dr. Tse was published by CGTN on May 14, 2021.

Editor’s note: Edward Tse is the founder and CEO of 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 a glob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with roots in China. The article reflects the author’s opinions and not necessarily the views of CGTN.

China’s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world in general is expanding alongside its growing economy. Many countri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of multiple dimensions that are causing great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ilit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stated, we are now in a period of “massive change unseen in the last millennium.”

For many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operating in China, the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upside potential of the Chinese market will keep growing and China being a global supply base will become even more important. The 2021 survey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AmCham China) shows that 75 percent of companies are optimistic about market growth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next two years. Moreover, 61 percent of companies view China as a priority investment destination and are confident that China will further open itself to foreign investment.

Many MNCs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he latest policy announcements, such a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Vision 2035, really mea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ut its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implying tha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are to be treated as critical are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straints on exports of certain core technology products such as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to China has triggered China’s resolve to pursue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s to be used to fix issues in areas such as key components, materials, software and fundamental systems to develop more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 chains with a higher “value-added”content in priority areas.

Peter Wennink, head of ASML,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chip-making equipment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old POLITICO in an interview that Europe should not close off exports to China like the U.S. since “If you shut out the Chinese with export control measures, you’ll force them to strive toward tech sovereignty, in their case real tech sovereignty, in 15 years’ time they’ll be able to do it all by themselves, the market [for European suppliers] will be gone.”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roposes a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strategy, to push bo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well as overseas markets, with progress in the two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Acceleration of growth in domestic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will be the driving force, spur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ansion of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ing to cement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Vision 2035 lays ou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over the next 15 years with the target being to build a modernized economy by 2035. Continued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regional trade with ASEAN countrie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other economies are the other principal features.

China is seeking a quicker evolution of its role in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China’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U.S., EU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viewed as the key to the shifting geopolitical equations.

One major milestone has been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promulgated in March 2019, which puts foreign enterprises at par with domestic companies in many ways. Another landmark reform was the Unreliable Entity List (September 2020) that protect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kinds of market entities. Additionally, the National Negative List has pruned the number of restrictive measures by 17.5 percent compared to its 2019 version.

These are clear signals of how China is trying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foreign companies. Volkswagen CEO Herbert Diess told China Daily, “For me, it is easier to invest in China than China is allowed to invest in Germany or some other places.”

China is accelerating deregulation and its domestic market is expanding.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the growing ingenuity of local enterprises are together generating what’s possibly the world’s most competitive economy. The dynamic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are highly intensive and are expected to impact growth significantly, going forward.

Though the U.S. has imposed sanctions on Huawei, ZTE and some other Chinese tech companies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so far, China has not sanctioned U.S. or other western tech companies in a similar manner. In July 2020, President Xi Jinping wrote to CEOs of 18 global MNCs underscoring China’s desire to welcome foreign MNCs to stay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in China.

For global MNCs, this changing context raises a whole new set of ques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 What explicit and salient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in terms of market access for specific industry sectors?

– What does the evolving geopolitics mean to MNCs in China? For example, to what extent would “decoupling”take place and how?

– What are China’s “red lines” (that is, boundarie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should not trespass)?

– How would new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nd the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 shif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market, particularly as a hub of supply chains?

– What does “self-sufficiency in technology” mean for foreign MNCs operating in China?

– How would data sovereignty issues be addressed?

– What are the possible scenarios of the future and how should companies interpret the likely scenarios for strategic business decisions?

– Is the changing landscape likely to impact footprints of MNCs in China and their global supply chains?

– Against the evolving strategic context, how should global MNCs re-define corporate structures in China and whether they need to redefin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many cas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relationships were built decades ago. As the landscape and the goalposts change, these dimensions too may have to change.

Many MNCs believe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and yet externalities such as geopolitics and policy promulgations give rise to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Company strategists need to envision and draw plausible scenarios to make tangible business decisions. However,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disconnect between the global headquarters and the China team of MNCs are often significant.

Foreign MNCs clearly need to ask themselves if and how they should continue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navigating through the path the most recent changes are likely to lead to. In the extreme case, those who don’t see a future in China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cash out and that can be a very tough decision to make.

Companies need to be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and nuanced in sorting out these questions, guarding against risks and keeping growth options open. China is not simply a market or a global supply base. It is fast becoming a platform where the best strategic thinking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Companies operating in China can now find and acquire glob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灼见名家 |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要求跨国公司更具睿智和技巧

文 | 谢祖墀

2021-05-12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5月12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5月5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如今,许多跨国公司都心系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重要市场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市场。

有一部分公司最近刚刚进入中国的市场,另一部分在中国已经经营一段时间,而最近他们将其在中国的业务扩大。这些公司正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把握住中国市场发展的机遇;有一些公司因为受到例如新疆棉等地缘政治问题的影响,正在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开放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享有同等权益

中国的经济并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反而是不断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疫情,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增长了2.3%。而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非常可观的18.3%,表明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2021年全年的GDP增长率预计将达到6%。202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63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高的,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继续活跃。2020年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飙升至6595亿美元,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也达到了7100亿美元。

在华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70%的美国企业正计划在华进一步投资。德国商会(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2%的受访者正计划在华进一步投资。

尽管特朗普政府尝试限制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仍然继续走改革之路,同时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开放了曾经相当受限制的金融服务业:贝莱德(BlackRock)将在中国设立100%外资拥有的资产管理公司;今年1月,贝宝(Paypal)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100%外资所有权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外国汽车制造商不再被要求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特斯拉在上海全资拥有一家大型工厂;大众汽车已将其与当地汽车制造商江淮汽车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75%。

一个重大的改革里程碑是2019年3月颁布的《外商投资法》,该法使外国企业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同行享有同等的权益。另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是2020年9月公布的不可靠实体名单,该名单保护了各类市场实体的合法权益。此外,与2019年版相比,国家负面清单削减了17.5%的限制性措施。这些政策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正努力减少对外国公司的限制。

参与中国创新博弈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的「十四五」规划规定,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是中国现阶段至2025年的首要任务,这使得「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变得更为关键。先进制造将要用于解决关键部件、材料、软件和基础系统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开发更具创新性和竞争力的价值链,以及在重点领域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内容,完成整个系统内外部的协同、相互补充。

此外,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了未来15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旨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规划的其他主要特点还包括:继续深入完善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东盟、「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区域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中国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雄心勃勃且极具挑战的。这将需要与许多利益相关者形成密切合作。

而在疫情期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上述重大举措必然将带来更多全方位的重大机遇,而对某些人来说,亦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中国正在加速开放。适当的政府政策和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创造力共同创造了可谓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交互是高度密集的,且今后将保持此态势。

随着创新的不断快速推进,对于外资跨国公司而言,参与中国的创新博弈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指创新意味着创造新的价值,而挑战是指其他人亦会创新。跨国公司从以前复制本国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复制粘贴,到现在他们正试图为中国客户量身定制产品。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向中国学习,为中国和全球创新。

绝大多数外国跨国公司不能忽视中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如今更是如此,因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不仅是市场和供应基地,亦是知识和思想的灵感源泉。

抓住中国市场发展机遇

展望未来,中国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在为本地及海外企业提供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想要赢得市场带来的机会,跨国公司更需要以适应中国的方式发展,并深入了解相关风险的来源,表现形式以及解决方法。

其中一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地缘政治,其影响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近期有关「新疆棉」的一系列危机更加表明跨国公司做市场决策时需要了解,中国市场同其他市场一样有自己的不可打破的「红线」,且需更加谨慎仔细的考虑这些「红线」带来的影响。因而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影响要求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想要做出更有效地战略决策, 则需要更多清晰的思考。

跨国公司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以及科技发展,与其目标消费者保持持续的沟通。跨国公司想要成为中国的市场赢家的关键因素,是拥有数字化的战略思维和方法,最后的品牌赢家需在不触及中国消费者「红线」的同时,在其他各方面做到极致,这也是外国公司对关于中国特色理解的综合考验。

地缘政治将影响未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相互作用和演变,以及中国在此中间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将影响全球治理、科技技术、数据主权问题和当地生产要求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及需求,是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或者是将中国市场做为核心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在其战略计划中亟待解决及体现的。

跨国公司在应对不同的风险和熟知中国「红线」的同时,亦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抓住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想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其重要地位,必须对其战略和采取的措施进行正确的战略评估。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但跨国公司希望升华他们的中国战略,也需要更多的睿智和技巧。

Caixin Global | China’s Importance to Multinationals

China’s Importance to Multinationals Means They Must Approach It With Greater Nuance

By Edward Tse

2021-05-05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Caixin Global on May 5, 2021.

Man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have China at the top their minds these days.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f not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 for many MNCs.

Then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just entering China or have recently expanded their operations in China. These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ways to capture the upside of the China market. And of course, some who have been affected by geopolitical issues like Xinjiang cotton are pondering over what to do next.

China’s economy is not stagnant and continues to evolve. GDP grew 2.3% in 2020 despite the pandemic and was up an incredible 18.3% in the first quarter this year, indicating a strong recovery. GDP growth for the whole of 2021 is expected to be 6%. FDI inflows in 2020 at $163 billion wa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nd external trade continues to be vibrant. Two-way trade with the U.S. shot up to $659.5 billion and that with the EU was $710 billion in 2020.

A recent study by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shown that 70% of US companies are planning further investments in China, and according to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released by the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72% of respondents are planning further investments in China.

Despite the antagonism during the Trump era, China has continued to tread the reform path and expand market access to foreign companies.

One example is opening of the previously rather restricted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BlackRock is to set up a wholly-owned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in China and in January, PayPal became the first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with 100% foreign ownership in China.

Foreign automakers are no longer required to form joint ventures with local companies. Tesla has its Gigafactory in Shanghai and Volkswagen has raised its stake in its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automaker JAC to 75%.

A major reform milestone was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promulgated in March 2019 which puts foreign enterprises at par with domestic counterparts in many ways. Another landmark piece of reform was the Unreliable Entity List announced in September 2020 to protect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kinds of market entities. Besides, the National Negative List has pruned the number of restrictive measures by 17.5% compared to its 2019 version. These are clear signals of how China is trying to reduce barriers to foreign companies.

The new 14th Five-Year Plan stipulates that quality of development will be a top priority for China through 2025, mak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dependence even more critica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hall be used to fix issues in areas such as key components, materials, software, and fundamental systems while developing a more innov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 chain with a higher “value-added” content in priority areas.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mponents are expected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addition, Vision 2035 lays ou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for the next 15 years, the target being to build a modernized economy by 2035. Continued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s with ASEAN, Belt and Road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other economies are the other principal features.

China’s goal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is massive, ambitious and challenging. It will require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many stakeholders.

While a range of new business models have already emerged in China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above major initiatives will inevitably create many more major opportunities across the board and for some, potential risks.

China is accelerating deregulation and its market is expanding. The right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growing ingenuity of local enterprises are together generating what’s possibly the world’s most competitive economy. The dynamic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highly intensive in China and is expected to stay intensive going forward.

As innovation continues to progress rapidly, the ability of foreign MNCs to participate in China’s innovation game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Opportunity — because innovation implies new sources of value creation. Challenge — because others too will innovate. MNCs who were earlier into copying products from home and pasting them in Chinese markets are now trying to tailor products for the Chinese customer. They are learning from China and are innovating in and for China.

It’s been a cliché to say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foreign MNCs cannot ignore China. It is even truer these days because of China’s vital importance in MNCs’ global value chains as both a market and a supply base, beside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knowledge and ideas.

Going forward, China’s major initiatives are provid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es local and foreign. However, to capture the upside, MNCs need to approach China in a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manner, knowing where and how the risks will manifest and how they can be handled.

One source of risk is geopolitics which have seeped into all walks of life. The recent imbroglio about Xinjiang cotton suggests that MNC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like many other markets, there are some “red lin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oo and these have to be care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making decisions. CEOs need to have greater clarity of thought for effectiv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ompanies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target consumers in a manner aligned with the evolving consumer need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A digital mindset and approach can be very critical when determining the winners. Brand winners in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be those that can tick as many of the relevant success factor boxes as possible, whilst not crossing the Chinese consumers’ red lines. It is a function of a (foreign) company’s understanding of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China context.

Geopolitics would impact how the future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deglobalization would evolve and the role of China in this interplay. It will in turn impact issues such as glob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data sovereignty and local requirements. These issues and people’s needs embody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ic plans for MNCs’ operations in China or for that matter their global strategies with China at the core.

MNCs need to develop different ways of capturing China’s upside while responding to different risks and they must always know where the red line is. The right strategic evaluation of plans and actions is mandatory for all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o aspire to stay relevant in the global ballgame. China offers MNCs lots of upside but approaching China will also require more sophistication.

灼见名家 | 拜登的「重建美好」计划正在借鉴中国的经验

文 | 谢祖墀

2021-05-05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5月5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29日刊登于《南华早报》,此为中译本。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上台后,继承了许多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时期定下的政策,比如贸易关税、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以及对核心技术出口的限制,但他显然对中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政见。

振兴美国 超越中国

当特朗普在竭力遏制和削弱中国的同时,拜登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美国本土。拜登政府多次表达,必须解决美国本土的发展问题才可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才可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3月31日,拜登宣布了一项2万亿美元的计划,用于未来8年升级美国的基础建设,加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与发展。这部分财政支出将主要来自对企业征收的更高的税费。

拜登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对话中建议,民主国家应制定类似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计划,助益于更多「世界上需要说明的那些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近提出了一项综合的国家战略,以期望在人工智慧领域与中国相比可以建立优势。

该计划表达了重建美国本土晶元供应链的需求,致力在微电子领域领先中国至少两代,并逐步将人工智慧领域的投资增加至每年320亿美元,以使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有绝对的全球话语权。伴随着该计划出台,拜登已下令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进行审视。

此外,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就一直强调要振兴美国制造业。今年1月25日,也就是拜登上台后的几天,他就宣布了「购买美国货」计划,大幅增加联邦政府向美国本土供应商的年度采购额度,约为每年6000亿美元。

自由主义 摆脱贫穷

美国政府计划大力发展美国工业的决心已经很明显。然而,许多美国政客、主流媒体和专家经常批评美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例如在选拔优胜者、提供补贴、倾斜竞争环境和无视市场规则等方面。

政府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新鲜。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本质上就是由政府资助的一系列项目来帮助美国摆脱了大萧条。

直到1980年代初,列根(Ronald Reagan)才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宣称「政府是(限制经济发展的)问题」。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观点更加受到大众的认同。

中国则是在19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邓小平在保留了政府主导发展的同时选择了尝试市场经济。在过去的40年中,这项国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这种方法主要由「三层二元」的经济结构组成。

中央政府确定整体发展方针和议程;多样化和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则利用政府的政策、不断发展的科技和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来推动创新;地方政府则通过提供资金和支援,充当中央政府政策与企业(家)之间的桥梁。

尽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的双重结构可能导致摩擦,但它也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用。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基础设施上大规模的扩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单纯地从狭隘的经济可行性来评估项目,他们才能建立世界上连接最广的高速铁路网路。

三层二元 协同发展

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更高层面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它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将从中国政府的基础建设发展中受益。

在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这项发展方针显然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中国已经实现了脱贫、疫情控制、科学研究和太空探索等重要目标。

中国政府不仅控制和命令,还制定议程、赋能和帮助实施。在过去的8年中,中国使大约1亿人摆脱了贫困,这表明其发展方法的有效性,包括清晰的流程和关键绩效指标。它的成功不能仅仅归结为在投入大量的资金或采取了一些「严格的」措施。

拜登政府应该并且可以复制中国的打法吗?尽管美国政府将继续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并致力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可能会有所说明。

拜登的团队正在借鉴中国的经验,这意味着将中国视为一个基准是有价值的。与另一个采用不同社会制度的强国竞争,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更好地自我反思并做出相应调整。我建议这是大国竞争的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

中国已经从西方的经济模式中学到了很多,并从中受益良多。难道美国不应该向中国学习吗?毕竟,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两个超级大国。

灼见名家 | 中国汽车业将更智能化和适应市场变化

文 | 谢祖墀

2021-04-28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28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14日刊登于《中国日报》,此为中译本。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汽车销量同比大幅度下降了42.4%,而在余下的三个季度中却实现了较大的反弹,全年销量突破了2500万辆,约占全球汽车销量的三分之一。

北京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

这与中国政府将发展新能源汽车列为国之重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了「碳中和2060」的计划,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两个月后,国务院联合其它重要部门宣布了一项为期15年(2021-2035年)的汽车行业发展计划,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到2025年达到20%,到2030年达到40%,到2035年超过50%以上。政府在政策落地上也不遗余力,提供了包括税赋的减免和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支持等。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已经颇有成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去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5.4%,而这个数字在今年预计将增长到6.9%。

如今,汽车已被认为是物联网时代的下一件大事,智能互联已成为汽车的标准配置。

致力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

随着行业的高速发展,中国也正在迅速实现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L4级别(高度自动化驾驶)的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试行,其中包括上海、广州、南京和长沙。

在商用车领域,L4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同样也应用在货物运输。去年7月,上汽集团宣布在上海洋山港进行自主研发的「5G加L4级别」智能重型卡车的准商业化运营。京东、阿里巴巴和美团等中国互联网巨头都致力于解决最后一公里自动配送的难题。

此外,中国政府还放宽了对外国整车厂在中国运营所有权的股比要求。以前,他们如果要想在中国开展业务,必须与中国本土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占比至多为50%。但是现在,他们不再受到股比要求的限制。Tesla通过在上海的全资子公司进入中国,大众汽车对其与江淮汽车的合资企业进行了股比的调整,现拥有合资公司75%的股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值此变革之际,不断有资金涌入。在2020年,中国汽车业和运输业的投融资总额达到86亿美元,主要用于新能源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许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受到汽车行业未来指数式增长潜力的吸引,正在前赴后继地进入汽车市场。例如,互联网巨头百度已经与本土汽车制造商吉利建立了合资企业,联合宣称将制造下一代智能汽车。

此外,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宣布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旨在生产电动汽车。该公司将由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亲自领军,预期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超100亿美元。

传统制造商改变及价值链企业涌现

围绕汽车行业的整个价值链的初创企业也在不断涌现。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已经成立5年,专门研究自动驾驶汽车的人工智能芯片,该公司目标是在其C轮融资中筹集超过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加速下一代L4和L5(全驱动自动化)自动驾驶芯片的开发和商业化。Neolix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物流自动驾驶初创企业,它正在紧追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Neolix表示已向华为、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客户销售了200多辆汽车,被投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

与此同时,传统的整车制造商正在重新进行自我定位,以增强他们在「新游戏」中的竞争优势。

2018年10月,戴姆勒的出行服务公司与吉利宣布成立合资企业StarRides,定位在提供高端的出行服务。该服务于2019年12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现已覆盖中国大部分大都市和热门旅游地点。

作为中国最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商之一,吉利的目标是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合作伙伴的生态,成为全方位的运输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过去的10年中,吉利推出了Lynk &Co(提供个性化出行服务的智能互联汽车品牌)、Polestar(使用订阅模式的高级电动汽车品牌)、曹操出行(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平台),并收购了Volvo汽车公司、伦敦出租车公司Terrafugia(世界上第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同时也与百度、腾讯、富士康和丹拿针对提供与车辆相关的服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过去中国汽车行业中外企业间的合作模式主要为合资。展望未来,中外企业之间将出现新的合作方式,包括从独资经营到各种类型的企业合资。

可预见的是汽车行业的需求和供应将继续大幅增加,在某些细分市场中甚至很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客户需求将随着供应商的增多而变得更加严格,重塑行业的新政策将继续发展,更加激烈的竞争也将显现。

过去的成功将不能保证未来同样的成功。一些公司在这场「新游戏」中可能会被边缘化,甚至可能被淘汰出局。获胜的公司将是在此过程中可以快速学习、适应和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公司。

【今日语录】4月23日

“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崭新时代。那就是生态文明时代。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无到有、从来料加工到全球供应链中心、从粗放到较精密、从抄袭到创新、从均贫到脫贫和四亿中产阶级、从全国少量城镇到城镇化再到乡村振兴、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力更生到全球化、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步是什么?它將是生态文明、持续发展、天人合一。这一步中囯将会担任领导角色。继往开来,华夏文明数千年来就是在此神州大地养活大量华夏人口,所遵循的本来就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生态文明。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栏栅处。”

SCMP | How Biden’s Plan Takes a Page Out of China’s Playbook

How Biden’s ‘Build Back Better’ Plan Takes a Page Out of China’s Playbook

By Edward Tse

29 Apr, 2021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 April 29,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inherited much from Donald Trump – including trade tariffs, sanctions on Chinese tech companies and curbs on exports of core technology – yet he is clearly following a different track.

While Trump was obsessed with containing and weakening China, Biden is aware that the real issues are domestic. His team has said more than once that domestic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US competitiveness enhanced to fight China’s growing clout.

On March 31, Biden unveiled a US$2 trillion plan to upgrade the n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bolster the post-pandemic economy over eight years, to be funded largely by higher corporate taxes.

In a conversation with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Biden suggested that democratic countries should have an infrastructure plan akin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should benefit “tho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need help”.

A US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recently proposed an integrated national strategy to better compete with China in the aren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lan outlined the need to rebuild the domestic chip supply chain, stay at least two generations ahead of China in microelectronics, and gradually increase investment to US$32 billion per year for the US to win the AI race. Biden has since ordered a review of US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s.

Biden also promised, in the election run-up, to revitalise US manufacturing. Days after assuming office, on January 25, he announced the Buy American plan for a greater share of annual federal government purchases, which are worth about US$600 billion, to go to US manufacturers.

It is clear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ntends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expanding American industry. Yet many US politicians, mainstream media and pundits have often criticised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 in picking winners, providing subsidies, tilting the playing field and ignoring market rules.

Governments playing a role in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hing new. Late US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s New Deal was essentially a clutch of major government-sponsored programmes that helped the US get ou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t was only in the early 1980s that Ronald Reagan turned to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proclaiming that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This gained further momentum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China began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under Deng Xiaoping, who opted to experiment with a market economy while retaining the state-planning approach.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is has yielded excellent result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

This approach essentially consists of a three-layer model and a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ts the direction and the agenda. At the other end, extremely diversified and dynamic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es leverage government policies, technology and shifting demand patterns to push innovation.

Local governments function as bridges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ntrepreneurs by providing funding and support.

While the dual structure of state and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can lead to glitches, it also creates significant synergies. A case in point is China’s massive infrastructure expansion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re able to build a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that is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because they do not evaluate these mas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n narrow economic viability.

The prime considerations are broader social and economic goals, and whether it serves people’s needs. Yet all businesses, including foreign companies, benefit from the infrastructure.

This approach, fine-tuned over decades, is clearly effective, a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grown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and intensity, while achieving critical goals such as poverty alleviation, pandemic contro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pace explor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just control and dictate, it also sets the agenda, enables and implements.

That China has lifted around 1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shows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development approach with its clear processes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ts success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merely having thrown money at the issue or a few “draconian” measures.

Can and shoul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plicate China’s approach? While Washington continues to view China as a rival and remains obsessed with containing it, an alternative point of view could be helpful.

That Biden’s team is taking a page out of China’s playbook implies that there is value in viewing China as a benchmark. Contending with another strong country that follows a different system can help a country better reflect on itself and adjust accordingly. I suggest that this is a more constructive way to view the great power contest.

China has picked up a great deal from the Western economic approach and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at learning. Should the US not also learn from China? After all, the Pacific Ocean is large enough to accommodate two major powers.

 

灼见名家 | 国外品牌能否继续在中国市场生存?

文 | 谢祖墀

2021-4-21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21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9日刊登于《财新全球》网站,此为中译本。

最近的新疆棉事件引发了诸多讨论与争议,在中国消费者纷纷抵制诸如H&M、Nike等国际品牌的时候,中国的本土运动服装品牌是否可以借机崛起而反超国外品牌的争议甚嚣尘上。

一些观察者认为,由于民族主义的倾向,中国消费者正在避免购买外国品牌,致使本土品牌目前占了上风。有人说外国品牌在中国已然没有机会了,他们应该迅速撤离中国市场。那么,外国品牌在中国究竟还有没有未来?

中外品牌激烈竞争市占率

中国的运动服装市场,和中国其它消费品市场一样,可以说是全球发展最快且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长期以来,许多外国品牌和本土品牌都在这个市场里展开了强有力的角逐。

很长一段时间,国外品牌在这场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例如Nike、Adidas等大品牌。然而,这些年来,本土品牌正在迎头赶上,逐渐缩小两个阵营之间的差距。最近的新疆棉事件让这些本土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振。例如,李宁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3月25日飙升了约10%,而安踏的股价也上涨了约7.8%。安踏集团2020年最新的企业财报显示,该集团2020年实现净利润7.94亿美元,首次超过Adidas 5.04亿美元的净利润。

新疆棉事件无疑给本土品牌一个增加市场份额的机会。但是,中国本土品牌和国际品牌之间真正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其他一些领域。

在汽车领域,外国品牌,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品牌一直以来都占据着高端市场的主导地位。最近,凯迪拉克(Cadillac)和林肯(Lincoln)等美国品牌也扩大了在高端市场的业务。另一方面,本土品牌主导着中低端市场,但一些外国品牌也相当活跃。

在电动车领域,美国品牌特斯拉是行业领跑者,蔚来、小鹏、理想等中国「造车新势力」都想试图分得一杯羹。与此同时,无论是现有的外资还是本土汽车制造商都在涉足电动车领域。互联网巨头小米和百度,移动出行服务商滴滴,代工厂富士康,房地产开发商恒大亦都纷纷加入了竞争之列。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注定会愈来愈激烈,到目前为止,中国新的汽车行业还没有明确的赢家。

在智能手机领域,本土品牌小米、OPPO、VIVO则占市场最高份额。即使受到美国对其芯片供应制裁严重打击的华为,市场份额虽然遭受明显下降,但仍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外资品牌中,苹果也仍然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尤其是在高端手机市场。

在化妆品领域,娇兰、香奈儿和兰蔻等西方品牌多年来一直占据高档和豪华化妆品市场的主导地位,约占化妆品整体市场的50%。资生堂等日本品牌和雪花秀、后等韩国品牌在中端市场也相当受欢迎。而在中低端市场,包括百雀羚、完美日记和佰草集在内的本土品牌近年来也取得了巨大增长。根据腾讯和凯度在2019年5月份发布的联合报告显示,本土化妆品产品占中低端市场的56%。

在家电领域,中国品牌目前占优势地位。例如美的、格力和海尔等领先品牌皆是本土品牌。然而,外国品牌戴森(Dyson)凭借着其创新的形象和在中国的良好声誉,已经在中国市场上独树一帜。

消费模式改变造就中国品牌

毫无疑问,中国品牌的质量和数量在近些年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体而言,现有的品牌变得更具竞争力,而新兴品牌则层出不穷,有些品牌中途没落,但有些品牌则成长为强有力的市场领导者。他们逐渐摆脱低质廉价的形象,建立起各自的品牌定位。

类似品牌及市场咨询公司铂慧(Prophet)发布的品牌相关性指数(Brand Relevance Index)等调查显示,多年来,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偏好明显高于国际品牌。在2019年其发布的品牌相关性指数调查中,前十大消费者最离不开的品牌中有7个是本土品牌。而10年前,前十大品牌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外国品牌。

中国的消费者亦在演变。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他们愈来愈注重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对于居住在一线城市的人们而言;随着接触世界变得愈来愈容易,消费者的知识面也愈来愈广,亦日趋自信。;随着中国消费者愈来愈趋向数字化,对于想要与目标消费者建立联系的品牌,其进入市场的策略也变得愈来愈重要。例如,社交电商已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连接枢纽。

中国品牌的营运商往往因为更加接近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变化而引领潮流。另一方面,外国品牌一般较为滞后而往往需要追赶。某些评论者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消费者的品牌偏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可能有些道理,但如果假定这是影响品牌选择的唯一或主导因素,那就过于简单化了。然而,失败或落后的外国品牌的管理者经常以此为败给本土品牌的借口。

新疆棉事件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类似于2019年NBA事件(中国NBA球迷对当时的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Twitter上发布涉港的不当言论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暂停播出NBA比赛的反应强烈,但NBA比赛仅在15个月后就再次回到中国电视萤屏。)那般。然而,这类事件只是突出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市场(与许多其他市场一样)存在着企业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理解和仔细考量的「红线」。

对企业高管来说,「客户至上」的重要性是做生意的基本宗旨。如今,地缘政治已经渗透到商业领域的方方面面,首席执行官需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有更清晰的思路。任何违背基本宗旨的决定都必须面对其利弊之间的明确权衡。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商业的本质上来。在中国胜出的品牌是那些了解消费者快速发展的需求,能够预见并正确解读中国政府政策,以及了解技术发展将如何影响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品牌。

尤为重要的是,企业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与目标消费者进行沟通,且与不断发展的消费需求和技术变革相适应。具备数字化思维和方法愈来愈成为关键的决胜之道。在这方面,不少外国企业往往落后于本土企业,他们必须更接近市场的脉搏,以避免他们自己在各方面的落后。

最终,在中国获胜的品牌将愈来愈多的是那些做到能够最大量符合成功关键因素,同时确保不越过中国消费者红线的品牌。这是基于企业在中国的能力,而在这方面公司的领导层有重要作用。归根究柢,品牌是国外的的还是本地的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Quote of Today】April 16th

China provides a massive platform for companies to innovate and compete. New and creative corporate relationships are being created for gain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ompetition will breed the best and the best will become even better.

灼见名家 | 中国的社交电商:源于微信朋友圈的百亿市场

文 | 谢祖墀 胡瑞淇 林君倩

2021-04-14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与高风咨询高级顾问胡瑞淇、林君倩共同撰写的高风观点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14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名为Social Commerce in China: From Humble WeChat Posts to a Multibillion-Dollar Market, 此为中译本。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消费品领域中,社交电商作为电商行业的一个细分品类已经变得愈来愈流行。据统计,2020年中国电商销售总额中约有11.6%是通过社交电商完成的,而全国约有30.6%的人会通过社交电商来购物。

社交电商自微信开始普及之后就开始高速发展,随着智能手机、4G网络、物联网(IoT)等关键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交电商也加快在互联网用户中的普及率。

而今,随着社交电商逐渐成为许多企业获客的主流渠道之一,熟悉并掌握社交电商的打法已经成为许多公司制胜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那些专注于消费产品的公司。

什么是社交电商?

社交电商往往通过信息的分享来推广产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依靠社交网络来传播产品信息。潜在消费者接收到推广信息后可能会因为信任信息的分享者而选择购买产品或服务,该类型的领先企业包括微信和拼多多。

微信是中国市场上最早的社交电商平台之一,2019年通过微信交易的总交易额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200亿美元)。使用微信的买家与卖家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例如照顾家庭的母亲。在微信平台上售卖的大多是保质期较长的产品,例如护肤品和尿布。部分中国消费者会对这些产品的质量和货源的可靠性表示担忧,但微信上更优惠的价格和对熟人的信任促使他们进行购买。

拼多多则建立了一个以社交为中心的大型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与朋友共享商家信息,从而获得可观的折扣。拼多多的许多用户对价格都非常敏感,愿意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如此的营销策略、低廉的价格和高度个性化的促销是拼多多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二类的社交电商依赖于在特定领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KOL(意见领袖)。用户基于对KOL的信任来购买商品,小红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小红书最开始是一个小型的在线社群,年轻的消费者会在小红书上积极分享购物技巧和产品评价。而后,其慢慢成长为重要的KOL营销平台。由于小红书的用户群体是年轻的女性,因此平台上宣传的产品主要是化妆品、旅游热点和网红饭店。公司通常会与KOL合作,通过KOL向其粉丝发布促销信息。小红书和KOL之间以及KOL和他们的粉丝之间的高度黏性是小红书成功的关键。

影片平台间的竞争

随着KOL成为影片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为诸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之类的影片平台上带来社交电商收入的激增。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消费者愈来愈多地通过网络进行购物,带来了新一代社交电商消费者的崛起。

抖音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影片分享社交软件。它结合了直播和KOL的影响力,通过社交影响力来推广产品。连续创业者罗永浩在离开坚果手机团队后,在他的抖音直播首场表演的3个小时内,就卖出了价值1.1亿元人民币(折合1600万美元)的产品,涵盖从小米智能手提、吉列剃须刀到食品、饮料以及美容产品的多种产品。

快手,作为抖音的主要竞争对手与抖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通过直播和KOL来做社交电商。但是,这两个平台的受众人群却大不相同。抖音的用户主要来自一线及超一线城市,而快手的用户通常来自三四线城市。因此,快手的用户对品牌的关注度更低,他们常常会因为对于快手社群里「老铁」们的信任而购买商品。

哔哩哔哩,俗称B站,同样作为一个影片分享社区,专注于长影片,而不是短影片和直播。它在Z世代中非常受欢迎,并且吸引了很多用户。自成立以来,其影片内容聚焦在”ACG”(Animation、Comic、Game,即动画、漫画、游戏),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许多其他平台上的KOL(例如抖音)现在也在向哔哩哔哩迁移,使得其用户基础更加多元化。它独特的会员项目有助于在其用户之间营造一种社区感。根据哔哩哔哩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它的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会员和订阅服务、游戏和广告服务,而电子商务服务仅占其总收入的19%。然而,公司已经意识到社交电商的潜力,它的电子商务收入正在迅速增长。

如何运用社交电商?

随着愈来愈多的公司调整其业务战略发展社交电商,公司应意识到有效利用社交电商的关键方法。他们可以通过品牌拟人化,仔细选择正确的渠道来分享品牌信息,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行为来参与其中。

通过品牌拟人化,公司可以创建与其个性特征高度相关的品牌形象,从而使目标消费者更加熟悉该品牌。品牌与客户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也将提高客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中国轻口味白酒品牌江小白通过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朋友,使他们与品牌产生情感和体验上的共鸣。江小白还利用其在社交电商的个性化品牌形象,以年轻人的形像传达信息,让年轻的消费者们同品牌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此外,由于不同的社交电商平台通常有不同的目标受众,因此公司应根据其产品和品牌形象选择合适的社交电商平台。例如,完美日记作为一个面向年轻消费者的中国化妆品品牌,选择在微信、小红书和哔哩哔哩上推广其产品,并针对每个平台的受众使用不同的策略。

最后,公司应持续关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以保持适应消费者变化的能力。在直播带货中,淘宝曾经是老牌公司,但是随着诸如抖音和快手之类的影片平台加入直播的战局,现在淘宝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来自临近行业的玩家也正在关注这个巨大的机会。另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正计划加强自己的直播平台。同时,影片平台也希望增强对电子商务交易的控制,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闭环交易系统来拜托电子商务巨头影响。在社交商务平台上使用KOL的品牌应同时构建自己的内部内容(内容商务),以在多个平台上使用。

社交电商的启示

中国的消费者需求、社交媒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品牌将继续相互影响。作为这些因素之间的关键联系,社交电商将继续变得愈来愈重要。

社交电商已成为争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许多外资跨国公司现在都在努力在其中发力。这就要求它们的首席营销官能灵活掌控全局,包括自己品牌的产品和定位、目标受众以及对KOL和社交商务平台的谨慎使用。他们应该与在中国广告领域有丰富经验的本地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利用社交电商。

进入社交电商将为品牌产生大量的新用户数据,这将需要新的数据管理功能,需要考虑如何保护这些数据并在法律与道德框架范围内合理利用。

社交电商的兴起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将社交纳入中国商业模式的重要性。这不仅适用于社交电商中常见的快速消费品品牌。中国电动汽车品牌蔚来也成功创建了一个「蔚来社区」,以吸引用户并提高他们的忠诚度。

另一方面,与任何快速发展的商业模式一样,社交电商(尤其是直播)也面临问题和挑战。消费者担心劣质产品和误导性广告。最近,中国的监管机构已加强了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性的把控,并发布了指南,以帮助该行业获得更可持续、更健康的发展。尽管监管仍需赶上创新的步伐,但两者都将在中国持续发展。

【Quote of Today】April 15th

“I would compare the new auto landscape in China with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 multitude of players each looking out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and dominance over others. As such, a burst of new strategies, most notably the no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lliances” (合纵连橫 )emerged and was widely practiced. It was also a period of profilc thought leadership on different ideas and philosophies, laying the thought foundation for China for many millennia to come.

Collaborations and competition in an intensively disruptive environment on top of the world’s largest platform, aided by a highly effective governance model. The conditions for an outburst of more innovations, corporate formations and new basi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re in place.”

China Daily | Auto Industry Gets Smart, Adapts to Market Changes

By Edward Tse and Bill Russo

2021-04-14

Gao Feng Advisory CEO Dr. Edward Tse’s article entitled, “Auto Industry Gets Smart, Adapts to Market Changes” (co-authored with Bill Russo) was published on China Daily on 14th April. Dr. Tse said China’s auto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disruptive era with plenty of players joining the new game. New corporate relationships are being formed creating new collaborations but also competition. This will lead to emergence of stronger players and will weed out marginal ones.

While auto sales in China suffered a significant drop of 42.4 percen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they have steadily rebounded and, in 2020, exceeded 25 million units, accounting for 33 percent of the world’s auto sal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 priority for the country. In Septembe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e plan to have the country’s CO2 emissions peak before 2030, and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wo months later,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also announced a 15-year (2021-35)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setting clear targets for penetr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to achieve 20 percent by 2025, 40 percent by 2030, and more than 50 percent by 2035.Major government incentives include tax exemptions and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s.

As a result, new energy vehicles accounted for 5.4 percent of total auto sales in China last year and are expected to grow to 6.9 percent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Vehicles are now considered to be the next big thing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o intelligent connectivity is becoming standard in today’s vehicles.

Along the way, China’s auto industry is also rapidly commercializing self-driving vehicle technology. L4(a high degree of driving automation) robo-taxi trials are already taking place in a number of Chinese cities, including Shanghai, Guangzhou, Nanjing and Changsha.

L4 autonomous vehicles are also being used for the movement of goods. In July, Chinese automaker SAIC announced its quasi-commercial operation of a self-developed “5G plus L4” smart heavy truck at Yangshan Port in Shanghai. Chinese tech giants like JD.com, Alibaba and Meituan are all experimenting with unmanned last-mile delive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relaxed its requirement for ownership by foreig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Previously, they could only operate in China through 50/50 joint ventures with local Chinese partners, but now they can have full ownership. Tesla entered China through a wholly owned operation based in Shanghai, and Volkswagen restructured its joint venture with Jianghuai Automobile Group Corp to have 75 percent ownership.

Investments are ramping up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In 2020,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 the nation’s automobile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 reached $8.6 billion, predominantly in new energy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Attracted by the upward exponential growth potential of this industry, new play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are entering the market.

For example, Internet giant Baidu has set up a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carmaker Geely, which recently buil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mart vehicles.

In addition, Xiaomi,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smartphone maker, has announced it will set up a new business aimed at making electric cars that will be led by the company’s CEO, Lei Jun, with $10 billion of investmen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Startups are popping up along the entire value chain of the auto industry. Horizon Robotics, a 5-year-old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aims to raise more than $700 million in its series C round. The new capital injection will be use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next-generation L4 and L5(full driving automation) autonomous chips. Neolix, a self-driving logistics startup based in Beijing, is chasing after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autonomous vehicle market and says it has sold more than 200 vehicles to such customers as Huawei, Alibaba and JD, with the vehicles deployed in 20cities throughout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ncumbent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repositioning themselv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new game.

In October 2018, Daimler’s mobility service and Geely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of a joint venture to provide a premium ride-hailing service called StarRides. The service, which was launched in December 2019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now covers the majority of China’s metropolises and popular travel destinations.

As one of the biggest domestic players in China, Geely is aiming to become a full-range transportation solutions provider through self-built capabilities and partnerships. Over the past decade, Geely has launched Lynk& Co (a connected car bran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mobility services), Polestar (a premium electric vehicle brand that uses a subscription model), Caocao (a new energy vehicle ride-hailing platform), and has acquired Volvo Cars, London Taxi Co, Terrafugia (the first flying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and has signed strategic agreements with Baidu, Tencent, Foxconn and Daimler to provide vehicle-related services.

In the past, the dominant form of corporate structure in China’s auto industry was joint ventur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nies. Going forward, a plethora of new corporate relationships will surface, ranging from wholly owned operations to various types of joint and corporate ventures.

Demand and supply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oversupply will emerge, at least in certain segments. More rigorous customer demand might increasingly emerge, new policies reshaping the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and hyper-intensive competition will manifest.

To this end, past success won’t be a guarantee for future success. Some companies will end up being marginalized and perhaps be squeezed out of the picture. The winning companies will be the ones that can learn, adapt and strengthen along the way.

Caixin | Can Foreign Brands Still Survive in the Chinese Market?

By Edward Tse

2021-04-09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ixin Global on April 9, 2021.

The recent row over Xinjiang cotton has caused much debate and discussion on whether this controversy constitutes an opportunity for local Chinese brands in apparel and sportswear to capitalize on the situation as Chinese consumers boycott foreign brands like H&M, Nike and others.

Some observer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consumers are shunning foreign brands due to nationalistic inclinations, and so local brands now have the upper hand.

Some say foreign brands don’t have a chance in China anymore. They should get out soon. So, do foreign brands have a future in China?

In apparel and sportswear, as in other consumer product categories, competition in China has been fierce for some time with a wide range of foreign and local brands fighting it out in arguably the world’s most competitive and fastest growing market.

For a long time, foreign brands have led in this competition, especially major players such as Nike and Adidas. However, local brands are catching up over the years,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cent Xinjiang cotton episode has given these local brands a further boost. For example, Li Ning’s share price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urged about 10% on March 25th, while Anta’s rose about 7.8%.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financial report, Anta earned a net profit of $794 million in 2020, surpassing Adidas’ net profit of $504 m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tton episode has certainly given local brands a chance to increase their market share at the expense of foreign brands. But, what’s the real interplay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brands in China? To understand this, we should also look at some other sectors.

In the auto sector, foreign brands, particularly leading German and Japanese brands have traditionally dominated the premium segment. More recently, American brands such as Cadillac and Lincoln have also expanded their presence in this segment.

On the other hand, local brands dominate in the mid-to-lower tier segments, but some foreign brands are also active.

In the electric vehicles sector, U.S. brand Tesla is the front runner, with the Chinese “new force” brands such as Nio, Xpeng, Li Auto and others all trying to get a piece of the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incumbent OEMs, whether foreign or local, are also offering electric vehicles while other players such as internet giants Xiaomi and Baidu, mobility player Didi Chuxing, contract manufacturer Foxconn, and real estate developer Evergrande have all entered the race.

The EV market is sure to become ultra-competitive and, so far there is no clear winner in the auto-and-mobility sector.

In smartphones, local brands Xiaomi, Oppo and Vivo are the market share leaders. Huawei, severely hit by U.S. sanctions on its chips supply, remains popular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despite an appreciable drop in its market share. And Apple is still popular among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at the top end of the market.

In the cosmetics sector, Western brands such as Guerlain, Chanel, and Lancome have dominated the premium and luxury segments for years, accounting for about 50% of the total cosmetics market. Japanese brands such as Shiseido and Korean brands such as Sulwhasoo and Whoo are also quite popular in the middle segment. In the mid-to-lower tier segments, local brands, including Pechoin, Perfect Diary, and Herborist have registered huge growth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a joint report issued by Tencent and Kantar released in May 2019, local cosmetics products accounted for 56% of the market in the mid-to-lower tier segments.

In the appliances sector, Chinese brands now dominate the market. Leading brands include Midea, Gree and Haier, all local. However, foreign brand Dyson has carved its own niche position given its innovative image and great reputation in China.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hinese brands have taken large strides over the years. Incumbent players in general have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while new players have emerged all over, with some dropping out along the way but some growing into major competitors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have increasingly shed the image of being of low quality and cheap, and have built their respective brand positions.

Surveys such as the Prophet Brand Relevance Index have shown that over the years there has been a marked shift in consumer preference for local brands over global brands. In the 2019 Prophet Brand Relevance Index, seven of the top 10 relevant brands are local whereas a decade ago, the top 10 would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if not entirely, foreign brands.

Chinese consumers are also evolving. As their incomes increase, they are becoming more health, lifestyle and quality conscious, especially those who reside in upper-tier cities. They have also become more confident and more knowledgeable across the board as access to the world has become easier.

For brands to connect with their target consumers, their go-to-market techniques are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critical as Chinese consumers are becoming more digital savvy. Social commerce, for inst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connect.

To this end, Chinese brands are often leading the trend as these brand operators are often closer to the dynamism of Chinese consumers. Foreign brands, on the other hand, typically tend to play catch-up.

Pundits have long asserted that nationalis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consumers’ brand preferences. There is possibly some truth in that, but to assume that it is the only, or the predomin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brands is overly simplistic. However, this has often been used by failing foreign brand managers as an excuse for losing out to local brands.

The impact of the Xinjiang cotton episode will likely evolve over ti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at of the NBA episode in 2019. (Chinese NBA fans reacted strongly to the then Houston Rockets General Manager Daryl Morey’s tweet on Hong Kong’s politics and China’s CCTV suspended broadcasts of NBA games which returned to the Chinese TV screens only after about 15 months). However, incidents of this kind simply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red lin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s in many other markets) that companies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carefully take into account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mpany executive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utting the customers first,” a basic tenet to doing business. As geopolitics have seeped into all business sectors these days, CEOs need to have sharper clarity of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y compromise with the basic tenet must be made in face of clear tradeoffs between its pros and cons.

So, we must to go back to the basics of business. Brands who will win in China are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quickly evolving consumer needs, can anticipate and properly interpret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how technology’s evolution would impact both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supply side of the picture.

Importantly, companies need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target consumers in a manner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evolving consumer need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A digital mindset and approach are increasingly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the winners. Foreign companies which are structurally behind the local companies in this regard must figure out an approach that is closer to the real happenings in the market to prevent themselves from losing out on this.

In the end, brands winning in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be those that can tick as many of the relevant boxes in key factors of success as possible while making sure not to cross the Chinese consumers’ red lines. It is a function of the company’s capabilities in the China context, where its leadership plays a major role. Ultimately, whether your brand is foreign or local is probably no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灼见名家 | 新疆棉事件给予外企的启示

文 | 谢祖墀 高艳平

2021-4-7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与高艳平女士共同撰写的文章,此文于2021年4月7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网站。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4月1日刊登于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近日,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零售品牌如H&M、Nike、Adidas、Gap、New Balance、Burberry和 UNIQLO等因为其站队新疆棉涉嫌「强迫劳动」而广为被中国消费者所诟病。

这些公司曾明确表达在新疆棉事件上的立场,表示不会在产品中使用新疆的棉花。而他们发表声明的决策是基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发布的报告,该组织声称致力于在21个国家/地区推广更好的棉花种植和採摘标准。

地缘政治深入渗透商业发展

这一系列事件彻底激怒了中国网民,网民纷纷呼吁要求抵制这些品牌。这些品牌的中国合作伙伴也迅速採取行动,部分企业火速终止了与这些品牌的合作。随著事件进一步的发酵,从知名艺人取消了H & M的代言合同,到大型商场下架H&M广告牌,再到知名电商品牌下架H & M的产品,再到移动手机应用商店下架H & M品牌的应用,中国民众的决心和影响力几乎是压倒性的。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也反响热烈。在微博上,「我支持新疆棉花」的标籤一直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截至3月30日,其点击量已经超过71.1亿。

不同于苹果公司去年在香港抗议期间顺应了中国网民的意愿,删除了警察追踪应用程序,并承认「该应用程序违反了苹果应用商店的规则」的行为,这些零售公司似乎到目前为止对公众的情绪都无动于衷。H&M仅仅是发表声明说 「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消费者」,该事件立场「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很明显,如今的地缘政治已深入渗透到商业的发展。历史上,地缘政治在一些特定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等一直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这些行业中,这些天然资源的质量和地理位置与国家的国家主权息息相关。

但是自从前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实行外交政策以来,特别是对中国实行外交政策以来,地缘政治已成为许多商业的中心舞台。

华为和中兴等科技公司因国家安全原因而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包括商汤科技和大疆科技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因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在「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在敏感技术的出口和转让方面会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

但是,地缘政治影响的不仅仅是科技公司。新疆棉事件表明了服装和运动服等行业也可以陷入这种漩涡。

地缘政治对商业环境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原本情况并不需要那麽複杂,但是外部力量似乎正在推动地缘政治在商业环境中的影响,地缘政治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公司高管正常战略决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公司高管已不能只关注业务运营本身,还需要运用组织的能力来解决日常业务运营之外的问题。

公司高管在做出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之前,应先执行常识性判断。在上述事件下,对新疆地区棉花收割机械化水平的简单调研将有效帮助大型跨国公司的CEO们覈实所谓新疆棉涉嫌「强迫劳动」论断的真实性。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数据,北疆的机械化採收比例已经达到90%,而南疆也到达了40%左右,新疆总体机械化率超过75%。吊诡的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办事处曾发表声明说,他们没有发现新疆採摘棉花时涉及强迫劳动,这与他们总部的立场明显对立。

除了棉花採摘以外,在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说法还存在诸多争议,许多指控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没有根据或涉嫌被操纵。

新疆棉花事件对外企的影响

外国公司的CEO们需要仔细考虑其决策的潜在影响力:中国消费者会产生什麽反应?竞争格局将如何转变,竞争优势是否会向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本地品牌倾斜?该决策或行为会对公司的财务产生什麽影响,包括中国市场与其它市场?

公司的CEO们往往喜欢说:「我们始终把客户放在第一位。」 但是,新疆棉花事件表明,儘管中国消费者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者群体之一,这些CEO们对中国消费者并不严格遵守这一规则。企业领导者并未深思熟虑他们行为背后的意义与潜在影响。

我们并不是在主张外国公司因为对公司的财务影响考虑而必须屈服于中国。我们是在建议公司的CEO们在处理此类至关重要的事情时,应深思熟虑,并牢记商业的基本价值,即将客户价值做为重中之重。任何对于此基本准则的妥协必须要权衡它的利与弊。

CGTN | What Lessons Can Foreign Companies Learn?

What Lessons Can Foreign Companies Learn from Xinjiang Cotton Episode?

By Edward Tse and Gao Yanping

2020-04-01

A recent article authored by Dr. Tse was published by CGTN on April 1, 2021. It was co-authored with Gao Yanping.

Editor’s note: Edward Tse is the founder and CEO of 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 and Gao Yanping is a researcher and a former senior editor of Guancha.cn and a business journalist at Oriental Outlook and Xinhua News Agency.The article reflects the author’s opinions and not necessarily the views of CGTN.

Several multinational retail brands including H&M, Nike, Adidas, Gap, New Balance, Burberry and Uniqlo are being criticized by Chinese consumers over their stance on alleged “forced labor” in China’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se companies have launched statements on their position on Xinjiang’s affairs and would not use Xinjiang’s cotton in their products. The statements were based on a report released by 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claims to promote better standards in cotton farming and practices across 21 countries.

This series of events enraged Chinese netizens who have called for boycotts of these brands. Chinese business partners of the brands have moved quickly to cut ties with them. From popular Chinese celebrities who have called off their endorsement deals to shopping malls taking down H&M’s billboards, to online shopping giants dropping H&M products, to mobile phone app stores removing H&M apps, Chinese responses have been overwhelming. Chinese netizens’ reaction has been contagious on social media. On Weibo, one of China’s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hashtag “I support Xinjiang cotton” has been the top trending topic on Weibo with more than 7.11 billion hits by March 30.

Unlike Apple which removed a police-tracking app during Hong Kong’s protests last year and admitted “the app violated its rules,” these retail companies seem to be indifferent to the public mood so far. H&M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it “respects Chinese consumers as always” and that it “does not represent any political position.”

It’s very clear that today, geopolitics has seeped into businesses big time. Geo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role historically in some industries like oil and gas where the location and quality of resources are intricately tied to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countries.

But since the former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exercis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on China, geopolitics has become the center stage for many businesses.

Tech companies like Huawei and ZTE were sanctioned by the U.S. government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Chinese tech companies includin the likes of SenseTime and DJI were placed on the “Entity List” of the U.S. government as the U.S. believes they pose a national threat. Companies on the “Entity List” are subject to U.S. restrictions in the export and transfer of certain sensitive technologies.

But it’s not only tech companies that are affected by geopolitics. The argument over “forced labor” on Xinjiang cotton-picking shows that industries such as apparel and sportswear can also be sucked into such a swirl.

In a way, this is unfortunate because it does not need to be so complicated but external forces seem to be driving businesses in that direction and it seems like geopolitics has become a part of norm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for company executives. No longer can company executives only focus on business operations per se, they also need to incorporate institutional capabilities to address issues that go beyond day-to-day business operations.

Company executives should exercise common-sense judgment before they make decisions that could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In this case, a simple check on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of cotton harvesting in Xinjiang would cause the CEO of any large multinational company to double-check if the alleged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 is true.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cotton picking in northern Xinjiang is highly mechanized, while southern Xinjiang has raised its mechanization rate to around 40 percent, resulting in an overall mechanization rate of over 75 percent. Paradoxically, BCI’s Shanghai office has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after careful audits, they did not find any use of forced labor in cotton picking in Xinjiang, a position that is contradictory to that of BCI headquarters.

Beyond cotton picking, the claim that “forced labor” is used in Xinjiang is controversial and for many, has not been substantiated. While there are plenty of allegations, there are also plenty who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claims are not substantiated, with the alleged evidence unfounded or manipulated.

Foreign companies’ CEOs need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actions. What reactions would be generated among the Chinese consumers? How would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shift in particular in favor of the local brands, whose competitiveness has been improving anyway? What would be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to the company because of the action taken, not only within the China market, but also outside?

Companies’ CEOs like to say, “We always put our customers first.” However, the Xinjiang cotton episode has shown that many CEOs don’t necessarily abide by that rule with respect to Chinese consumers – argu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umer groups in the world. At least the business leaders haven’t shown they have explicitly and carefully gone through a thought process of making sure they understand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what they do.

We are not advocating that foreign companies must kowtow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to their businesses. We are suggesting that companies’ CEOs should have clarity in their thought processes in matters of such critical importance and to always keep the basic value of any business, which is to put its customer value as a top priority, in mind. Any compromise of that basic tenet must be weighed carefully against the trading off between its pros and cons.

亚布力观点 | 反垄断背后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提升和优化

文 | 谢祖墀

本文是高风咨询谢祖墀博士发表于《亚布力观点》(2021年3月刊)上的文章。在一个游戏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预期中国的企业家们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在这样的框架下企业家精神将继续得到提升与优化。

2021 年1 月31 日,中央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强调,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而在此前的2020 年11 月10 日,中国市场监督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作出细化。

针对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重拳出击,社会上有不少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除了关注事件本身,多家媒体也关注着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人认为,互联网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大”是互联网平台的天然属性,大平台也面临多重竞争约束,尤其是创新带来的影响,因此没有哪个平台能够处于“垄断”状态。

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发酵。在最初对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家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前进的步伐。

当然,创业者良莠不齐,一部分创业者能凭一己之力努力奋斗,但不少人却专走捷径,希望靠快速的方法赚到快钱。对一些人来说,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他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一阶段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却在获得一些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交织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业能够成功实现突破,但另一些企业却只能固步自封。突破成功的企业往往在新机会涌现之前进行跳跃。跳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是机会与能力之比。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企业业务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对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因此从本质来讲,“边界”也是动态的。

自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中国的商业创新进入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创新层出不穷,创业家也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创新的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取得进步,而不确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监管程度和手法。

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特别在创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过发展之际,监管往往是落后的。包括监管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

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在中国也一样。中国的监管往往比较宽松,让创新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因此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之余,合理的监督是将边界在某一个时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

谈及此次反垄断,我们有必要看到,用政府的手调节市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经典案例之一,可以参考1984 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 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

2017 年,欧盟称谷歌滥用了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违反欧盟规定,对其处以24.2 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罚金创下历史记录。2018 年7 月,欧盟再次因谷歌把Android 作为一款工具来强化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其他玩家的竞争和创新能力,对其处予43.4 亿欧元的罚款。

在刚刚过去的2020 年10 月,美国司法部向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互联网巨头通过非法商业操作,扩大自己在搜索和广告市场的主导优势,阻碍竞争和扼杀对手。两个月后,美国48 个州和联邦政府一道向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 发起了两份诉讼,指控其滥用数字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从事反竞争行为。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StakeholderCapitalism)的意识在西方商业社会有所提高。2019 年,近200 家美国企业的CEO 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对于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信奉和执行。

这代表着西方一些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一家企业代表的主要价值观并非只是为它的股东服务而已,还要顾及它的顾客、员工、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者和应当负起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只是这批西方企业家的共同表态而已。在实际情况下,更多的西方企业仍然主要依循着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运作,即为“资本取得较大回报”仍然是主要的企业目的。但毕竟这些企业家愿意一起共同为具有社会责任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发声,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进化。

在经历了40 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理解也有所提升。在2018年12 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提出“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当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并倡导亚布力论坛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导书》。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内还是全新的。从追求商业价值到追求社会价值,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的进步。

在加强监督互联网平台垄断之余,不少人说这代表着中国政府正在打压民营企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与架构存在一些天生的问题,但它也能发挥强大的共生效应。国有企业往往肩负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在超越狭义的项目经济回报的前提下,为中国社会提供如基本建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品;而非国有企业则利用这些公共品发挥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天,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2020 年11 月,习近平主席前往南通市考察,特意走进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这也许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视和期许,什么应该做和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和不可以做。在任何时空中,“企业的业务边界是什么”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不应只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中囯需要的企业家必须在个人、投资者、企业和社会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这样的平衡一部分受到监管的制约,一部分应是来自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准则。

在一个游戏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预期中国的企业家们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继续提升与优化。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后,将会进入一个新时代。

灼见名家 | 从混乱到有序:是弥补「两个香港」之间鸿沟的时候

文 | 谢祖墀2021-03-23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2021年3月23日发表在香港《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英文版于2021年3月13日刊登于CGTN网站,此为中译本。

随着202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香港局势开始稳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暴乱与非法抗议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之久,将整个香港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

3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强调「爱国者治港」 理念,为「一国两制」 方针的长期实施保驾护航。这些新举动意义重大,因为激进分子过去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阻碍了香港立法程序的正常运作,一度让香港陷入差不多「失控」 的境地。

香港暴乱的最基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洪雯博士,香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研究部主管,认为香港其实是由「两个香港」 组成,对此我十分赞同。

精英香港VS 基层香港

长久以来甚至在回归以前,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一直都很严重,而且问题随时间推移愈来愈严重,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香港。

一个是由资本家和专业人士主导的香港,可称为「精英香港」。「精英香港」中的大多数人都从事金融服务业、房地产开发以及高端服务行业,经常出没于中环、金钟及西九等地。依托香港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稳固地位,「精英香港」的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方面一般能有不错的表现。这些人之中和愈来愈多从中国内地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归」。不少是外籍来港人士。

另一个香港则是属于大多数香港人的,可称为「基层香港」。这阶层的人一般从事零售、建筑和低端服务等行业,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并没有什么得到什么明显改善,但同期香港住房价格却大幅飙升,这很大程度上是受「精英香港」的影响。目前香港有许多人还挤在破旧的「劏房」里,生活条件恶劣,许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

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从「精英香港」向下转移。「基层香港」的人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他们大多数是香港本地人,或是靠「单程证」迁入香港的移民后代。当他们看到「精英香港」人士甚至来自中国内地的一些富有人士在香港购买高端房地产时,便迁怒于同「中国大陆」或者他们眼中的利益获得者相关的任何事物。

产业北移,贫富悬殊不减反增

过去8年,中国内地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实现脱贫。然而根据《香港贫穷状况报告》,在香港这个总人数不超过800万的城市,其2019年贫困人口总数却接近150万。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多个。

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香港制造业逐渐「空洞化」。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当时香港大多数的制造业并不是什么高端的制造业,但却是当地人就业的重要渠道。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造业逐渐北移,许多香港人便失去了高质量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由于人为和非人为两方面因素,香港的土地供应长期处于紧缺状态,这也是香港房价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许多香港人发现自己买房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反而「精英香港」小部分人却能买得起香港的高档房产,因此仇视心理逐渐形成。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一直采取「不干预」政策,认为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便能解决任何问题。这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做法,香港的AO政府官员只是简单沿袭了这种方法,并没有根据大环境的变化认真考虑它是否依然有效。

随着《港区国安法》的施行和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香港存在的这些根本问题有机会得到解决。

香港应与大湾区互补共荣

1.香港政府应大胆尝试,通过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开发新的土地来源:发展「棕地」,将郊野公园部分最边缘地区转作住房用地,或者在适当地区的进行合理面积的填海工程等。

2.大湾区能提供更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集群基地供应优势,香港应充分利用大湾区优势。有许多文章已经探讨过这一点,重点大多集中在香港应怎样参与到大湾区的技术和创新发展中来,特别是如何利用香港学府以及高等院校的研发能力。

3.香港需要通过发展洪雯博士所称的「工业2.5」来推动新一轮的发展。利用香港在服务业上的优势,「工业2.5」将服务业与制造业相结合,以及同奢侈时尚、医疗设备和飞机零部件服务等对香港发展举足轻重的行业相结合,从而实现香港服务业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将推动香港经济工业化和多元化的发展,创造更多投资渠道,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4.香港应设立投资基金来助力各种规模企业的发展,香港可单独建立一些投资资金,亦可以通过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建立共同资金。事实上,深圳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资金来扶持大量科技公司的发展,从而将该深圳打造成为一流的科技中心。香港可以通过对被投资公司的扶持,使它们成为香港创新和「再制造」的来源,同时为香港人提供大量新的、有质量的就业机会。

5.香港应探寻一条能实现大资本者与大众之间利益较为平衡的道路。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极端化,导致某些大资本者与政府间的关系过于密切和结构化。这种失衡关系正是导致许多香港问题的根源,应当予以纠正。

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显示出其政府和企业(无论是大企业或小企业、国营或私营企业)间复杂和有技巧的协同发展机制。香港政府要从中汲取经验,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激活整个香港。

从混乱到有序,现在正是弥补「两个香港」间鸿沟的时候。

China Daily | Impact of Innovations by China Continues to Spread

By Edward Tse2021-03-16

On March 16 2021, Dr. Tse’s latest op-ed on China Daily on the latest on China and how MNCs are reflecting upon what China’s innovations mean to them and how they change the fundamental mindset of how global MNCs view the world. To this end, the global businesses are much ahead of politicians and their lobbyists.
During the two sessions in Beijing, the annual gathering of China’s top legislative and political advisory bodies, which concluded on Thursday,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s GDP growth target for this year is “above 6 percent”.In Januar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d predicted that China’s GDP would grow at 8.1 percent this year,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global GDP growth.

Promp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sanctions on core technologies such as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Beijing has committed to building up core technologies within China.

Last year, 227.6 billion yuan ($35.02 billion) was pumped into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 stunning 407 percent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year.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launched hundreds of policies or guidance funds to support the industry’s growth, whil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to the sector more than tripled from 2019.

The auto industry is another example of an industry undergoing major innovations as new energy vehicl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nectivity and mobility as a service are all taking place at the same time. Various trials of autonomous driving are also taking place in cities in China.

In the consumer sector, the internet continues to drive different forms of innovation. Social commerce, for inst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ompanies to meet rising consumer demand and adopt new business models enabled by innovative technology, such as 5G and AI, to offer more customized and interactive services.

China has announced a comprehensive plan to upgrade its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by 2025 via eight priority areas in order to sharpen it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The emphasis 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main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5) and is aimed at fixing its weaknesses in areas such as key components, materials, software and fundamental system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while developing a more innovative, higher value-added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in priority areas.

In Septembe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China will commit to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This is a massive commitment, given China’s scale and historical reliance on fossil fuels. As Xi has called on all other countries to support global sustainability, China is also demonstrating that it is stepping up in addressing an issue that has long been a major challenge for the world.

While China eradicated domestic absolute poverty earlier this year, a herculean effort in its own right, it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reau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nation’s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leveraging a dynamic monitoring and assistance mechanism to prevent people from falling back into poverty. In addition, it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infrastructure in resettlement areas and improve people’s capa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These major steps, plus many others, indicate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its reform and transition, which will in turn generate considerable economic growth.

Certainly, when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China is shining as one of the few bright spots for many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ven though Chinese innovators have begun to show up in significant numbers since the wireless internet became prevalent in China in the late 2000s, most multinationals were still unconvinced until Chinese innovation became a household phenomenon.

Fortunately, most multinationals toda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e overwhelming impact of Chinese innovation, and many of them have begun to internalize how and what they can learn from the Chinese in this regard.

The head for China of a large US industrial company once told me that he thought he came to China to teach, but after some time in China, he recognized he was in China to learn. Another large US client told me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instructed the China team to seek how to leverage Chinese knowledge to help business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MW, for example, has taken its Munich-based Startup Garage program to China in order to gain exposure to new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ification and automation, from a more advanced local ecosystem.

Big multinational businesses are now realizing that running business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requires different patterns, in particular reali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s not a matter of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but simply that different markets have very different contexts.

The insistence on a single path to the final goal is not very helpful. Pluralism naturally exists. To this end,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ue to their experiences in China provide the world with a good reference for how to view the world today.

CGTN | From Chaos to Order

By Edward Tse

2021-03-13

Gao Feng Advisory’s CEO, Dr. Edward Tse’s latest op-ed on CGTN on Hong Kong.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two Hong Kong’s- an “Elite HK” and a “Mass HK.” And there is little trickling down from top to bottom. HK needs to address these deep-rooted issues. It will take some time and won’t be easy but with boldness, skills and commitment, Hong Kong can do it!

Editor’s note: Edward Tse is the founder and CEO of Gao Feng Advisory Company, a glob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firm with roots in Greater China.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and lives in the HKSAR. The article reflects the author’s opinions and not necessarily the views of CGTN.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June 2020,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is finally stabilizing and slowly returning to order. The riots and unlawful protests that have prevailed for over 12 months created major havoc to the entire Hong Kong community.

On March 11,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pproved the decision to improve Hong Kong’s electoral system, enforcing the notion of “patriots governing Hong Kong” which will in turn ensure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se changes were needed as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past had severely hindered the operations of Hong Kong’s legislative process, causing for some time an almost “ungovernable” situation.

What’s the root cause of Hong Kong’s demise?

Wendy Hong, head of research of a large Hong Kong conglomerate group, pointed out that Hong Kong actually consists of “two Hong Kongs.” I agree with her assessment.

For a long time even before the handover, Hong Kong has suffered high levels of income inequality. This situation has become worse over time, resulting in two different Hong Kongs.

One Hong Kong – let’s call it “Elite Hong Kong” – is where Hong Kong’s businesses and professionals ruled. They are mostly in financial services,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high-end services sectors. They roam in Central, Admiralty and West Kowloon. With Hong Kong’s strong position as a regional financial hub, people and businesses engaging in this Hong Kong were doing very well financially. In fact, many of these people are recent returnees of highly educated people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or expatriates.

The other Hong Kong – let’s call it “Mass Hong Kong” – is where most Hong Kongers are and they are prevalent in sectors such as retail, food, construction, low-end services and others. The living standard of people in “Mass Hong Kong” has not improved much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while the general housing prices in Hong Kong have risen significantly in the meantime – thanks to a large part to the “Elite Hong Kong.” Many people in this Hong Kong live in poorly-conditioned sub-divided flats and many young people were disillusioned about their future.

There is little “trickling down” from “Elite Hong Kong.” People in “Mass Hong Kong” feel that they have been left behind. Most of them are local Hong Kongers or descendants of recent “single entry permit” immigrant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When they saw people in “Elite Hong Kong” or even well-off visito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buying high-end properties in Hong Kong, they placed their anger on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at was “mainland” or what they viewed as vested interest groups.

While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lifted 98.99 million poor rural residents out of poverty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Hong Kong has a poverty population of close to 1.5 million as of 2019,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Poverty Situation Report, in a city of population that is less than eight million.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this.

Since the mainland’s opening up over 40 years ago,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has been hollowed out. Even though most of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back then wasn’t really sophisticated, it was a key source of employment for local people. Since then, many people were deprived of decent-quality job opportunities.

The land supply has chronically been limited to both real and man-made reasons. It has been a major reason why the housing prices have gone up so rapidly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lso, the small percentage of people in “Elite Hong Kong” who were able to afford the top-end Hong Kong properties was viewed as villains by many Hong Kongers who saw that home ownership is increasingly out of their reach.

Hong Kong’s government has a long-held approach of non-intervention, believing that market forces by themselves can sort everything out. This is a legacy left behind from the British colonial day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simply inherited that approach without seriously reflect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t as the general context evolved.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now in pla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underway, we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ese fundamental issues.

1.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be much bolder in creating new sources of land supply through “combined punches:” revitalization of “brown land,” including allocating a very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most fringe areas in the parks for housing and a reasonable amount of reclamation in appropriate locations.

2. Hong Kong should leverage the Greater Bay Area which offers much more capacity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upply cluster bases. A lot has been written about this plan already and much of the focus will be on how Hong Kong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area’s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leveraging especially Hong Kong’s capacity in universities and other higher institution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 Hong Kong needs to cultivate new growth through what Wendy Hong calls “Industry 2.5.” Capitalizing on the strengths of Hong Kong’s services industries, “Industry 2.5” transforms the services industries by combining them with manufacturing-based industries, with areas such as luxury fashion, medical devices and aircraft parts services pr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e process will allow great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Hong Kong’s economy, create more varied investment options and provide fresh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4. Hong Kong should build investment funds investing in companies of various sizes. Hong Kong can undertake some of these funds by itself and so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fact, Shenzhen, for example, has been leveraging their own funds to nurture a large number of tech companies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ransforming the city into a leading tech hub. By investing into portfolio companies, these companies can also be a source of innovation and “re-manufacturing” to Hong Kong and a source of employment for Hong Kong people.

5. Hong Kong should find a much better way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the big businesses and the masses. An extreme form of capitalism has been manifesting in Hong Kong for a long time, causing a structural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tain big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imbalance is the root cause of many of Hong Kong’s deep-rooted issues and it should be rectified.

The incredibl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as epitomized b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big and small,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synchronize in a rather sophisticated manner.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should learn from it about what works and evolve itself into an appropriate strategic position that will make the entire Hong Kong work.

From chaos to order, it’s now time to close the divide between the “two Hong Kongs.”

灼见名家 | 美国政府能从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中学到什么?

文 | 谢祖墀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3月3日发表在《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英文版发表于《财新网》。中国的新现实表明,「中国崩溃论」等断论并不是指导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也应该摒弃在过去4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思维、指责和嘲弄的态度。

中国的商业领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跨国公司并非和一些人断言的那样在去年中国疫情最严重之时撤离中国,它们反而加倍在华投资额。事实上,2020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美国却下降了49%,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

近日有关在华跨国企业的数据也反映了类似情况。华南美国商会2021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美国企业计划在华进行再投资并扩大其业务量和市场份额。中国德国商会本月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显示,72%的受访企业有在华追加投资的计划,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曾多次对中国施压,造成中美两国的对峙局面。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放宽市场进入。例如,中国开始开放此前管制比较严格的金融服务业。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已获批在中国设立全资资产管理业务。而且就在二月初,Paypal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外商全资控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规定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和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政策也已经废除。如今,Tesla迅速抓住机会,在上海建立了先进的「超级工厂」。大众汽车将自己与中国本地企业江淮汽车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了75%。

中国创新蕴藏巨大潜力

随着中国加快放松管制的步伐,再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国企业创造力,中国正在孕育出目前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行业。跨国公司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已是高度创新的国家,要想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就必须向中国学习,并创造针对中国市场的最佳的创新方案。

例如,当中国政府鼓励开发新能源汽车时,除了Tesla之外,蔚来汽车、小鹏汽车、以及比亚迪汽车等中国企业同样活跃。此外,连接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也在汽车行业应用,这就要求汽车制造商持续加强创新。为了保持竞争力,目前的大型外资汽车制造商正努力创新,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大众汽车行政总裁Herbert Diess近日表示「中国市场蕴藏巨大的机遇,中国技术也在快速发展。」

在消费品行业,本土企业也在通过社交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向宝洁、联合利华以及欧莱雅等快消品巨头发出挑战。关键意见领袖(KOL)通过抖音、Bilibili、快手等流行应用程序平台同消费者建立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彻底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中国美妆品牌「完美日记」熟练运用KOL,激活各个层级的KOL们(名人、顶级、中端、微级以及关键意见消费者)。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完美日记一跃成为中国电商平台天猫上唯一一家月销售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彩妆品牌。

跨国企业逐渐发现,中国的创新在其它国家地区也蕴藏巨大的潜力。松下洗衣机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开发的杀菌功能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消费者。许多西方零售商正聚力研究淘宝、京东等中国电商领航者的全渠道零售布局和运行模式。

图片
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不仅具有市场规模、利润和供应链等硬实力,也正而成为创新、知识和灵感等软实力的源泉。图为淘宝购物节员工。(亚新社)

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重大转变

美国一家大型工业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曾对我说,起初他以为自己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授知识与经验,但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自己是来中国学习的。另一位美国大客户告诉我,他们的董事会希望中国团队利用中国的知识来促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业务发展。为了让企业在更加先进的本土创新生态环境中接触电动化、自动驾驶等新的创新技术,宝马(BMW)已将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宝马初创车库」转入中国。

这些最新的情况表明,跨国企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不仅具有市场规模、利润和供应链等硬实力,也正而成为创新、知识和灵感等软实力的源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内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通过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反覆适当试验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治理模式是将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高效计划同极具动力的创业企业者阶层互相结合。各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同时助力企业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创业企业者间的黏合剂。

某些外国政府、跨国企业及其游说者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在中国经营所存在的问题,例如,盗窃知识产权、缺乏市场进入、竞争不公平以及缺乏透明度。虽然其中一些可能确实是或曾经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但从大局来讲,这些问题今天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新现实?

跨国企业现在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一根本的转变,中国的发展和韧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内部推动力和治理模式,以及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和世界各国间的互联互通。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中国的游戏来获益,同时加强自身的整体竞争能力。相反,如果他们选择逆其道而行,他们终将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

那么,这对美国新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到现在,美国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意识到,最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对华政策,必须要在和中国竞争的同时,发展某种形式的合作,关键在于如何实践。

在我看来,关键是要认识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一轮又一轮的实质变革。中国的新现实表明,「中国崩溃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的断论并不是指导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也应该摒弃在过去4年间,许多美国决策者以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中国的侵略思维、指责和嘲弄的态度。相反,拜登政府应保持客观的立场,深入了解中国的成功之路和不成功之处,学习中国经验,而不是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美国不能墨守陈规,而要找寻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应该是要由内部改革开始。

灼见名家 | 中国成为外资跨国企业的创新灵感泉源

文 | 谢祖墀

本文是高风咨询CEO谢祖墀博士于2021年2月24日发表在《灼见名家》上的文章。原文于2月8日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外资跨国公司正逐渐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可以赚取利润的市场而已,它也在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新知识与竞争力的新天地。

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首次超过美国拿下世界第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对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骤降49%,下降至1340亿美元。然而,去年中国的FDI却增长了4%,增长至1630亿美元。

一些观察者表示,疫情是导致美国FDI下降的原因,暗示一旦疫情结束,情况便会有所好转。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迅速复苏,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使得外国投资大幅增加。中国也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增幅达到了2.3%。

美国政府各种施压并不会阻断中国经济韧性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曾从多方面向中国施压,使用贸易战、美中技术战、甚至是经济脱钩等手段,将中国多家企业拉入「实体清单」,还威胁要在美国禁用TikTok、微信等类似软件。

然而,这些手段并不足以阻断中国经济的韧性,这种韧性得益于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进行高效的统筹规划,创业阶层充满活力与创新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助力企业(包括初创企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创业者之间的纽带。

中国的二元企业结构进一步提高了这种治理模式的效能。国有企业担负了大部分的社会责任,负责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公共品的执行,为私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发展模式本质为寻求改革开放过程

中国的发展模式虽见成效,但它从本质上来讲是中国不断寻求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验。同时,中国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这些原则是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积极发展的根本。虽然特朗普政府坚持保护主义,但中国仍然继续改革,并对外开放市场。

例如,规定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同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政策已经废除,如今,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特斯拉迅速抓住机会,在上海建立了先进的「超级工厂」。大众汽车将自己与中国本地企业江淮汽车合资企业的股份提高到了75%。据《中国日报》报导,大众汽车CEO Herbert Diess近日曾表示,「外资在中国投资要比中国企业在德国或其它地方投资更容易」 。

改变最大的应该是金融服务业。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已获批在中国设立全资资产管理业务,而先锋领航投资管理公司(Vanguard)也计划将其亚洲区总部迁至上海。本月初,PayPal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外商全资控股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就在上个月,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收购了中国合资伙伴的全部股份,摩根大通(JP Morgan)在去年11月也做出了相同的举措。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创新灵感和学习创新知识的主要泉源,也是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供应链和商业模式扩展方面。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从2019年的0.5%猛增至3.6%,这也佐证了中国供应链所具有的强大韧性。

中国在技术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

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颠覆性技术的推动下,中国的数字创新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影响着各行各业。

例如,在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互联和自动驾驶都在推动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体现在硬件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软件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领域。

这些变革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建设的庞大数字基础设施,这也是国内外从业者们都必须利用的关键杠杆。例如,中国的汽车厂商在互联和智能汽车的设计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内置的V2X功能(即车与外界进行百分百的互联)。

在服务模式上也有不少的创新,丰富了客户体验,提高了资产利用率,增加了用户黏着度,并推动了价值链的转型和变革。

在面向消费者的领域中,社交电商在中国的影响尤为突出。关键意见领袖以文字或视频(比如直播)的方式上展现他们的专业度,以此和他们的关注者建立联系,与消费者进行高效的社会互动。消费者的整体购物体验也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抖音、哔哩哔哩、快手等应用程序在中国成为流行时尚,国内外企业都在追赶创新潮流,以提高销量并建立品牌亲和力。

西方企业开始效仿中国根据中国模式调整商业模式

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公司也开始根据中国模式来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例如有「尼日利亚阿里巴巴」之称的Konga.com,以及韩国一款类似于支付宝的移动支付服务KakaoPay。

如今,就连一些西方企业也在效仿中国。TikTok广受欢迎,促使脸书不止一次试图模仿Tiktok,包括之前已经宣告失败的「Lasso」和最新推出的Instagram Reels。事实上,脸书试图模仿的是Tiktok所采用的「超级应用」商业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并购新的竞争者,并将用户保持在他们的生态系统中,在中国大受欢迎。

外资跨国公司正逐渐意识到,中国不仅仅只是一个可以赚取利润的市场而已,它也在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新知识与竞争力的新天地。

无论美国的FDI将何去何从,除非有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中国的FDI应该会持续增长。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Foreign Multinationals in China

By Edward Tse

February 16, 2021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ixin Global on February 16, 2021.

Significant and fundamental changes are happening in the business sphere in China. Instead of leaving China as some asserted at the peak of the pandemic in China last year, multination corporations (MNCs) are doubling down in China. In fac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20 rose by 4%, while in the U.S., it declined 49%, making 2020 the first year China has overtaken the U.S. as the top foreign investment destination.

Recent data from MNCs in China echoes similar sentiments.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 China’s 2021 studies showed that over 70% of US companies surveyed have budgeted to reinvest and expand their businesses and market share in China this year. In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released this month by the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72% of respondents are also planning further investments in China.

Despite the pressure applied throughout the Trump era from the U.S. causing major antagonism towards China, China has continued on a path to reform and open up market access to foreign companies. For example, China has started to open up the previously rather restricted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BlackRock has approval to set up a wholly-owned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in China and earlier this month, PayPal became the first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with 100% foreign ownership in China.

China has also abandoned the policy requiring foreign automakers to form 50-50 joint ventures with local companies. Tesla quickly took advantage of this change and built its state-of-the-art “gigafactory” in Shanghai, while Volkswagen raised its stake in its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partner JAC Motors to 75%.

With China accelerating deregulation, the size of its market coupled with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ingenuity of local enterprises are generating what’s possibly the world’s most competitive sectors at this moment. MNCs have largely awakened to the fact that China is innovative and for them to compete effectively, they will need to learn from China and create the best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the China market.

For example,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sh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Tesla is just one competitor, other Chinese players such as Nio, Xpeng, and BYD are also active in the same space.

Furthermore, connectivity and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ies are all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vehicles, requiring automakers to consistently and continuously to innovate. In order to remain competitive, large incumbent foreign automakers are trying to innovate, but also adopt China-specific products and service models. Herbert Diess, CEO of Volkswagen, recently said “China is a huge opportunity. China is also technologically advancing fast.”

In the consumer sector, local companies are also challenging the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giants like Procter and Gamble, Unilever and L’Oreal with innovations in areas such as social commerce. The use of key opinion leaders (KOLs) has revolutionized the entire shopping experience by creating powerful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consumers through popular apps including Douy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Billibilli and Kuaishou. Chinese beauty brand Perfect Diary has mastered the use of KOLs, activating the entire spectrum of KOLs (celebrity, top-tier, mid-tier, micro and key opinion consumers). From January 2019 to September 2020, Perfect Diary was the only color cosmetics brand on leading Chinese e-commerce platform Tmall, to achieve over 100 million yuan ($15.4 million) in monthly sales.

MNCs are increasingly finding that innovations developed in China have further potential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hen Panasonic developed a sterilization function for their washing machines specifically targeted for Chinese consumers, the same function was adapted to refrigerators for Japan’s consumers. Many Western retailers are now actively studying the omni-channel constructs and fulfillment models of local e-commerce pioneers like Taobao and JD.com.

The China head of a large U.S. industrial company once told me he thought he came to China to teach but after some time, he recognized he was in China to learn. Another large U.S. client told me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instructed the China team to seek how to leverage the China knowledge to help business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MW has taken its Munich-based Startup Garage program to China in order to gain exposure to new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ification and automation, from a more advanced local ecosystem.

These latest views indicate a material change in the MNCs’ perspective on China. China isn’t just about a source of hard power (market size, profit and supply chain), it’s also becoming a source of soft power (innovation, knowledge and inspiration). This is due to China’s innate capabilities built by rigorous experimentations via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approach — a combination of efficient top down planning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ongside an incredibly dynamic entrepreneur class. Local governments help provide the glue between these two as they imple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ies while supporting businesses to grow.

MNCs and their lobbyists have long complained about problems with operating in China, e.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lack of market access, unfair competition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While perhaps some of these might indeed be — or have been — problems, in the larger scheme of things, they are no longer the defining factors.

MNCs are now coming to realize this fundamental shift, that China’s growth and resilience have been driven largely by an internally-driven momentum and governance approach, aided by its connectivity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MNCs can benefit by being a part of the game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own overal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r end up being marginalized if they choose not to participate.

So, what does this mean to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team? By now, people should realize that some form of collaboration while competing with China would generate the best return. The big question is how.

I believe the key is to accept that China has gone through rounds of material changes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e new reality renders the assertions of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and the “Thucydides Trap” not helpful as policy guidelines. The Joe Biden team should also get out of the aggressor mentality and the blame or mockery mindset that have plagued many U.S. policymakers and influencers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Instead, a better approach would be to develop an objective view an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y China works, or doesn’t, and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s, not simply brush aside everything that China has done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U.S. shouldn’t just follow the old game book. It needs to find a new game, but that new game should probably start from within.

观察者网 | 反垄断背后,如何理解中国高速发展的政商逻辑

文 | 谢祖墀

本文是高风咨询谢祖墀博士于2021年2月9日发表在《观察者网》上的文章。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继续提升与优化,而这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后,将会进入的一个新时代。

1月31日,中央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强调,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此前的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督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作出细化,次月末便对美团、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同时,阿里巴巴亦因为收购银泰违反《反垄断法》遭受顶格50万元处罚,而美团、拼多多等布局社区团购公司,更是在行业将将兴起之时,迎来市场监督总局的“九不得”。

针对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重拳出击,社会上有不少观点:

一种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

同时,互联网上亦出现了许多针对马云个人的评论,甚至有人隔空喊话“马云和马云们需要带领自己的企业大力创新,让科技普惠国人,而不是只想着花心思赚那些简单的钱。”

除了关注于事件本身,多家媒体亦关注于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人认为,互联网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大”是互联网平台的天然属性,大平台也面临多重竞争约束,尤其是创新带来的影响,因此没有哪个平台能够处于“垄断”状态。

同时,某些西方观察者亦指出在反垄断法的背后是国家政府的强力控制:“相比欧美,中国有强力政府,可以与科技巨头对抗,甚至让他们公开道歉、‘自我整顿’等。政府要显示出自己才是最大的玩家,科技巨头们则相形见绌。”

中国企业家:在突破边界中不断成长

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发酵。在最初基本上缺乏对民营企业有任何监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家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前进的步伐。

当然,创业家之中良莠不齐,一部分能凭一己之力努力奋斗,但不少却是专走捷径,希望能靠快速的方法来赚到快钱。对一些人来说,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他们亦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一阶段的成果。而一些人却在获得一点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环境中交织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业能够成功地实现突破,但另一些却只能固步自封。成功突破的企业往往在新机会涌现之前进行跳跃。跳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是机会与能力之比。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企业业务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对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因此边界从本质来讲也是动态的。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多次进行连续跳跃的公司。当美国ebay公司来中国开拓C2C业务时,当时的阿里还只是一家B2B公司。但机会来临之际,阿里毅然跳跃进入C2C领域,与ebay进行激烈竞争,最后胜出,并奠定它在电商的地位。

当电商遇到在线支付难题的时候,阿里就做了支付宝,开始收集大数据,并从支付宝进入了财富管理领域。当做电商遇到物流瓶颈的时候,阿里就联合物流公司成立菜鸟网络,并入股了一些其他物流公司。

阿里还跳跃进了互联网的其他领域,从大数据(支付宝、菜鸟网络)、云计算(阿里云)、新零售(盒马鲜生)、生活服务(饿了么)、到金融科技(蚂蚁金服)等。通过多次迭代和跳跃,阿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和具有相当创新能力。

雷军领导的小米也经历了透过连续跳跃的战略调整过程。对雷军个人来说,原来金山软件是他的核心业务。在卖掉金山之后,他成立了小米,跳跃进入智能手机业务。当时,他的核心业务是智能手机,边缘业务是互联网服务。逐渐地,互联网服务的收入超过手机硬件的收入,成为小米新的核心。同时他又跳跃进入新的业务包括消费类IoT物联网平台和新零售等,今天小米的IoT物联网平台也逐渐成为它举足轻重的核心业务。

那么,对企业家来说,在任何一个时空中,是不是有一个合理的边界存在?

2017年,美团王兴和携程梁建章的争论成为当时商界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争论是以往许多类似讨论的延续,也吸引了一些企业家、学者的参与。王兴的观点是,企业不应太多受限于边界,应借助多业务发展和整合来释放更多红利。梁建章的观点则是多元化不利于创新,中国企业更应考虑专业而非多元化发展。

王兴非常推崇一本名为《有限与无限的游戏》(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的书。有限的游戏以游戏的终结为目的,旨在以参与者的胜利终结一场比赛;而无限的游戏是有限游戏的延伸,没有终结,游戏本身就是对边界的不断探索。王兴认为商业也是一个无限游戏,这种观点事实上亦代表着不少中国企业家的看法。

宽松监管促成了新兴行业的创新

自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中国的商业创新进入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创新层出不穷,创业家同时亦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创新的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取得进步,而这不确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监管程度和手法。

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特别在创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过发展之际,监管往往是落后的。没有人,包括监管者,能够准确预测未来。

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在中国亦一样。在中国事实上监管往往比较宽松,让创新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因此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之余,合理的监督是将边界在某时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

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就是国家为民间创新力量让步的一个好例子。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出现之前,成立于2002年的银联一直是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支付卡的惟一交易清算组织。2005年左右,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发展,支付宝、财付通等相继出现,但直到2011年它们才拿到了首批“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正规军”。

这中间的6年,国家并没有对支付宝等侵蚀国有银行支付业务利润的公司加以太多限制,相反,在经过多方博弈后授予其正当竞争的地位。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民间支付力量的发展,2013年央行宣布废止5个联网通用文件,标志着对银联的政策保护已经彻底取消,而数字支付行业的竞争,随着同年微信支付的加入日渐饱和。

社会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成长

反垄断,用政府的手调节市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经典案例之一可说是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

2017年欧盟称谷歌滥用了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违反欧盟规定,对其处以24.2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罚金创下历史记录。次年7月,欧盟再次因谷歌把Android作为一款工具来强化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其他玩家的竞争和创新能力对其处予43.4亿欧元的罚款。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向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互联网巨头通过非法商业操作,扩大自己在搜索和广告市场的主导优势,阻碍竞争和扼杀对手。两个月后,美国48个州和联邦政府一道向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发起了两份诉讼,指控其滥用数字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从事反竞争行为。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意识在西方商业社会有所提高。2019年,近200家美国企业的CEO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对于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信奉和执行。

这代表着西方一些的企业家们已经意识到,一家企业代表的主要价值观并非只是为它的股东服务而已,还要顾及它的顾客、员工、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者和应当负起的社会责任。

当然,这只是这批西方企业家的共同表态而已,在实际情况下,西方企业们仍然主要依循着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运作,亦即为资本取得较大回报仍然是主要的企业目的。但毕竟,这些企业家愿意一起共同为具有社会责任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发声,是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进化。

在经历了4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理解亦有所提升。于2018年12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王梓木提出“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当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并倡导亚布力论坛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导书》。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内还是全新的。从追求商业价值到追求社会价值,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的进步。

社会对正常监管存在误读

尽管东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貌似朝向相同方向发展,但它们所处于的环境却存在本质上的重要差异。在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的力量极强,资本与政治的利益往往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相反,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尽管企业家在个体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社会对于集体利益亦有相当大的期许。在个体与集体利益的比较之间,企业家们必须取得适当的平衡。

在加强监督互联网平台垄断之余,不少人说这是代表着中国政府正在打压民营企业。我不同意这看法。

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与架构存在一些天生的问题,但它同时亦能发挥强大的共生效应。国企往往肩负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在超越狭义的项目经济回报的前提下,为中国社会提供如基本建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品。而非国有企业则利用这些公共品发挥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天,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去年11月,习近平前往南通市考察,特意走进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习近平强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这也许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视和期许,什么应该做和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和不可以做,在任何时空中,企业的业务边界是什么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不应只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中囯需要的企业家必须在个人、投资者、企业和社会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这样的平衡一部分受到监管的制约,一部分应是来自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准则。

在一个游戏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预期中国的企业家们将更可发挥他们的能力,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

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继续提升与优化,而这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后,将会进入的一个新时代。

注:本文图片均来自《观察者网》

SCMP | Land of Inspiration

By Edward Tse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ith title “How China Became a Land of Inspiration and Innovation for Foreign Investors” on February 8,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Last year marked the first year in which China took the position of top foreign investment destin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Uncta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US fell to US$134 billion in 2020, a decline of 49 per cent. Meanwhile, FDI in China rose by 4 per cent to US$163 billion.

Some observers have said the drop of FDI in the US was because of Covid-19, implying it would rebound as soon as the pandemic stabil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newal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ided by its quick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has helped foreign investment soar. China was the only major economy that managed to grow in 2020, expanding by 2.3 per cent.

Under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US pressured China on multiple fronts: the trade war, the US-China technology divide, threats of economic decoupling, attempts to ban TikTok and WeChat, and more. However, these measures were not enough to deter the resilient Chinese economy.

This resilience is a result of China’s governance model, combining efficient top-down planning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 class. Local governments provide a glue between these two as they imple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is further buttressed by China’s dual-enterprise structu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ear much so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ing major initiatives such as ke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hich provide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private enterprises can innovate and grow.

This development approach is experimental in nature as China continues to seek ways to reform and deregulate. Simultaneously, China continues to embrace multilateralism and globalisation, both of which underpin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humanity. 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mbraced protectionism, China continues to deregulate and open up market access to foreign companies.

For example, the policy requiring foreign carmakers to form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has been abolished, and they can now form wholly owned operations in China. Tesla took advantage of this change and built its state-of-the-art gigafactory in Shanghai.

In a similar vein, Volkswagen raised its stake in its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partner JAC Motors to 75 per cent. Volkswagen CEO Herbert Diess told China Daily, “For me, it is easier to invest in China than China is allowed to invest in Germany or some other places.”

Perhaps the largest impact has been in financial services. BlackRock has approval to set up a wholly owned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in China, while Vanguard is planning to move its Asia headquarters to Shanghai. Earlier this month, PayPal became the first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with 100 per cent foreign ownership in China. Goldman Sachs has taken full ownership of its Chinese joint venture partner, and JPMorgan did the same last November.

For foreign investors, China has become a destination for inspiration and innovation. It is a key source of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globall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upply chains and business model extensions. China’s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s demonstrated by its impressive 3.6 per cent export growth in 2020, an improvement over 2019’s 0.5 per cent,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s data.

China’s digital innovations are also developing at unprecedented speed, enabled by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hey are affecting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s automotive sector, for example, new energy vehicles, connectivity and autonomous driving are all driving major changes in hardware as well as software and innovations in business models.

Behind this is the vas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building, which is a key aspect that local and foreign players should be leveraging. For example, auto players can leverage the “vehicle to everything” capabilities that are built into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ir design of connected, intelligent vehicles in China.

Similar innovations are emerging in service models, improving customer experience, increasing asset utilisation, generating more customer stickiness and driving transformational changes in value chains. In consumer-facing sectors, social commerce has manifested most prominently in China. Key opinion leaders build connectivity with followers through sharing their expertise in written posts or video formats, creating powerful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consumers.

The entire shopping experience is being revolutionised. Apps such as Douyin, Bilibili and Kuaishou are very popular in China. Foreign and local businesses are catching up on the innovations involved to generate more sales and build brand affinity.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beginning to adapt their business models after the Chinese example. Examples include Konga.com,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Alibaba of Nigeria”, and South Korea’s KakaoPay, a mobile payment service similar to Alipay.

Even Western companies are following suit. The global popularity of TikTok has led to Facebook trying to copy it more than once with the failed Lasso and the new Instagram Reels feature. In fact, it is the entire “super app” business model popularised in China that Facebook is attempting to mimic as it attempts to buy out new competitors and keep users in its ecosystem.

Foreign multinationals are coming to the realisation that China is not simply a market where profit can be made. It is increasingly a place where new knowled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companies can be obtaine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FDI in the US, barring some unforeseen black swan events, FDI in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Perhaps the largest impact has been in financial services. BlackRock has approval to set up a wholly owned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in China, while Vanguard is planning to move its Asia headquarters to Shanghai. Earlier this month, PayPal became the first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 with 100 per cent foreign ownership in China. Goldman Sachs has taken full ownership of its Chinese joint venture partner, and JPMorgan did the same last November.

For foreign investors, China has become a destination for inspiration and innovation. It is a key source of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globall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upply chains and business model extensions. China’s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s demonstrated by its impressive 3.6 per cent export growth in 2020, an improvement over 2019’s 0.5 per cent,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s data.

China’s digital innovations are also developing at unprecedented speed, enabled by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hey are affecting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s automotive sector, for example, new energy vehicles, connectivity and autonomous driving are all driving major changes in hardware as well as software and innovations in business models.

Behind this is the vas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building, which is a key aspect that local and foreign players should be leveraging. For example, auto players can leverage the “vehicle to everything” capabilities that are built into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ir design of connected, intelligent vehicles in China.

Similar innovations are emerging in service models, improving customer experience, increasing asset utilisation, generating more customer stickiness and driving transformational changes in value chains. In consumer-facing sectors, social commerce has manifested most prominently in China. Key opinion leaders build connectivity with followers through sharing their expertise in written posts or video formats, creating powerful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consumers.

The entire shopping experience is being revolutionised. Apps such as Douyin, Bilibili and Kuaishou are very popular in China. Foreign and local businesses are catching up on the innovations involved to generate more sales and build brand affinity.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beginning to adapt their business models after the Chinese example. Examples include Konga.com,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Alibaba of Nigeria”, and South Korea’s KakaoPay, a mobile payment service similar to Alipay.

Even Western companies are following suit. The global popularity of TikTok has led to Facebook trying to copy it more than once with the failed Lasso and the new Instagram Reels feature. In fact, it is the entire “super app” business model popularised in China that Facebook is attempting to mimic as it attempts to buy out new competitors and keep users in its ecosystem.

Foreign multinationals are coming to the realisation that China is not simply a market where profit can be made. It is increasingly a place where new knowled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companies can be obtaine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FDI in the US, barring some unforeseen black swan events, FDI in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